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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代际间的相互融合，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另一个地方像中国那样复杂。中国仅用30年就完成了欧洲国家和美国花费两三个世纪才完成的任务，使这个幅员辽阔、多样化的国家成为令人痴迷的社会实验室。1712年，英国发明家托马斯·纽科门设计了第一台蒸汽机（后由苏格兰发明家詹姆斯·瓦特完善，同时他还提出了马力的概念，后来被转化成为一种功率单位，我们今天称之为“瓦特”）。工业革命由此引发。后来，英国用300年的时间才转型为今天的服务型经济体，这是在经历过相当多的动荡和混乱之后才成形的。美国也历经了大约150年的时间才实现转型。相比之下，中国在不到两代人的时间里就已实现从农业经济向技术和服务型经济的转变。
受中国经济和人口快速转型的影响，到2030年，中国15～35岁的人口数量与2020年相比将减少约6000万，60岁以上的人口数量将增加近1.14亿。南开大学人口统计学家袁欣说：“如果你说西方发达国家正在迈入人口老龄化阶段，那么中国正在冲刺进入老龄化阶段。”
中国老年人未来面临着比美国老年人更大的挑战，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人数在迅速增加，而且有大量年轻人离开了农村。张福民和刘秀英是一对70多岁的已婚夫妇，他们住在北京以南800英里的一个小村庄，他们的两个儿子大学毕业后就定居北京。处于这类情况下的年迈父母被人口统计学家称为“留守老人”。2017年，他们的第一个孙子出生了，于是他们决定暂时搬去和小儿子一起住，帮助他照看孩子，不过他们计划几周后搬回村里。2015年，中国60岁以上的2.15亿人中，政府部门认为约有5000万人远离子女独自生活。到2030年，这个数字可能会翻一番。“年轻工人大规模从农村迁往城市，许多成年子女与年迈的父母分离，对传统的家庭支持模式构成重大的挑战。”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民族志学者刘捷玉观察到，“在中国农村，老年人并不享有城市居民可享受的某些福利，这一事实已加剧此类挑战。”
往城市迁移也损害了中国农村深处的千禧一代的未来前景。在美国，千禧一代之间的主要分歧与社会经济背景有关，但在中国则表现为城乡差距。大多数城市青年是中产阶级或实实在在的富人，而大多数农村青年是穷人。另一个关键区别是，中国城市的千禧一代在网络数字活动方面已经超越美国千禧一代，甚至在购买力方面也有所增强。他们的数字化程度更高，在线购物更频繁，所有东西都使用电子支付，他们似乎不太关心自己的个人信息将被如何使用。关于中国城市千禧一代的价值观和态度，我们几乎没有系统的数据，但可以客观地说，他们沉溺于自我表达的价值观（社会宽容、生活满足、公众表达和自由的渴望），并且不再倾向于将现代化、财富和进步视为“西方化”的产物。他们的储蓄额是美国同龄人的3倍，而且中国其他年龄段的人也是如此。考虑到2030年60岁以上人口将占总人口的25%，年龄金字塔将变得异常倾斜，储蓄也许不是一个坏的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