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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吃了早饭，把车停在丹莱里港口，然后去附近散了步。接下来半天发生的事情我就一丁点儿都想不起来了。”
“每次一来性高潮，我的脑袋就好像炸裂了一样。”
“昨晚我见着圣诞老人了，他在我房间里，就坐着直升机在我头顶上转悠。”
我每听见一桩像这样的奇闻逸事，对于神经科学的热爱就增加一分。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正常人在病情的影响下迈入光怪陆离的世界，叫人不禁感到无限的惊奇——设想一下，也许不久前他们还是与你我一样过着平常生活的老百姓，忽然一下却要面临自身理智的崩塌。
年轻的医生在头一回遇到罕见神经症的诊断时往往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如今的我看在眼里，欣赏之余也会回想起当初的自己。此时我就必须提醒他们（也包括我自己），所谓罕见病症也就如同它字面上所说的——不过是稀奇而已。但不幸在医学领域，一件事物稀奇才能引起关注。特别是在神经学领域，这一点体现得尤其明显。
内森是一名来自加拿大的厨师，他同结婚二十五年的妻子詹妮两人住在都柏林。夫妻二人迁居爱尔兰已有不少年头了，其间还搭档开了一家小餐馆，日子过得无忧无虑。他属于作息很规律的那一类人。早起他和詹妮共进早饭，简单冲一个澡，接着便出门散步。他会将车停在丹莱里的圣麦考医院停车场，下车走大约1英里
到丹莱里港口东边的码头，然后沿着码头直走下去。如此既算作晨练，也算是一个反思前一天工作和琢磨当晚菜谱的机会。
2月的一天清晨，内森一切如常地起床、出门，发觉不对劲是在他回到家以后。
“现在几点？”他问詹妮。
“啊，大概十点半吧。”詹妮答道。
不出一分钟，他又问道：“现在几点？”
“差不多十点半。”她又答道，心想可能上一次他没有听见吧。
“那现在到底几点了？”
詹妮气不打一处来地转身看他，只见这男人坐在餐桌边发愣。同住一个屋檐下这么多年，把她的话当耳旁风也不是第一次了。“你是耳朵不好使了，还是干脆不想理我？”她一边问，一边仔细看丈夫那张面无表情的脸。
终于他又发话了：“现在几点？”语气里没有丝毫的起伏。
“现在几点？”他还在问。
“你怎么搞的？”方才她还觉得好笑，三番五次这样，她可有些恼了，心想不知他是在拿她取乐还是怎么着，于是又警觉起来。
“现在几点？”
她决定改变策略，因为瞧他那样子，好像一边说话，一边在盯着远处的什么东西。
“好啦，你省省吧，”她抬高了一点嗓门说道，“趁着餐馆没开门，我们还有事要忙活呢。”
“那现在几点了？”他又问，眼里像是没有她这个人。詹妮强作镇静地坐下来拉着他的手问：“内森，你还好吧？”
他愣了愣神，眨了眨眼，又问：“现在几点？”
詹妮有些慌了，当即把他领到客厅。他走起路来似乎没什么问题，表情虽然平静得如同一潭死水，倒也看不出两边脸有不对称或者下垂的表现（她曾经听到广播里讲这些是中风的征兆）。她领着丈夫在沙发上并排坐下，一字一句地问他：“内森，是我啊，我是詹妮。你不认得我了吗？”
他两眼直勾勾地望着他爱了一辈子的女人。有那么短暂的一瞬间，詹妮以为他在她的脸上看出了点什么。
“现在几点了？”
我在急诊室见到内森的时候，距离他和妻子共进早餐（烤面包片配炒鸡蛋）仅仅过去了三小时。他看起来平静得很，几乎像是入定了一般，然而他的妻子在一旁已经难以自持了。她一面拼命掩饰着内心的惊惶，一面控制不住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她轻轻地拉着他的手，像是牵着孩子似的带他穿梭于人群之间，可是她难过的样子内森好像一点也看不见。周围的事物对于他而言似乎统统消失不见了。
事态至此，他嘴里叨咕的问题又多了一个：“我在哪儿？”见到我之后，他打了声招呼，继续又问：“我在哪儿？”我告诉他，他现在到了圣文森医院的急诊室，这里离他家不过二十分钟的路程，这一带他应该挺熟悉的。只见他不冷不热地瞧着我，跟看周围其他事物一样。
“我在哪儿？”
同一个问题他问了一遍又一遍，只是偶尔倒回去问一句：“现在几点？”
快到当日下午两点时，他脑中的迷雾似乎略微散了一些。他还在提问，不过提问的范围在渐渐扩大。
“我的车呢？”
“我在哪儿？”
“我老婆呢？”
“现在几点？”
内森的神经系统检查并没有什么异常，当然除了一点，就是他没法接收任何新的信息。他看得见，也听得到。给他一杯咖啡，他也喝下去了。他讲话正常，从四肢的状态、力量还有协调性来看，也没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各种应有的反射他都有，轻抚其脚掌，脚趾也相应地自然蜷缩起来。然而他就是意识不到自己所处的环境。这种情形其实与小孩子在商场走失不无类似——也许在情绪上没有那么激动，可整个人的状态展现出了同样的无助和对未知的恐惧。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内森忽然提起嗓子大吼了一声：“什么情况？！”声音彻底变了样。之前机械性重复的提问没有了，他整个人从一个面无表情的机器人摇身一变，转而成为一个活泼的圣诞老人般的角色，一边嬉皮笑脸，一边用手安抚着他满脸忧愁的妻子。“我好得很，詹妮，”他出声笑道，“怎么费那么大劲儿，还跑到圣文森医院来啦？”
内森苏醒过来之后能回想起来的最后一件事情，是他在餐桌边问他的妻子，早餐要不要来点炒鸡蛋。至于他早上是不是冲了澡，有没有开车去丹莱里，然后冒着雨去码头上散了步，以及他是如何开车回家的，他统统记不起来了。这段记忆丧失的时长大约为四个小时，其间的事情他只记得些许的画面。到了当天晚些时候，他又记起了早上进浴室的情景，以及几小时后他进急诊室后的一部分行为举止。
内森的脑部扫描结果和血液检测统统显示正常。事后他得以回归到往常的生活，只不过他再怎么努力也回想不起那天余下的经过了。
多年以来，我已经见过几百起类似于被称作短暂性全面性遗忘的病例，但我依旧会深深地被患者脸上那种恍惚焦躁的神情触动。患者亲属的惊惶无措也令人难以忘怀。亲属的这种惶恐我非常理解：本来一个人好端端地过着柴米油盐的生活、怀揣着一点普普通通的盼头，结果突然一下从一个爽朗利落的成人变成长途汽车上的小孩一样，一个劲地只会问“快到了吗？快到了吗？”我难以想象詹妮在那一天里都独自承受了些什么。她在心里是否把两人从初识到喜结连理到婚后的生活统统回想了一遍呢？她有没有开始担忧自家餐馆的前途？她是否已经在默默预想着失去了一生挚爱的日子，或者假如丈夫失能，她要如何照料他呢？也许这些她全都思考过。
针对类似上述情况的短暂性失忆，我们至今还没法做出一个确切的解释。我有一位资历较深的同事也看到了内森的病情，他提到与我们同在圣文森医院的一位前辈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过一篇相关研究。这篇研究的作者马丁博士当时起的论文标题叫作《临海失忆症》（“Amnesia by the Seaside”），不过关于此类病症的记载在更早以前也已见于内陆地区。过去医学界对其定性通常不出于中风、癫痫或偏头痛的并发症，但对于病灶的认识一直不甚明了。患者的普遍特征是在长达二十四小时的区间内丧失短期记忆以及接收新信息的能力。发病的条件包括体表接触热水或冷水、剧烈运动以及情绪波动。综合这些条件来看，失忆的症状有可能是憋气动作（又称瓦尔萨尔瓦动作，即呼出气体后保持口鼻关闭，或者极力将空气憋在肺部。后者可以参见举重运动员拎起杠铃前憋住一口气的动作，这样做是为了保持肺部充气以增加躯干的稳定性）造成了血管栓塞进而阻断大脑记忆中枢区域供血所导致的。通过大脑磁共振成像技术，有时确实可以监测到某些患者的记忆中枢供血不足，但以我的经验，仍不能一概而论。所以失忆症的诱因到底该归结为什么，依旧迷雾重重。
短暂性全面性遗忘多见于50～60岁的中老年人群，但在年轻人身上也时有发生。该病通常最显著的特征是患者反复问相同的问题，并貌似需要借此来得知自己所处的确切时空，而除此之外各方面似乎多半不受影响。症状发作非常突然，而缓解过程则往往较为缓慢。如果身边人患上此症，会很容易将其误判为中风或癫痫。
凯茜发病时正在克罗克体育场观看爱尔兰全国足球联赛的总决赛。为了观赛，26岁的她兴冲冲地专门驱车三百多公里带着父母从凯里城一路来到了现场。开赛不过十分钟，客场作战的凯里城球队精彩的一记射门引来全场本队球迷起立欢呼。就在此时，唰的一下，凯茜脑子里一片空白。她突然想不起自己是谁，周围是什么地方，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跟着几千名陌生人冲着远处一片草坪起立。身旁的二老兴致正浓，自然只顾观看比赛进展。直到中场休息时，她的父亲得闲跟女儿搭话，方才察觉到异样。他问女儿：“凯茜，你觉得刚才的球踢得怎么样啊？”
没想到她悠悠地问道：“我这是在哪儿？”于是不出一会儿工夫，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变成了“去医院的担架上”。事后凯茜想要回忆起那曾经令她魂牵梦绕许久的足球总决赛日的状况，却绞尽脑汁也仅记得当天早上在家冲了凉。
一个周六早上，杰拉尔德被他3岁的小外孙闹醒了。他把外孙带下楼，让他到厨房同他爸爸玩。等再回到楼上时，他发现妻子也醒了，一副想要同他亲昵的模样。事后讲到此处，他面色泛着点潮红地告诉我，接着两人就“做了点儿夫妻间的事”，然而再往下的三小时里，他就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据他的妻子回忆，在两人亲热过后，她去浴室洗完澡出来，看见丈夫呆呆地对着一双袜子，脸上写满了迷茫。他见到妻子，便举起那双袜子问道：“这是什么玩意儿？”她只好亲自替他穿衣，一面听他把同样的问题重复问了几十遍。
在那个周六早上，两人究竟是不是经历了此生最美妙的结合，杰拉尔德想破了脑壳也无从知晓了。当天晚上，夫妻二人坐在一起，好不容易把他那段“灵魂出窍”的经历拼凑出了个大概，他却还一个劲地追问她早上的感觉怎么样。妻子对他的表现给予了肯定，说同他们以往在一起的时候比起来算是达标，不过这话在他听来像是言不由衷的。
短暂性全面性遗忘复发的状况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很少遇到，不过这种可能性是的确存在的。单次发作是这种病症最常见的情况，并且即使溯源也很难追查到明显的病因。凡是得过一次的病人都会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事后他们会向我感叹健康人离疾病如何只有一步之遥，还有我们应当多么庆幸自己还能享有健康人的生活。（别说患者本人，就连如今的我在目睹患上短暂性全面性遗忘的人时也会产生类似的感慨。）还有一些人会担心自己有过一次患上短暂性全面性遗忘的经历，是不是说明他日后更容易罹患痴呆，其实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关联。还有一些以往自信十足的患者，在恢复之后变得焦虑不安，也不那么开朗了。面对短暂失忆造成的深层次恐惧，大多数人至少还是能在表面上淡然处之的，然而也有些人因此发生了彻头彻尾的改变。
“每次我们俩做爱，我的头就会疼。”马苏德坐在我面前，低头向我坦白道，“而且不是一般的头疼，那感觉就像有个人一直提着一把大榔头守在我旁边，认准我来高潮了，就给我后脑勺敲一记。”
“每次都是这样吗？”我问。
我内心还有些将信将疑，这个家伙到底是在拿我开涮呢，还是他真的有可能等到下一次和人上床的时候就突发脑出血了？他坐在他的女朋友萨拉身边，看起来明显有些不自在，但在女朋友的好言相劝下，他又继续讲了下去。原来两个人年龄相仿，都在25岁上下，是几个月前才在伦敦的一家夜店认识的。当即两人一拍即合，转眼便发展到如胶似漆的地步，经常为了对方连日旷工，甚至连饭也顾不上认真吃就再次投入对方的怀抱。
这等神仙般的日子过了不久，有一天这位年富力强的勇士正与恋人缠绵到当日的第三回合，忽觉颈部一阵灼痛，旋即连带整个颅脑也疼起来。他顿时没了兴致，双手捂住脑袋跟女朋友道歉，女朋友见状也表示安慰。他起身去了女朋友家的浴室，又取了两颗布洛芬吞下，回到床上躺下。等到片刻过后，疼痛渐渐消退了，他才稍稍放松下来。
如此不出一个小时，欲望之火战胜了方才的担忧，两人再度黏成了一团。这一回合他们顺利地持续到了最后高潮迭起的时刻（他本人的说法是：“手上的牌好得不得了，眼见就要赢到手软了，医生！”），说时迟那时快，他的脑袋又一次像被劈开了似的，比头一回还要加倍地疼了起来。他说他这回前一秒还快活着，后一秒就好像有人直接在他的后脑勺敲碎了一大块砖头。他疼痛难忍，一下趴倒在女朋友身上——而他的女朋友此时还在九重天外逍遥着呢，哪里顾得上他。
他回过神来，听见女人的惊叫。他的语言能力没有受到影响，手脚还能动弹，两眼看东西也没有问题。他琢磨着大概是因为自己“消耗过度”，不知道抽到哪根筋了，于是把这点看法也讲给女朋友让她放心。不过那天，接下来的二人活动也就自然而然被搁置了。他再次躺下休息，又过了一个小时左右，才感到强烈的剧痛慢慢变为较为轻微的阵痛。如此休息了三个小时，他又恢复到平常的状态了，只不过心里还有些犯哆嗦。为了保全自己的面子（也有后怕的缘故），那天他再没和女朋友说起自己头疼的事情。
第二天早上，马苏德虽然心里七上八下，但还是决定再度冒险。萨拉见他忐忑的样子，又联想起昨天的意外情况，同意这回两个人可以慢慢来，还说跟他在一起的这几周已经是她来伦敦以来最快活的时光了，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
听了佳人一席话，马苏德得以如沐春风般地再次与她进入二人世界。随着快感一层层叠加，他感到后脑部一阵刺痛。他还不肯就范，继续老牛耕地似的吭哧吭哧，终于还是一蹶不振了。
这回恐惧战胜了尴尬的情绪——第一次发病之后十天左右，他来到了我这个神经科实习医生面前，低头供认道：“每次我们做爱，我的头就会疼……”当时我与这对情侣的年纪也相仿，不同之处在于我身上套着一件松松垮垮的白大褂，还有我脖子上挂着一副几乎从未使用过的听诊器。听完我关于马苏德病情的描述，在伦敦指导我实习的著名神经科专家笑着说：“我亲爱的图布里迪医生，这个病例我知道非常合你的胃口。不过就算是这样，毕竟这里还是神经科，应当严肃认真一点才好啊。”我确实有点不严肃认真了，这点我得承认。
他微笑着跟我解释说马苏德经受的正是典型的性交头痛，顾名思义，即由性交引发的程度不等的头痛。我照他的嘱咐为病人安排了脑部扫描和血管造影，以此排除患者这样罕见的头痛是否有严重的潜在病因，如脑动脉瘤。
一周以后我兴奋地来到复诊室。我还是无视了导师的劝告——因为我手里握着大好的消息，一定要告诉马苏德和萨拉。病人的各项检查是我特别安排加急的，结果出来以后一切正常，也就是说这对恋人又可以无忧无虑地在一起了。
进了诊室一瞧，我的心立马往下一沉，马苏德竟然没有到场！是我判断错了吗？难道他的脑子里确实发生了致命的病变，却没有被扫描发现？我问了一上午的诊，他依然没有出现。我的心情已经从早上进门时报喜心切的愉悦逐渐变为了担忧和气愤——我气我自己如此煞费苦心地特别对待一个病人（尽管其中有满足我自己好奇心的成分，也有为病人着想的成分），换来的又是什么呢？
我猜想着他的失约是不是嫌复诊太麻烦，越想越气。我为这两个人做了这么多，他们却连来一趟都不肯吗？我作为神经科医生的高光时刻，难道就要被他们这样无情地剥夺了吗？（现在想想，我真是太虚荣了！）我再也坐不住了，于是拨通了马苏德的电话。
马苏德接起了电话，听起来像没睡醒的样子。不用想都可以猜到，他一定是把我先前叮嘱的在等待结果期间谨慎行房、尽量避免性生活云云统统抛到脑后了。
“马苏德！”我质问他道，“你怎么搞的，跑哪里去了？”
“不就在床上吗，还能去哪儿？”
我仗着实习医生无法无天的劲头，严词责令我的病人立马到我诊室来拿诊断结果。他在电话里道了歉，当天下午就和女朋友一起来到了伦敦市中心我所在的医院。
第二次见面他依旧是一副说话柔柔弱弱、谨小慎微的模样，但是有一点不同于上次。在他身上已经看不出恐惧，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小孩做错了事的神情。我正在义正词严地向两人说明我做出的种种努力，萨拉用胳膊肘推了推马苏德，悄声道：“你就跟他说了吧。”
他马上把目光移开，看得出来其中确实有隐情。我急急忙忙地追问道：“什么事情？你有什么情况没告诉我吗？你要总是藏着掖着的话，我想帮你也无能为力。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你赶紧告诉我。”
萨拉也推推他：“讲嘛，你总得告诉人家的。”我觉得她也开始同情面前这位神经兮兮的年轻医生了吧。
只见马苏德缓缓把手伸进羊绒外套，从兜里取出了一枚小小的管状物，样子有点像装通鼻喷雾的瓶子。他拿出来放在了桌上，我看了看，发现瓶子上赫然印着“健将”的字样。这种特制的硝酸盐喷剂是他在夜店街淘到的，每次他要一展高超的床上技巧之前，就会悄悄地将其喷在恰当的部位。只要是用类似喷剂治疗过心绞痛的人都知道，硝酸盐喷雾不仅作用于心脏，同样也可以起到舒张身体其他各处血管的功效，并且时而会造成头疼的副作用。可怜马苏德实在太想提高自己的表现，买回硝酸盐喷剂时本想为自己增加些底气，结果投机取巧不成，反而招来了专门“棒打鸳鸯”的性交头痛。
性交头痛可能是一种比你想象中普遍得多的病症，这是因为许多患者会出于顾忌隐私或惧怕的缘故采取隐瞒的态度，除非状况过于严重，否则拒不就医。来我这里就诊的，年轻人也有，老年人也有，都是觉得自己已经因为头痛而到过一次鬼门关了才来医院的。性交头痛主要包含两种类型：第一种在性高潮到来之前发作，一般比较接近于紧张性头痛的症状，患者体感类似偏头痛（很多性交头痛患者确实都有偏头痛病史）。疼痛症状在几分钟内逐渐累积，并且可能与头颈部肌肉痉挛存在一定联系。第二种性交头痛几乎与性高潮同时发作，从程度上讲可能是很多患者经历过的最严重的头痛。对于此等程度的头痛，我们还可以称为“雷击头痛”，它有可能是由大脑血管破裂出血（即蛛网膜下腔出血）造成的。这是中风的一种类型，血液流入大脑周围的腔隙引起，会危及患者的生命。所以在问诊之初，只要患者出现性交头痛的症状，首先要排除脑出血的可能。
一旦猝发蛛网膜下腔出血，仅有三分之一的患者能够基本恢复良好，还有三分之一的人会留下一定的神经损伤，剩下三分之一的人则会失去生命。一些研究显示，多达10%的蛛网膜下腔出血病例以性活动为发病的诱因。所以马苏德的故事尽管引人发笑，神经科医生在碰到性交头痛的病人时仍然必须严肃对待。然而还有些人，只要人家想要和他亲热他就推托说“现在别了吧，我头疼着呢”。这样的人大概需要另一类医生来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