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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50年的多数时间里，美中之间的经济交往反映出，中国渴望向美国学习，而且中国在许多方面都希望变得更像美国，以期实现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伴随着对美中两国不同制度的公开讨论，人们始终清楚地认识到一点，那就是中国踏上了从发展中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发展的道路，并希望成为全球经济事务的全面参与者，在国际经济制度的治理中越来越多地发挥领导作用。“向美国学习”可能是对美国的恭维，更多的则是中国渴望建立起一套充满竞争力且可持续发展的成功经济发展模式。令人困惑的是，在过去几年里——包括在学者、商人和公职人员之间的对话中——这个问题变成了：“我们（中国）真的想变得更像你（美国）吗？”
在过去的75年里，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不仅来自其强大的军事力量，更来自其他国家想要竞相效仿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西方世界民粹主义引发政治动荡和经济失调失控扩大的背景下，不难看到有些人会质疑美国模式是否就一定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不过，过度解读一时的政治形势是错误的。历史终将证明这些趋势究竟是暂时情况还是发展的转折点，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几年美国和西方世界的政策走向。
在接受这种转变是必然结果之前，重要的一点是要擦亮双眼，了解历史甚至当前的情势，并提防修正主义和必胜心态。随着此次重构的发生，这两种情形均有出现。一些美国观察家对目前的政治气候以及看似无力调动美国的政治意愿来应对严峻挑战——他们眨眼之间就举旗投降——感到很沮丧。相反，一些中国观察者看到的是短暂的机遇，那就是中国有可能与美国角色互换，成为国际秩序甚至自由贸易的捍卫者。而他们在匆忙之间往往忽视了与这种重新定位前后矛盾的过去和当前的种种举措。
中国在过去25年的经济增长记录引人瞩目。无论是脱贫还是技术和制造业领域先进水平的实现，都反映了中国的快速崛起。与此同时，快速的技术变革已经彻底改变了世界各地的工作场所，对于那些被变革打乱生活的人而言，全球化和技术变革已融入他们对世界的认知。科技或许能解释这种变革带来的大多数破坏，但随着中国崛起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一，中国也开始成为一些老牌发达经济体中的工人在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威胁。以经济民族主义为表现形式的反弹值得我们认真反思，但中国那些创造了“不公平优势”而非比较优势的做法也同样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在中国以可持续和健康的速度增长时，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世界会更加安全、更加繁荣，如此一来，中国既满足了本国人民对经济发展的需求，也履行了其作为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一所肩负的日益增长的全球管理责任。但要实现这些目标，还需要开展进一步的改革，而且如过去一样，这些改革应该在中国独特的政治和文化传统的背景下继续推动中国走向更加开放的市场方向。
这个由哥伦比亚大学和清华大学合作的项目关注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我将通过这个视角来考虑让我产生以上观点的诸多要素。我将探讨政府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四个核心职责。其一，宏观经济政策，政府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来塑造经济增长的基础。其二，法律制度的力量，这决定了私人主体是否对他们的财产权利（包括知识产权）会得到保护充满信心。其三，对公共物品的投资，这对经济实现繁荣发展而言必不可少。其中包括：培养具备必要技能并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投资于基础研究以保持科技前沿地位；建设基础设施，以有效地运送人员和货物。其四，通过环境保护或消费者保护、审慎的财务举措，或者一系列其他解决方案，管理市场通常无法充分评估或进行有效管理的外部经济因素。
在过去的75年里，美国一直是经济韧性最强的发达经济体，甚至从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随后的大衰退中重回正轨的速度也比其他发达经济体更快。美国采取了一系列财政刺激措施，包括减税和减少政府支出、从未完全回撤的货币政策以及金融体系的重大改革。美国本可以采取规模更大、期限更长的财政应对措施，而这本可以减轻美联储使用货币工具带来的部分负担，但最终，美国的选择使得其复苏速度比其他发达国家更快，创造的就业机会也更多。
虽然复苏本身就意味着一场胜利，但人们非常担心复苏未能以同等的力度影响经济的各个层面，导致许多经济要素跟不上复苏的步伐。例如，在经济衰退之前就增长缓慢的工资从那之后也一直增长缓慢。技能有限的工人更难重新就业，而婴儿潮一代不断老去的人口变化趋势也正在不断放大劳动力中身体健全的成年人所占比例的下降。
即使经济模式很健全，政策制定者们也必须在这一经济体系内做出合理的决策，而今天美国的问题并非经济模式，而是在政治过程中产生有效政策的能力。有一些明确的解决方案得到了民主、共和两党的广泛支持，还可以减轻一些对收入不平等问题最严重的批评。加大对培训和学徒计划的投资将使许多处于观望状态的人重返劳动力市场；基础设施计划将为未来的经济增长奠定基础，同时还能创造良好的中产阶级就业机会，并为许多人提供获得或使用重要技能的机会；加强对儿童保育照管的支持将减轻那些自感落后的家庭的负担。这些解决方案完全处于我们的经济体系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问题在于政策制定者的优先事项以及反对党对具有广泛吸引力政策达成妥协的能力。
在特朗普政府早期，美国转向扩大财政赤字的税收政策，从而将额外的负担转移给下一代；同时，其分配减税收益的方式既无法增加长期投资，又会加剧而不是减少不平等；面对那些因快速变化的经济而自感落后的工人出现的合理焦虑，特朗普政府并没有为那些能够解决问题的各种举措留下财政空间。我强烈反对这些决定，但我也认为这是一种被错用的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可以而且未来肯定会得到纠正的。随着赤字飙升、严重经济后果越来越明显，以及政治钟摆发生逆转，20世纪80年代和21世纪初期实行的类似举措在随后的几年中开始重新出现。这种不合时宜的财政刺激政策的冒险实验产生了短期的经济刺激，就像火上浇油，火苗乍起，但随之而来的可能是利率上升、经济降温、债务飙升以及难以为关键服务提供资金。这也是为什么需要重新审视美国当前政策的原因，宜早不宜迟，但我不会因为一轮糟糕的决定就给经济模型“画红叉”。美国经济过去75年的发展记录支持了一种观点，即GDP长期增长趋势具有经济韧性，而政治风向转变的历史表明，失败的政策都无法长久持续。
话题转到中国，在全球经济危机期间，在世界急需协调一致的宏观经济刺激措施的时候，中国采取了加大支出的政策来帮助推动全球需求。这有助于维持中国的较高经济增长率，同时助推全球经济活动。与此同时，中国继续增加其外汇储备，特别是实现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大幅提升钢铁、铝、混凝土等领域的工业产能，同时不淘汰老旧工厂，从而带来了产能过剩这个迫在眉睫的发展问题。这一切的结果是紧张局势加剧，因为汇率变化使得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比美国的本土制成品更具竞争力，而且产能过剩扭曲了全球市场。
2013—2017年我在美国财政部工作时，我们在处理这些问题上取得了重大进展，并敦促中国进行改革，这些改革应推动中国朝着更加市场化的方向前进。我们向中方表示，货币疲软会降低国内购买力，使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在增加消费的同时更加难以为以后的退休进行储蓄；而各类补贴和产能过剩扭曲了经济信号，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增速慢于市场驱动型决策。从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发布开始，已经出现了一些重要迹象，表明中国原则上接受了提高市场力量在经济中的影响的建议。2015年，中国采取了更加市场化的新汇率政策，并最终导致出现削减外汇储备以捍卫人民币（币值）的政策，这一点意义重大。虽然此次干预的目的是限制资本外流和货币投机，但这一变化有助于使人民币币值更接近市场汇率，并提高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力，同时减少中美双边关系中的一个主要摩擦因素。自此，货币不再是美中关系中的主要问题；当它变得尖锐时，现任美国政府（特朗普政府）的依据主要是过去的政策。
钢铁、铝和混凝土的过剩产能有可能成为与汇率操纵一样的争议来源，裁员带来的经济负担将不可避免地落到极有必要关闭的国有企业和工人身上。关闭低效和污染严重的工厂所带来的环境效益和长期经济效益将得到社会的广泛共享，计划的调整必须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这种变化对任何制度而言都困难重重。我曾在很多场合指出，中国可以参考匹兹堡的模式，即通过在教育、技术和生物医学研究方面的投资推动经济振兴；或底特律的模式，即延长经济基础多元化过程，但这样需要耗费几十年的时间才能等到经济振兴。
在双边紧张局势方面，经过多年的货币竞争，全球产能过剩问题使得即使是现代化且高效的美国钢铁厂也难以在受困于供过于求问题的全球市场中竞争，这也是许多钢铁生产国面临的共同问题。虽然单边关税可能会缓解美国钢铁工人的沮丧情绪，但这些措施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问题的答案不应该是退出国际规范，而应当是通过多边和双边谈判来推动问题的进展。2016年，中国不再否认存在产能过剩问题，转而承诺减少产能，这就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中国还同意遵循G20提出的进程来监控过剩产能。这些措施可能不代表问题的完整解决方案，但它们都有助于解决问题。持续的、看得见的进展可以恢复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平衡，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将减轻不明智贸易战带来的压力。
展望未来，中国进一步推进市场改革可以增强经济并缓解国际紧张局势。除产能过剩之外，改革还应限制将资本引向重工业和国有企业的各类补贴，这些补贴既是一种不公平的贸易优势，也是新兴中国企业的负担；中国市场应对不断增加的外国投资以及商品和服务的进口更加开放。虽然管理短期的破坏性将成为一项挑战，但持续的市场化改革将有助于塑造中国更强大的未来，代表着与贸易战相反的前进方向。
美国的法治和产权保护创造了一个促进创新和创业的环境。发明家和创作者几乎绝对相信，他们创造的价值（包括知识产权）通过版权和专利的保护将安全无比，因为法律体系可确保在发生争议时进行中立的事实调查和裁决。诚然，我们也面临挑战，例如无论是在制药领域还是技术领域的反垄断问题和公平市场定价问题，但同样我们的法律体系也在应对这些恶劣行为。如果法律不完善，在令人愤怒的行为引起了强烈的公众反应时，人们可以修订法律。总体而言，在促进经济创新和增长方面，强有力的产权保护法律体系一直是美国成为创新领导者的强大动力。
近年来，中国在建立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架构、创建和扩展应对版权和专利诉讼的法院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情况并非如此，这也是中国在推动技术发展、形成自身领导地位方面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这方面的进步一直是中国不断增长的力量源泉，持续的进步将在未来几十年中让中国受益匪浅。从人工智能投资到机器人技术，中国的本土创新能力正在大幅增强，有许多衡量标准可以衡量中国的进步，但中国的转型尚未完成。中国仍然将目光放在从国外购买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所开发的技术上。围绕是否存在知识产权盗窃问题的紧张局势现在已经开始针对技术收购，同时还有将开放进口商品市场与共享专有设计和软件秘密联系起来的做法，不仅在美国，在欧洲也是如此。进一步保护产权将有助于中国继续走上成为自主创新领导者的道路；允许外国商品和服务进入中国，同时外国企业不必承担丧失高价值知识产权的压力，将使中国继续获得世界上最好的产品。
从美中双边的角度来看，与强调短期贸易平衡相比，那些可推动中国向知识产权获得充分保护的国家看齐的长期改革则更为重要。这也是继续学习美国举措将有助于中国实现核心战略目标的另一个领域。
自19世纪起，美国断断续续地采取了投资和保护公共产品与共同利益的政策。政府拨地有助于为国家铁路网和公共高等教育机构提供资金支持；联邦法律保护消费者和工人免受有害产品和工作条件的侵害；对空气和水的保护成为国家优先事项。在公共支出方面，普及公共教育、大规模的公共研发投资和对州际公路系统等基础设施的投资有助于建立具有强大韧性和强大增长能力的经济。将过去已被证明非常成功的投资政策弃如敝屣无疑是自寻死路。对当前状况（例如教育质量和研发质量）的简要梳理表明，按照市场标准，我们仍然是世界领先者，这一点从全球对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录取名额的强大需求就可见一斑。但是，我们在进行关键投资时不能停留得太久。
我们需要做得更好。不尽如人意的桥梁和港口无法成为经济增长的坚实基础；缺乏适合现代经济技能的劳动力只会更加强化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无法获得更多机会的感觉。如果我们暂停哪怕十年时间的研发投资，其他国家就会迅速进入，填补空白。好消息是我们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做得很好。我们需要恢复对公共管理机构的信心，让纳税人对公共投资的价值更有信心。虽然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解决，但需要强调的是，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经济体系本身的问题。
消费者和工人保护以及健康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助于解决市场本身无法解决的外部经济因素问题，即使我们有时候退后一步，美国数十年来取得的进步也不会被抹去。正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当政治钟摆向另一个方向摆动时，我们就可以收复失地。鉴于现代环境挑战的跨国性质，如果世界继续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向前推进，美国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落后太多，特别是因为在联邦政策之外，其他关键参与者如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甚至私营部门也可以继续取得进展。
近几十年来，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的范围和规模以及就业和培训人数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在过去几年中，为了推进在关键技术领域建立领导地位的目标，中国的投资呈现出爆炸式增长。但中国的发展业绩记录并不完美。从铁路到住房，中国建设了大量基础设施，现在呈现出供大于求的状况；在国内和国际上，不利的环境影响已被视为实现发展的必要成本。当一条铁路线路运行所承载的乘客数量远远低于其设计容量时，或者一个住房开发项目——或社区——成为事实上的“鬼城”时，经济和环境代价就会由此产生。集中分配资源从时间角度看拥有很高的效率，相关决策可以得到快速执行，但如果没有市场信号的警示或政治问责机制的存在，人们很容易犯下代价高昂的错误。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央政府的规划者是否能在快速变化的经济和技术环境中挑选出真正的赢家。中国有力展示了雄心壮志和战略性考量对于塑造经济计划带来的威力，特别是在一个能够相对较快地贯彻执行的政治体系中。但也应该警惕不要制造潜在泡沫或对缺乏持久价值的投资项目进行过度投资。
解决环境问题在过去几十年来始终被认为是不适合中国增长模式或其发展阶段的奢侈品。近年来，公众的关注，尤其是对空气质量的关注，迫使全社会更加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并且现在解决环境问题的需求也以不同的方式纳入经济学演算之中。美中两国共同推动巴黎气候进程取得成功，这也是美中关系的一个积极转变，而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应该始终是这一全球努力的一部分。
不幸的是，美国已正式退出《巴黎协定》。但幸运的是，在州和地方层面以及私营部门中，人们仍然非常关注气候变化，这就是为什么即使联邦政策在气候变化议题上有所后退，相关进展仍未停止。中国如果遵循美国过去40年而不是过去两年的政策遗产则是明智之举，因为只有通过拆除陈旧高污染设施，转而替换为更新和更清洁的设施，中国才能解决其人民的健康问题并同时保持良好的长期经济增长轨迹。
虽然这样做可能带来信贷泡沫问题、公共资本分配效率低下和经济利益损失，或者不愿意承受关闭或净化高度污染设施所造成的麻烦，但在环保问题上过长的等待会拖累持续繁荣。市场机制和公众反馈是提醒决策者注意未来问题的有力信号。尽管美国的政策出现反复，但在这个领域美国经验仍可为中国实现正确平衡提供有益的指导。
总体而言，美国模式一直是帮助中国和许多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取得快速进步的指路灯。与过去一样，我们也面临当代的挑战，但通过当前政治环境的视角改写历史无疑是错误的行为。即使今天的美国可能无法在某些领域达到自己的传统标准，美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重回正轨，而不是抹杀或无视过去的成就。同时中国必须认识到，起码在美国人眼里，在某些重要方面，中国自己的行为也增加了国际紧张，并加剧了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的呼声。对中国而言，坚持市场化改革的道路，就有望产生更持续的繁荣和增长。虽然美国或欧洲的右翼和左翼民粹主义尚未自然而然地结束，但长期的民主传统让我充满希望，那就是钟摆将会摆回，这个质疑美国制度模式价值的时刻将是暂时的，而不会成为拐点。
本文于2019年3月22日发表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