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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第一次你是忘不了的，比方说向另一个人宣判她生命中剧变的到来。那年我28岁，面前的病人仅仅小我3岁。珍妮在一次出门慢跑途中感到左腿瘫软，于是去她的全科医生处就诊。医生将她送到了当地医院急诊科，随即又把她转移到了伦敦一所大型医院的神经内科，也正是我当时实习的地方。不巧我的导师——当时的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被派遣到别处，于是我便临时上阵。在一名护士的搀扶下，珍妮走进了检查室。此时她的双腿非常无力，即便有人扶着也走得相当不稳。
面对忧心忡忡的珍妮，我也同样感到惶恐。在叙述病史的过程中，她提到家中有男性长辈患有多发性硬化。这是一条危险信号，因为考虑到她的症状和特征（年轻、白人、女性），同样罹患多发性硬化的可能性很大。她无意中又提及几年前突发过视线模糊，症状持续了好几周，当时并未引起她的重视。我做了一些常规的神经系统检查。她的膝跳反射过大——这是一个不良征兆。当我抚摸她的脚底时，她的大脚趾向上翘起——又是一个不良征兆。健康的成年人感到脚底被抚摸时，大脚趾应向下蜷曲。神经系统一旦受损，则会回归婴儿时期的状态，使大脚趾做上翘动作。因此一看见珍妮的大脚趾向上翘，我就知道她的神经系统已经严重受损了。
几周之后，我拿到了她的磁共振检查结果。果不其然，她的脑部影像显示出了多发性硬化的所有特征。虽然仅仅是在确证已有强烈预感的事情，但这样的结论依然无异于晴天霹雳……
听到诊断后她跟我说：“我记得我的叔叔从来没有下过轮椅。”然后她泣不成声。
我说并不是所有多发性硬化患者的病情都会恶化到必须依赖轮椅的程度。她问我能否保证她日后可以不用轮椅，我只好回答我不能保证。
那个年代网络搜索仍未普及，病人要对神经方面的病症有什么认识，往往靠的是向熟人打听。这也意味着，能够为人所知的病例多半是社会曝光度较高、情况较为极端的。对于珍妮而言，那些信息自然而然就来自她的叔叔。她并不了解那些生活较为正常、病情没有恶化的多发性硬化患者的事例，她也无从认识到。其实她本人患病后的生活质量还是有相当大可能会好过她的亲人的，尽管我只是做乐观的估计，无法给她一个肯定的答复。我能够做的仅限于帮助她认识自身的病症，向她解释我们在当时那个阶段有限的几项治疗方案，并且尽可能地给予鼓励。
珍妮的遭遇引起了我的特别兴趣——可以说，遇见她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里程碑。医生对于经由个人之手做出的第一次诊断往往怀有异样的热情，我也不例外。虽然这样讲有些古板了，但是从业之初的医学工作者靠什么投入救死扶伤的工作？靠的都是对职业的满腔热忱。这点跟其他行业是一个道理，毕竟寒窗苦读多年，终于迎来了在现实中发光发热的机会。自己做出了什么重大诊断，按捺不住要跟朋友讲，等不及从初次尝试治病救人开始，一步步积累经验，感觉自己总算有了神经学家的样子。
我花了好几年时间才弄清楚我想成为什么样的医生。在解剖学实验室解剖大脑确实有些可怕，所以基本上我一开始就把外科手术排除在我的职业选择之外了。我也很喜欢心脏病学，还考虑过要当一名老年病学专家。然后就在学习医学的第四年，我们被分配到了医院病房。刚开始心里是七上八下的。我们跟前后无数批新上岗的医学生一样，成天在病房走廊没头没脑地兜兜转转，唯恐挡了别人的道。到了查房的时候，我们光跟在后头不作声，眼巴巴地看着正式医生在前面怎样询问和检查病人。要是哪位导师愿意花点时间给我们讲讲课，肯定会获得我们的喜爱。到了后来我们还发现，那些对我们要求最严格的导师往往也在专业上投入了最多的热情，也必然被我们一直深深感念。
我最早参加的岗位轮转之一就是跟着神经病学团队。团队带头人是两位业已知名的专家。他们往医生队伍里一站，从气势上就比其他人高出一头——至少从我这一介后辈的角度来看是如此。他们的临床直觉灵敏得骇人，诊断一位病人只需要几分钟，看似简直不费吹灰之力。再复杂的诊断到了他们手里也好像不过是小儿科。这其中肯定不乏自负的成分，但是在浮夸的作风背后确实是他们面对工作的有条不紊、波澜不惊。
所以我从一开始就爱上了神经学。我爱上了问诊和检查阶段中的逻辑分明。我尤其敬佩神经学家细致入微地聆听病人话音的每次起伏，就连最细小的动作也逃不过他们的法眼。他们就像专业的电工，可以找到布线或灯泡有故障的确切区域。我还喜欢他们对不寻常病例的讨论，以及他们就一个又一个临床症状争论不休。看着这一切，即使隔着一群同时围观学习的护士和初级医生，也令人忘乎所以。
此外，我也目睹了许许多多的病人，见证了他们以各自的方式接受噩耗的降临和命运的无常，以及病人的亲属如何陪伴他们度过一个个或忧或喜的时刻——这一切无不使我更加谦卑。我感到再没有什么能比关怀脑部患疾的人更加重要了。在我的眼中，这样的关怀就是照见和深入每一位病患内心的绝佳途径。
我出于终极关怀的原因为神经学所吸引，而从未涉猎我父亲曾经从事的精神病学，这倒也是一件怪事——毕竟二者本不该分家（现如今更是如此）。想来我只是想耕耘属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罢了。有时我和父亲争辩说，精神科医生能为患者做出的现实帮助太少了。然而，同样的论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也常常被用于神经学。
过去，也许现在依旧如此，选择神经学领域进行研究是一条不太寻常的道路。长期以来，神经学家都被归为医学中的知识分子，给人的印象就是系着领结的无用书生——揪着简单的点不放，非要寻出点精深的玩意儿不可——自诩研究脑子的，到底自己的脑子有多好使也说不准。我以为神经学的这种声誉大概是自我辈的学生时代有的。在我踏入本行业的20世纪90年代初，神经学中可用的药物治疗方法依然寥寥无几，从表面上看来就像只管诊断，不管实际治疗。也难怪我的同辈学友仅有极少数与我同行，毕竟多数人从医还是为了实际运用的。
珍妮入院了，于是我们得以针对她的病情探究最妥当的治疗办法，同时我也会一天两次地进病房看望她。流眼泪总是难免的，却也有放声欢笑的时刻——欢笑声在医院的环境里是少不了的，不管医生还是病患，都得靠它度过病中至为暗淡的时光。
前来探望珍妮的亲友似乎并不多，这放在一个亲属众多的年轻女子身上算是一件怪事。有一回我向她问起，她顿时不语。沉默良久后，她告诉我她为这件事感到颇不自在。她嘱咐家里人别来探望她，推托说医院在治疗第一周禁止他人前来探病。她不想他们见到她现在这副模样，要是见到了，他们必定会想起她那瘫痪了半辈子的叔叔。
讲到后来，她已经簌簌泪下，原来再过六个月就是她的婚期。我说：“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呀！恭喜你们俩。”但不用多言，我们俩也都明白，她再也回不去原来的生活了。
我问能否在她未婚夫来时告诉他病情。只见她神情顿时紧张起来，脸上像是发怒了似的涨得通红，对我厉声说道：“你可别！”
“但你必须告诉他！”我惊讶地脱口而出，“你怎么能不告诉他真相就和他结婚？”我真是天真。
“他要是看我像一个半身不遂的人，可是永远不会娶我的！换作你，一个坐着轮椅的废人被推给你，你会要吗？”
时过二十五年，我的眼前依然能浮现出她脸上纵横的泪水，那双怒火中烧的眼。当时的我虽然年轻，但也过了懵懂的年纪。我想起自己的对象，想着如果她也对我隐瞒着这样一个秘密，结果我变得像珍妮一样怒不可遏了。当时的我觉得，谎言之无情简直不过如此了。但是想想看，我是年轻健康的，然而我面前这个女子却在走向人生的分水岭，也许就要面临下半生的残疾，不仅如此，还有位医生要不知好歹地把这消息告诉她的未婚夫。这样的情形叫她对我、对世界如何不愤怒？
我好声好气跟她说，我不会违背她的意思，但是离开时我感到胸中燥热得喘不过气来。当时我在气什么呢？到现在我也想不明白。是在气那对恋人间的谎言吗？是为他们之间无可挽回的信任感到不平吗？可是换作我未来的妻子向我隐瞒，又会怎样呢？或者再换一个角度，如果多发性硬化降临在我的身上，叫我再也移动不了双腿，我又会作何反应？
“爱若轻易改变，岂能为爱？”当时值班的护士长见我风一般冲进值班室，并且我直言对病人的不义感到不满，她只是轻轻地引用了这样一句话。
我很讶异。这位护士长在我还未出生时就已在神经科任职，什么情绪上的疾风暴雨她都见识过。病人和家属（或者年轻医生）再怎么激动，她也表现温和。我把她看成一位真正值得学习的前辈。
“作为一名医生，评判别人不属于你的职责。别人怎样抉择，无论对错，那都是他们自己的抉择，不是我们的。”
“可是她这样向未婚夫隐瞒，难道公平吗？我难道没有责任向她身边的人说明她的情况吗？”
“看起来可能确实不公平，但这不是我们可以干涉的。”她用坚定的语气这样说。
这位前辈说得一点不错。在没有本人许可的前提下将病人的情况透露给任何外人，这不仅不属于医生的职责，还是对医患界限的侵犯。有时候做到这一点会很难，比如碰到患者的家长或者配偶在患者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来电问询，这时候就要坚守医患之间严格保密的黄金原则。
这便是我入行时学到的宝贵的第一课：照顾病患时一定要学会将自己同他们的生活和情感经历分割开来，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够给予他们更为长远而有力的支持——仅这一项就已经是极为艰巨的任务了。绝对的铁面无私和不近人情也不是我想要的，但掌握适度的分寸感将是我在接下来的年月里必修的功课。多数时候我能够摸着那根准绳，步履不停地从一项工作过渡到下一项工作。但每当我在一个个不眠之夜为某位患者的病情思虑时，我会发现自己又重新陷入了偏离那根准绳的危险之中。
第二天我跟随专家查房。走到珍妮的病床前时，我几乎难以直视她的眼睛，于是转而问专家，他对病人的态度怎样看。
你这是瞎琢磨·他直接说，“人家的事情我们干涉不了——这一点你最好尽早弄清楚。”不过此话说完，他的态度缓和了一些，说年轻的时候谁没有犯过糊涂，只不过随着经验渐长才明白对病患不应该采取那样一种看法。
我花了好几周才逐渐理解了珍妮对未婚夫隐瞒病情的做法。最终我只见了那年轻男子一面，见了面也仅仅打了声招呼而已。他也没向我打听什么，只是不停地感谢我能协助珍妮康复。
他们最终如期结了婚。时间是一年之后，我在复查诊室接待了这对新人。珍妮的状态不错，出院后也没再被多发性硬化纠缠。而我呢，后来也循着年轻医生游历四方的传统去往别的医院了，从此便失去了这对年轻夫妇的音信，也不清楚珍妮的多发性硬化彻底康复了没有。我在心里还一直感念着他们教会我的原则，让我在年长之后再去教会许许多多的医学后辈。仅仅一名病人就能不知不觉地造成如此的影响力，真的可以称得上不可思议。同样我也惦念着当年那位耐心的护士长，感激她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解开了我的许多心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