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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共历之幻觉即现实。
——埃里希·弗洛姆，《基督教义分析》
大约在费斯汀格潜伏进入“探路人”内部的同时，社会心理学家所罗门·阿施正在进行有关从众的开创性实验。在他的实验里，阿施要求斯沃斯莫尔学院的一小组学生完成一系列极简单的视觉任务。
在每次实验中，他向学生展示一组三条垂直线，并要求他们判断哪一条与第四条线的长度相同。这很简单，连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都能判断出。（这一点我们俩人是确定的，因为我们在自己的孩子蹒跚学步时就给他们做过这个测试！）
在受试者独立完成任务时，他们总能给出正确答案。但阿施希望观测如果人们处在小组中会出现何种结果，所以他让学生们在一张桌子边围坐在一起，然后测试者举起简单的视觉刺激物，让他们一起宣布答案。然而，受试者并没有意识到，实际上每次测试只有一个真正的受试者；该小组的所有其他成员都是阿施的傀儡，他们接到指令要在实验进行到关键处时给出错误答案。还有一项实验条件也是预先安排好的，即无防备的真正受试者总是被安排在最后给出答案。
因此，在其他所有学生都给出了错误答案后，真正的受试者会面临一个选择：他究竟是该给出明显正确的答案，还是向群体妥协给出错误答案？正如奇科·马克斯在电影《鸭羹》中所说的：“你会相信谁，我还是你自己的眼睛？”
在所罗门·阿施的实验的受试者中，76%的人在面对视觉证据与其他人的错误反应存在明显差异时，实际上会忽略自己的视觉判断，并且会至少重复一次错误答案。平均而言，受试者在大约三分之一的时间中都在顺应大多数人的意见。而在每次实验中，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受试者完全抵制住了群体的力量。
他们为什么会如此？为什么人们会屈从群体并给出他们明知错误的答案？如果你考虑的是“同伴压力”，那你便找到了正确答案。同伴压力（心理学家称之为规范性影响）在促成一致性方面起着关键作用。我们之所以能明确这是造成实验结果的一个因素，是因为当阿施让受试者匿名写下答案而非大声说出答案时，错误答案的频率会降低到几乎为零。
此类型的从众压力通常是由一个人想要融入群体并避免社会不适感及潜在排斥的愿望驱动的，而这种不适感和排斥往往来自反常行为。但这并不是人们顺从的唯一原因。我们进行了类似的实验，在实验中，我们赋予受试者一项更困难的视觉任务，该任务要求他们判断朝向不同方向的两个图形是否相同。在此情形下，答案并非显而易见。在他们观察这些图形几秒钟后，我们会给他们看一个饼状图，该饼状图显示了先前受试者给出的每个答案的比例。
当饼状图中显示多数人的选择是正确的时候，受试者明显会给出更多的正确答案，反之亦然。但事实是，所有的受试者都是在小隔间里的电脑上独立完成实验的，在其中并没有其他人观察他们的反应。他们并不需要屈从以融入群体，但饼状图显示了其他人的判断，他们以此作为信息来源来辅助自己选出答案。这种类型的从众被称作信息影响，其动机是人们在假设他人是良好的信息来源的基础上，希望做出正确的选择。
当不确定该如何行动时，人们往往会向他人寻求如何思考并行动的线索。
在阿施最初的研究中，信息影响并不是其中的一项变量。因为任务非常简单，人们并不需要依赖他人获取信息。但是，就像我们在生活中经常遇到的那样，当任务或情况变得更加困难或模棱两可时，我们会求助于其他人帮我们厘清到底发生了什么。成年人经常劝阻青少年勿屈从于“同伴压力”，告诫他们“直言拒绝”，但对这些青少年而言，许多情况下顺应他人的行为才是明智之举。
如果你认为大体而言，其他人跟你处于同样的情形，那么你在做决定时，赋予他们的偏好与你自己的偏好同等权重是合理的。
例如，想象一下，在独自开启长途旅行之前，你试图在两本有声读物中进行取舍。你对其中一本书有些许偏好，但你知道你的好朋友最近选择了听另一本书（尽管你不知道她听了之后是如何评价的）。在此情形下，假设你的朋友与你处于同一学识水平，那抛一枚硬币来随机选择任意一本读物都是合理的。换言之，无论是选择朋友喜欢的，还是自己喜欢的，你有同样多的理由。也许你的朋友知道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
接下来，假设你有两位密友选择了另一本有声读物。现在支持你选择该读物的比例是2:1，你甚至不需要掷硬币了——你理应选择他们的偏好，而非坚持自己的偏好。此种类型的动力学可能促进行为“连锁反应”（即所谓时尚）的发展，在此类时尚中，对特定音乐家、书籍、服装风格、发型、大学专业或语言表达的偏好会在广大人群中迅速传播。如果你翻阅旧杂志，你会看到无数流行趋势，比如垫肩和喇叭裤，它们流行了一段时间，然后就销声匿迹了，当然它们也可能会再度流行。我们总认为其他人对何种音乐好听、对何种服饰好看等都极富洞察力，如此一来无论我们最初对某事有何想法、印象，通常情形下我们很快都会随波逐流。
这一观点可能会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人们开始偏好新的事物时，旧时尚往往便随之消亡。
随着连锁反应的进行，我们可以假设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放弃自己的学识专业带来的偏好，而将他们的决策建立在其他人做出的决策上。在某种意义上，事实显而易见：我们追求其他人的选择，并不是因为他们的选择更优良，而仅仅因为大多数人都如此选择。
现在，少数人做出的与众不同的选择，可以给我们带来启发，因为他们必定有很好的理由才会做出这样不同寻常的决定。突然间，今日之时尚已寡淡无味，令人疲惫不堪，而你也已经准备好与时俱进，迎接下一件大热事物了！
所以，当我们想融入群体之时，当我们以为他人拥有真知灼见之时，我们会和他们一起随波逐流。我们会从众的第三个原因是我们想要表现出有价值的身份。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讨论的，我们所属的群体有明确表述“我们在此应如何行事”的规范，即定义我们属于特定群体成员的思维、情感和行动模式。我们越认同一个群体，我们就越想通过自己的行为以身作则阐述其规范。
人们有时把从众描述为“传染行为”，这意味着思想和行为会在整个人群中像病毒那样传播，甚至是在整个物种中传播。但传染并不是最好的比喻，因为与大多数病毒不同，从众通常会在群体的边缘结束。它是有边界的，因此我们才更可能遵守群体内的规范，而不是群体外的规范。上述三种从众动机都促成了此种现象。我们更关心的是如何被群体内部成员接受并融入他们。我们经常会认为我们所属的群体比其他群体要更睿智，因此我们所属的群体才是更佳的信息来源。我们想要表达的是我们自己的群体的身份。
事实上，从众现象不仅仅以群体为边界，它甚至可能存在于对立群体中，比如当一个群体中的人选择不做某件事仅仅是因为另一个群体中的人正在做此事，反之亦然。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富人群体或新潮群体中，一旦他们中流行的一种趋势流入大众阶层，他们就会转而推崇不同的风格。不难看出，在高度极化的环境中，如果某些群体只为保持相对于竞争对手的独特性，而受此驱使接受谬误信念或进行自我毁灭，那么这些身份动力学就会导致恶果。你有时可以在社交媒体上观察到这种动态，人们为表明他们抵制某一公司的政治立场，而发布自己烧掉鞋子或毁坏咖啡机的视频。
但是，尽管从众现象有其阴暗面，但它在人类群体中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人类拥有分享思想和信息从而协调彼此行为的能力是我们与其他物种（包括其他灵长类动物）的根本区别。正如认知科学家菲利普·费恩巴赫和史蒂夫·斯洛曼指出的那样：“黑猩猩能够在数字和空间推理类任务上超越幼儿，但它们无法完成需要与他人合作才能实现目标的任务。我们每个人知道的很少，但通过合作，我们可以取得非凡的成就。”
没有一个人能掌握并储存引导世界发展所需的全部知识。与其说知识是我们头脑中的东西，不如说知识是在人与人之间共享的东西。当艾萨克·牛顿写下“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的话，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句话时，他表达了对知识的共有性的感激之情。
若无这种共有性的知识，人类就无法清晰地区分事实与虚构。如果你嘲笑所谓的外星飞船拯救“探路人”，可能只是因为你所属的群体对不明飞行物事件及世界末日预言持怀疑态度。这并不是因为你缺乏社会认同感，而是因为你的信仰与截然不同的群体的信仰是一致的。
虽然与社群团结互助在大多数时候比孤身奋斗好得多，但显然也存在例外。若人们受到江湖骗子、邪教领袖或宣传者的过度影响，他们便可能会误入歧途。可能我们会觉得邪教成员仅是极为例外的一类群体，但其实类似形式的群体心理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政界和企业界。一个群体不需要发展到真正成为邪教的地步，而仅需加大对其成员的压力，要求他们屈从其意志，隔绝其所寻求的信息，使其对自身发展、社会地位产生过度信仰，就会接近歧途。如果对这些动力学不施以有效控制，就会造成经济和人力成本的巨大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