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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警察开枪击毙了25岁的黑人男子卡杰米·鲍威尔，死者有精神疾病史。鲍威尔先生涉嫌在商店里盗窃了两瓶能量饮料和几个甜甜圈，警察赶往现场后对其抓捕，并在不到20秒的时间里向他开了数枪。
这场悲剧发生在距离密苏里州弗格森镇数英里的地方。而就在几天前，另一名黑人男子迈克尔·布朗在弗格森镇被一名警察击中后重伤而亡。两名黑人男子接连因警方暴力执法而死亡，引发了全美反对警察暴力的抗议活动。
警方关于卡杰米·鲍威尔死亡的声明与视频证据不符。据警察局长称，鲍威尔先生“掏出一把刀并高高举起，朝着警察冲过去”，当警察开枪击毙他时，他“距离警察不足一米”。
然而，一段记录该枪击事件的手机视频显示，鲍威尔与警察的距离远不止一米，而且他的双臂似乎垂在身体两侧。
这起案件引发了激烈争论。人们争论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警察使用的武力手段是否合理。在对法医、视频和证人证据进行长时间调查后，圣路易斯巡回检察官詹妮弗·M.乔伊斯的结论是，“因无合理怀疑而放弃针对两位警察的刑事犯罪指控”。她做出不起诉决定符合国家惯例——很少有警察会因其执法导致公民丧命后而受到指控。
警察开始佩戴随身摄像机后，许多人认为这将有助于解决警察与平民百姓互动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其拍摄的影像将客观展示实际发生的事情。人们希望随身摄像机的影像能够使警察和公民承担责任。最后，针对那些令人不安的互动案件将基于确凿证据做出判决。法官和陪审团可以亲眼看到在这些致命遭遇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世界各地数以百计的警局已斥巨资为其警官配备随身摄像机，以期改善警察的执法工作。部分警局随机指派警察穿戴摄像机。结果喜忧参半，也尚不清楚这些摄像机能否减少警察使用暴力的次数或公众投诉警察行为的次数。
另一个问题是，影像本身能否减少刑事司法调查中的偏见，能否让检察官、陪审团和法官获取更真实的信息？
南卡罗来纳大学的法学教授塞思·斯托顿制作了一系列影片，专门研究随身摄像机就评判警民冲突的情况达成共识的有效性。
斯托顿本人曾是警官，他支持让警察佩戴摄像机以帮助认定警民互动事实的倡议。
然而，尽管斯托顿对此寄予厚望，但是人们对他制作的影片的看法不尽相同。大多数人通常都认同这些影片中的警察面临安全威胁。但是，相比于不信任警察的人，那些高度信任警察的人更可能相信警察的生命面临着严重威胁。
与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遭遇一样，这些影片的场景都让人难以做出明确判断。这使得人们对警察的先入之见和看法影响了受试者的判断。就像罗夏墨迹测验一样，他们从影片中看到的往往是他们相信的东西，这影响了他们对警民间冲突的看法。人们对影片中的警察和平民产生的认同感并不一样，并转而引导他们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看待同一冲突。
为了更好地了解身份认同和视觉注意力在此类判断中所起的作用，耶尔·格拉诺特和她的同事在人们观看警察与嫌疑人身体对抗的影片时监测了他们的眼球运动（眼动实验）。
受试者观看了数段45秒关于警民争执的实录影片。在这些影片中，警察是否做出了不道德或暴力的行为，例如在逮捕嫌疑人时是否过度使用武力，是模糊不定的。
在一个片段中，一名警察试图给一名吞下一包毒品并拒捕的嫌疑人戴上手铐。他们发生搏斗，警察将嫌疑人推向警车。该嫌疑人咬了警察的手臂，随后警察击打了嫌疑人的后脑勺。当人们观看影片时，研究人员使用计算机显示器内置的眼动仪“偷偷”观察受试者的视觉注意力。然后，受试者被问及该警察是否应该得到惩罚，以及应受何种程度的惩罚。
尽管观看了同一影片，但受试者的评论却大相径庭，实在令人震惊。与不认同警察但却花更多时间关注影片中警察举动的人相比，那些认同警察并花更多时间在视觉上关注影片中警察的人，更不希望警察受到惩罚。
简而言之，观看影片几乎没有解决不同个体对同一现象有着彼此截然相反的印象这一问题。相反，人们对警察的关注越多，他们对警察是否该受惩罚的看法就越两极分化。通过将注意力转移到警察身上，人们会在大脑中生成一个关于罪责的故事线，这个故事线与他们早已存在的身份相一致。
事实上，身份深度影响了我们想法、理念、理论和语言，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重要的事情上，帮助我们向自己（和他人）解释我们周遭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的身份塑造了我们对社会和现实世界的看法，改变了我们的关注点以及我们对周遭的诠释方式。这种选择性的关注和筛选过程，有助于解释为何人们经历相同的事情，却对发生的事情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值得庆幸的是，针对这些挑战有一些潜在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