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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茜卡比预约的时间迟到了一小会儿。她来到我在墨尔本的神经科诊室时，整个人有点紧张兮兮的。她在举手投足间很有些与众不同，穿着复古，尽管她本人是澳大利亚人，给我的印象却有点像一位名叫海伦娜·伯翰·卡特的英国演员。总之她是一名令人过目不忘的病人，虽然我们仅仅见过一面。这名病人时年32岁，满脑子担心自己的右手出了问题（她习惯用右手），因此去找全科医生的时候明确要求到神经科来看病。
她坐下来平静了一下，跟我说她手上的问题是慢慢有的。因为平时喜欢画大幅油画的缘故，她发现手上的力气逐渐变小了——有时候右手够不到画作顶部，只能换左手作画。一开始她还不想去管这个毛病，结果自打去年12月，问题慢慢变严重了，又过了半年她才来找到我。我问她怎么拖了这么久。她停顿了一刻没说话，往自己左边瞥了一瞥，然后才回答我说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反正就是觉得问题应该没那么严重。
我又依照常规问了她的健康状况、生活习惯、个人病史等，也没有问出个所以然来。我问她家里有没有人得过神经方面的疾病，比如多发性硬化、帕金森病或者运动神经元疾病之类的，她又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她用蚊子似的细声说：“我也不清楚。我和家里人快有半年没见了。”
在这个时候，我总会怀疑自己问得太多了，也不清楚继续问下去是好事还是坏事。我向来和家里人处得很好，不太能够理解一个家庭的关系是怎么会破碎或者疏远的。不过在我的工作岗位上，碰见像杰茜卡这样同父母亲、亲兄弟姊妹也许几年都不打照面的病人是常有的事，而且有时候病人自己也说不上来是怎么和家里“决裂”的——要么就是不愿意告诉我。
我问杰茜卡要不要和我讲一讲这里面的情况，她再次犹豫了。
只见她的眼神第二次向左侧游移了一下，接着她盯住我说道：“不好意思，医生。我不太想提那方面的事。”
我认真做了检查，没发现她有什么异常。她右手的肌张力、肌力和协调性也没什么问题。她右侧的反射检查下来一个不少，而且和左侧基本均等。我继续查看了她对触碰和轻微疼痛的感知——全部正常。面对一名年轻女病人，我们一般还会考虑到多发性硬化的可能，但是在她身上我也没找到相关的体征。我改换策略，问她来看病之前有没有上网查过自己的症状，她答道：“我平时不上网的，医生。其他人上网，我就没跟过这趟风。”
这个回答实属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想来她就是这样一位让人惊奇不断的女子吧。这时候我第三次发觉她在往左看，而且看的是她左手的方向。我顺着她的眼神看去，竟然发现她瞧着的那只左手正在不时地轻微颤动。
“杰茜卡，有个问题我不知道方不方便问——你有时候会往左边看一下，看的是什么呢？”
她缩了一缩身子，连忙说：“我不懂你指的是什么，你想多了。”
“我就是想知道你现在生活里有没有一些放不下的事情。有时候啊——我不是说你一定就是这样——有些人感觉不舒服，但是又查不出什么毛病来，可能就是压力在作怪。”
她又往左手看了一眼——这次她自己也察觉到了，脸上微微泛起了红晕。“没有，没有那回事。可能吧，之前家里有点事情，但是现在我也放下了。”
我决定给她一点空间，心想恐怕之前逼问她太紧了，于是改口跟她说接下来可以为她安排血样检测和磁共振检查，还向她保证说目前还没有发现她有什么不好的状况，问她这些问题只是为了了解周全、避免遗漏。此时她突然问道：“检查费用大概要多少？”
“哦，这些项目是不收费的，用的都是我们平时纳税的钱。”
我说话间她又往左手看了。这次她还把手举到了左耳边，一边斜睨着它，一边做出与人说话的口型。我彻底迷惑了，眼睁睁看着她，等着她给我一个说明，却始终没能等到她开口。
“我真的要问你一下了，杰茜卡——现在是什么情况？你在拿你的手做什么呢？”
“我刚在请教它啊。我问它我应不应该跟你去做检查。”
她说着话就要站起来穿上外套。刚放下来的左手此时跟着她“飞”了起来，又开始和她“说话”了。我赶忙问：“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杰茜卡？你的手是不是在和你说话？”
“它不是在说话，医生，它——”她举起左手说，“是我的守护天使。”
我让她坐下来好好为我讲一下此事的来龙去脉。原来就在六个月前，她发觉自己的左手“活”过来了，有了自己的思想，还当上了她的“守护天使”。此后每次她遇到什么事情就会询问它的意见。
我见她身上没有任何其他不正常的地方，不禁好奇她的这个怪癖是如何出现的。我问她：“是不是过去一年里发生过什么事情让你不好受了？”
话说着她就哭了，一面哭一面用右手轻抚着左手，慢慢地开了口。她的父亲出国多年没跟家里有过任何联系，却在去年圣诞节前毫无预兆地现身了，一时间搅得全家鸡飞狗跳。就这样闹到了新年夜前后——她的左手对她开口了，从此她在这段难熬的日子里多了一个陪伴者。她也不觉得此事有什么奇怪，只是高兴自己找到了这样一个天使一般可依赖的“对象”，反而不那么焦虑了。如此累以时日，她的行为越发乖张，却也没受到什么切实的伤害。
可算是真相大白了——我也不用再费什么劲，只消拿来一面镜子放到杰茜卡眼前，她自己也就明白家庭纠纷对她的身心造成了多么大的困扰。她没让我帮她安排心理咨询，而且她虽然口头上答应了去做常规检查，最后却也没能赴约。类似的情况其实并不算罕见。我接触的不少病人都在第一次与我会面之后打了退堂鼓，明白了自己的毛病在哪里，可是终究过不去心里的那道坎。
我在换工作之后离开了墨尔本，与这名叫杰茜卡的奇女子从此也就再未谋面了，但时不时地我依然会想起她。她现在过得怎么样？像她这样敏感的人是否就受不了别人指出他们的心理问题呢？抑或一旦认清楚问题之后，他们凭一己之力就能够解决吗？还有一种可能：也许她安于现状，因此也不愿让他人插手吧。可惜我不是全知全能的神，如今一切也无从得知了。医生碰上杰茜卡这样的病人，是很容易在自尊心上受挫的。我在课堂上照样还会跟学生提起杰茜卡的故事，目的就是让他们懂得医生也不是全能的。
20世纪90年代末我在伦敦也碰到过一位类似的女病人，我们叫她黛比。这名病人的左手也是在新年期间忽然有了自己的“思想”。不过黛比的状况与杰茜卡有一点不同：她的下肢行动也受到了影响，所以是拄着拐杖来到门诊看病的。病人已经结婚，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可是看病的时候她是自己一个人来的。听病人自己讲，她的婚后生活十分美满，家人也都很关心她。
看起来黛比待人异常亲切，态度似乎也很诚恳，一看就很讨喜。我当即鼓足干劲，让她活动四肢，尽力配合检查，结果竟然没查出什么明显的神经系统的问题。我当时还很替她高兴——本来见她进门时就那么辛苦，我还以为查出来的结果会十分严重呢。
我跟她讲了，检查一遍下来，情况很乐观，还不忘附带了一句，有些病症潜藏得比较深，可能会被初步检查遗漏掉，可是我本人的意见是她身上的问题不大。没想到话音未落，对方的脸就沉了下来，笑容立马不见了。她瞪着我说道：“你睁着眼睛说瞎话呢？怎么说我没病？你以为你就什么都知道啊？”
我见到这番变脸般的行为，顿时瞠目结舌。我再次向她解释说我是为她感到庆幸——没有发现多发性硬化或者运动神经元病的征兆，不过接下来我还会为她安排进一步检查。
另外我还发现，自打她变脸冲我发火之后，她那只不受控制的左手倒不再自顾自地往半空“飞”了。这时候我总算反应过来了，原来黛比患上的是我们专业中所称的“神经系统功能失调”。黛比确实表现出了症状，且这些症状源于她的大脑，但她的大脑和神经系统没有结构性问题。过去医院可能会为黛比这样的患者开具出“心身疾病”的诊断，现在我们不这样做了。我们试图避免这个说法带有的判断。坦白说，我们不会对病人妄加评判，因为有些病人表现出神经症状，即使不是因为实际的神经病变，也是有原因的。我们会尽力找到方法帮助他们。
假如这时候我为了给自己开脱，胡乱搪塞给黛比一个不明不白的诊断，那么一方面她不会感到满意，另一方面也没有真正帮到她。所以在黛比面前我换了一种策略：我用乐观的态度向她说明了我对她情况的看法，鼓励她耐心、积极地配合身体上的治疗，有可能的话也可以尝试一下认知疗法，这样经过一段时间，能够回归正常生活乃至工作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结果换来的是她的一通大闹：“你以为我这样子还能回去工作？我问你，你会不会看病啊？！”
我很惋惜——我面前的病人只有63岁，可是为了这“想出来”的疾病已经五年没有工作了，只能靠着低保过活。这时的我仍不放弃，一脸认真地开导她，难道让自己重拾信心、继续为社会做贡献不是一件好事吗？生活重回正轨之后，一个人的心情也会好一些吧。此话出口我就受到了短时间内的第三次暴击——
“你去死吧！你这个浑蛋！”我的病人就这样大叫了一声，头也不回地冲出了诊室。
我花了一小会儿调整呼吸，这才重整旗鼓，起身去叫下一位病人进来检查。我又叫了一下值班护士，让她找找看黛比跑到哪里去了，她的拐杖还落在诊室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