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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我作为住院医师在医院值班，遇上一名可爱的老太太前来攀谈。老太太说自己是从戈尔韦来的。一听到我的姓氏，她马上满眼放光，跟我讲了一件我祖父的事。我的祖父来自奥兰莫尔，叫作肖恩·图布里迪，当年就是在戈尔韦拿到了从医资格证。这之后他打算继续实习，最终当上一名全科医生，同时又需要挣点钱，于是成功申请调去康尼马拉偏远沿海地区一处叫作石城口的小地方。当地的高级全科医生正要休年假，需要有人接任。
肖恩在上任前一天晚上来到了诊所，与之前的全科医生交接工作，这时候突然来了一通电话，说是附近一座小岛上有人要找医生，而且要会说爱尔兰话的。我都能想象出当时我祖父那副兴奋模样——在那之前，还没有哪个病人请他乘渡船去家里出诊呢。但是他身旁的当地医生说不在走之前留下没干完的活儿，这回还是他自己出马。我的祖父目送着这位医生和几名船夫一同乘上了一艘古法制作的小破船（当地人称这种船为“海轱辘”），船身是全木质的，顶上覆以皮革。当晚的海潮异常汹涌，我的祖父一整晚也没有等到人回来。过了不久，人们在海岸上发现了全部遇难者的尸体。
靠着老太太的口述，这个因缘巧合的故事终于重见天日。假如当晚出海的是我的祖父，那么这个世界上便不会有我的父亲，也就不会有我和我家的兄弟姐妹了。在值那个夜班之前，我从未听家里人讲起过这件事情。后来我们四处打听，果然找到了这件事的确证，总算可以名正言顺地将其口口相传下去了。巧合的力量有时当真是毋庸置疑的，一件事情你觉得多么不可思议，可是事实就摆在那儿。我那幸免于难的祖父最终成了戈尔韦一带小有名气的全科医生，后来还当选了戈尔韦的地方代表，进了爱尔兰议会。
又过了一些年，我又碰到另一位从康尼马拉来的老年病人跟我讲起一个名叫“图布里迪石”的东西。
我一脸不解地问道：“你说的那是什么？”
“哎呀，原来你不晓得啊？”她凑近了一点，压低声音问道。接着，她笑着说：“你爷爷以前下乡看病，跑到叫不上名字的地方去。我们那儿的人家付不出几个钱，他来了就请他吃点喝点。那时候家家户户都还没通电，电线路灯都没有。有那么几次吧，可能人家给他喝得多了那么一点（此处表达很委婉），他还要回去。我们乡里人就沿着路，把一块一块石头涂成白的，这样一来他才好找得见路。”
我问道：“当时他醉了吗？”
老太太答：“没有那回事。我们那会儿都这么办事的。”
我祖父去世时年仅42岁，据说是死于心脏病发作。我联想起他死里逃生的经历，不禁猜想那次事件或许给他留下了心理上的创伤，使他作为幸存者默默地自责了半辈子。而他日后兢兢业业、过度奔波以及过度饮酒可能也与他的英年早逝脱不了干系。
我父亲在都柏林从事精神病研究多年，他的专长是帮助酗酒的病人。我的祖父去世时父亲才满3岁，我想他在择业时不论有意无意，也许都有顾念到我的祖父吧！
从前每到周末，我的父亲便开车捎上我们几个小孩，还有我们家那只活蹦乱跳的红色爱尔兰蹲猎犬，上各大医院巡诊。我的母亲一天到晚要在家带我们五个小孩，这么做也是为了让她能有几个小时的清闲。车子一到医院停车场停下来，我们就飞奔到医院各个角落疯玩去了。圣加百列医院和天降圣约翰医院有大堆的松果让我们捡，晚上回到家，我们就拿到客厅壁炉里头生火。从家里带去的狗狗则忙着四处赶鸟，搅得整个院子不得安宁。经常我们五个野孩子加上一条狗吵得过分了，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个保安或者修女或者神父叫我们好生安静一会儿。我父亲正在严肃安静的精神科正襟危坐着办公，我们几个却在外头大闹天宫，现在想起来都好笑。
其实，医院楼本身也并不总是一片安详的宝地。等到我大一点的时候，有一次到父亲工作的一所医院里面，亲眼在一片上了锁的病区目睹了医护全员出动、忙得不可开交的状况。想来这对我的父亲来说也是一种折磨——到了周六上午，既要管好自家小崽子和狗，又要全身心应付各种疑难危重的病例。通常一天忙到头了，我就会见到他独自坐到狭小的车里点起烟，一根接一根地抽——去他的五个活宝，去他的狗子！那活脱脱就是《广告狂人》里面的一个镜头。
那个年头没有无线网、移动电话，家里唯一装的就是一台座机，只要它一响，我们全家人都得来劲。有几次病人半夜三更打电话到我们家里来，原因无一例外是因为戒酒不成功，对自己和医生都满腹牢骚，于是趁着酒劲打来电话一通乱吼。最后父亲只好请人把我们家的号码从电话簿上删除。当时的电话铃声多响啊，这一通电话打下来，我们全家都被吵醒了。我那时年纪虽小，却也明白父亲遇到这种事是很受打击的，到了第二天早上，他总是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但我们的生活还是一如既往。
精神病学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可谓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父亲却仍旧坚守着自己的一套老方法。我后来遇到他的一些学生，他们都跟我说我父亲是“老派作风”，也不晓得这是在夸他还是在损他。不过父亲的原则我也明白，无非就是多听病人讲述，听一遍不够再听，两遍不够听三遍。70年代中期还发生了一件大事：《飞越疯人院》这部片子上映了，给全世界观众来了一次不恰当的精神病学启蒙。
看过这部片子的人应该熟悉其中出现的电休克疗法（即俗称的“电击治疗”）。过去的精神病医院碰到重度抑郁患者，一旦喂他吃抗抑郁药不管用了，下一步就会上电击。世界各地的精神病院都是此般做法，在爱尔兰也不例外。电影里杰克·尼科尔森饰演的角色兰德尔·麦克墨菲无端遭受此等酷刑折磨，看完电影的观众在不住打着寒战的同时，也纷纷开始猜测真实的“疯人院”里上演的都是何等情形。在此之后，医院里的护士哪怕稍稍不那么符合甜美清纯的圣母形象，就会有病人肆无忌惮地叫她“拉契特护士长”，也就是电影中蛇蝎心肠的护士角色的名字。
我的父亲也参与实施过电休克疗法，这一点他从来没有瞒过我。而且他向我保证这件事虽然看起来像行刑，实际上远远没有像电影里表现的那样被拿来乱用一气，反而有不少常年受抑郁症困扰的患者只有在接受电击治疗后，病情才得到了缓解。
我的父亲很不愿意在外头和人家谈工作上的事情，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我想可能就是顾忌外人对精神科医生的看法。我记得他自己也说过，在外头只要和别人提起自己是精神科医生，对方没准会觉得你是不是没事就分析周围的人，所以说出来于社交不利。后来我通过亲身体验，发现大众对于神经科医生也有类似的偏见，据此来看，估计近来精神科医生的境遇也没有得到多少提升。既然都少有人能够正眼瞧着治病的医生了，那么患者平日里得到的都是怎样的对待，更是不言自明。想想在一个不那么开明的社会环境里，如果一个人得了什么精神或者心理方面的疾病，那该是一件多么不幸的事啊！一方面你自己都很难开口诉说，另一方面你要是说了，别人可能还觉得你这人意志不坚定，或者纯粹在自寻烦恼。
我有幸见过许多父亲从前收治过的病人，还有一部分病人家属。对于父亲，他们往往充满了溢美之词，因为父亲拯救了他们，或者他们的父母，或者他们的婚姻。还有不少曾经接受过我父亲指导的学生，不管是不是出于师生情谊，也会来向我诉说父亲怎样对他们谆谆教导，他们是如何敬重父亲为人处世的原则，等等。类似的话听来总归是让人舒心的。
当然，我父亲过去的同行中也有不那么待见他的，大概他们也不会专门来我这里说他的不是。大家不伤和气——这件事好是好，可是如果一名医生就此故步自封、自以为已经到达了行业的顶峰，那自然也是愚蠢的，尤其是他自己还处在学习的阶段，这样的态度更不可取。我也遇见过在我父亲或者他的同事那里接受过治疗的病人，多年之后还需要接受治疗。一些还生着病的人听说我是他的前任主治医生的儿子，也要当着我的面发一发对我父亲的牢骚。此时就算明白他们的话不好全部当真，我心里也是不好受的。毕竟他们身上的病魔顽固地肆虐了那么久，我父亲也无能为力，难免会让人生出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随着年龄渐长，我在处理形形色色的医患关系方面也日见成熟，如今的我已经能够体会到诊疗顺利时的喜悦了。具体来说，就是作为医生可以和病患沟通无阻，并能为患者提高一点生活质量——如此就足以称得上完满了。有时候碰到一名患者比较难沟通，可能真的就是因为两个人不对路，那也不能指望所有患者都能和我打成一片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