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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金钱也是我们做生育决策时重要的衡量因素。2018年，《纽约时报》针对美国人少生孩子或根本不生孩子的原因进行了一项调研，调研结果表明五大原因中有四个与金钱有关。“即使你上过大学，在公司工作并且是双收入家庭，但工资增长速度依然跟不上生活成本上升的步伐，学生贷款又雪上加霜，这使你很难建立稳固的财务基础。”29岁的已婚男子戴维·卡尔森如是说，他的妻子同样从事全职工作。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年轻人对生育感到恐惧，他们被迫在建立家庭与投资其他有价值的事物之间做出选择。例如，居住在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的布列塔尼·巴特勒是家中第一个大学毕业生，22岁时，她优先考虑的是取得社会工作方向的研究生学位，偿还她的学生贷款，以及在一个安全的社区生活。至于生孩子，她能缓则缓。
早在20世纪60年代，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就提出过一个人们在做生育决策时的突破性方法：父母需要在多生和优生优育之间进行权衡。例如，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人们可能会购买第二辆或第三辆汽车，但如果他们的财务状况能够持续地改善，他们不会接着购买一二十辆汽车，也不会去买十几台电冰箱或洗衣机。贝克尔的理由是，收入的增加使得人们更加注重事物的品质，而不是数量。也就是说，他们会用更新、更大或更豪华的小轿车或越野车来替换旧车。那么在生育子女方面，这意味着减少生育数量并给予孩子更多的关注，为其投入更多资源。“子女数量和质量之间的相互作用，”他写道，“是抚养成本上升最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说，当父母看到自己的收入增加时，他们会更愿意在每个孩子身上投入更多，为他们的人生提供更好的发展机会。
贝克尔对人类行为的深刻见解为他赢得了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尽管他在对生育这一复杂课题的研究中忽视了偏好、文化规范和价值观的作用，但他确实指出了一个重要的社会趋势。现在，许多父母更愿意把更多的时间和资源倾注到少数孩子身上，为他们提供最好的成功机会，不论是开始一项大学储蓄计划，还是支付课外活动的费用。正如马里兰大学的社会学家菲利普·科恩（Philip Cohen）解释的那样：“我们希望在每个孩子身上投入更多，来帮助他们在日趋不平等的竞争环境中获得最好的机会。”从这个角度看，养育孩子是一项具有净现值和收益率的投资项目。
为了理解父母如何决定他们想生育的子女数量，计算他们在每个孩子身上的花费是很有启发性的方法。根据2015年美国联邦政府的统计数据，平均每个美国家庭需要花费高达233610美元将一个孩子抚养至17岁。如果算上大学学费，那么这个数字很轻易就会翻倍。我在笔记本电脑里制作了一张电子表格，列出了我家每年的收入与支出。值得注意的是，假设我们的两个孩子都能从学费高昂的大学毕业，我和妻子在他们各自身上的花费可能会超过50万美元。我又用相同的信息创建了第二张电子表格，这次我将两个孩子的抚养成本排除在统计数据之外，于是在表格的底部，取而代之的是一辆豪华汽车或一个海滨度假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