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5年的电影《实习生》中,70岁的鳏夫本·惠特克(罗伯特·德尼罗饰演)问:“我该如何度过余生?你说说看。高尔夫球、书、电影、扑克牌游戏。试着练瑜伽、学习烹饪、照顾植物或上中文普通话课。相信我,这一切我都尝试过了。”最终,他加入了布鲁克林一家在线时尚初创公司,参与公司旗下一项由创始人、首席执行官朱尔斯·奥斯汀(安妮·海瑟薇饰演)主导的旨在吸引年长的有为之士的新项目。历经一系列波折,本成为朱尔斯最亲密的顾问和知己。
思考一下,就因为我们没有充分利用年老一代的知识和经验,我们浪费了多少人才,并且这代人的数量在日益增多。请将思绪暂停片刻,想象这样一个不同的世界:在这里,我们的祖父母都是社会上最活跃、最有生产力的成员。
当普鲁士政治家奥托·冯·俾斯麦实施第一个国家养老社会保险计划时,他试图通过为工人阶级提供他们所期待的东西来“驯化”这个阶级。他提出的19世纪末的这一伟大发明,与电话、内燃机和人造纤维一起彻底改变了现代社会。与另一项19世纪的创新——全民教育相结合,退休计划将人们的生活彻底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学习、工作和休息。这不再是一个关于个人选择的问题,而是由政府告诉你当前年龄阶段你应该做什么,并用社会规范强化这种严格的生活模式。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法律甚至主流文化都在告诉我们,超过一定年龄的人就不能再对社会和经济做出真正的贡献,这让人十分惊讶。65岁以上(或其他任意数字)的人被划归为“被动”人群,既不是索取者也不是给予者。
但如果特别考虑到现代人寿命的增加(到2030年,平均60岁的人有望再活22年,这个数字在发达国家为25年),那么是时候重新考虑这个所谓的“真理”了。泛美退休研究中心首席执行官凯瑟琳·柯利森(Catherine Collinson)表示:“人们对工作的渴望在一定程度上基于财务原因,但它也超越了这一方向,进而发展为融入世界的渴望。”同样,各公司也越发深切地意识到有经验的员工退休会给公司带来损失。美国退休人员协会副总裁苏珊·温斯托克(Susan Weinstock)说:“随着婴儿潮一代的退休,他们长久积累的知识也随之流失。对雇主来说,年长的员工很有价值。在市场对其产品或服务的需求高峰期,波音、米其林和美国联合包裹运送服务公司(UPS)都曾将近期退休人员返聘回公司。”
这其中还有其他潜在的好处,研究表明,性别或种族的多样性往往会降低群体的凝聚力和效率,却会增强创造力和非常规的解决问题的能力。由于年龄与工作年限的关系,年龄的影响往往比较模糊,但有一些报道称,由不同年龄段的人组成的群体可能更具创造力。例如,德国汽车公司宝马发现,代际工作团队在提出想法和解决问题方面表现得尤为出色。“多层代际团队提供了多样化的方式来看待项目或问题。”该领域的专家海伦·丹尼斯(Helen Dennis)表示,“你思考得越多,你实现目标的优势就越大。”电影《实习生》出色地捕捉到工作场所中几代人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如何打造双赢局面的,其中不乏其乐融融的场面。然而,这样的合作双赢局面存在其他不可预料的后果吗?
超过退休年龄仍工作造成的一个很大程度上不可预见的后果是,欧洲和美国政府越来越不愿意对超过一定年龄的人的福祉承担全部责任。关于可自由支配的开支和“老年人将引领新潮流”的讨论也让政客们相信,老年人不用政府救济也能过得很好。例如,政府的财政困难、自力更生的意识形态和大部分老年人可自由支配的购买力在某些方面强化了这样一种观念:国家养老金不仅不能而且不应该成为唯一的支持来源。许多政治家现在认为,如今的老年人应该比过去几十年更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正如我们将在第7章中看到的那样,通过出租家中房间或当优步(Uber)司机来创造额外收入。随着世界范围内60岁以上人口的数量增长,特别是作为纳税人的千禧一代和Z世代 在政治上占据更大权重的时候,这些问题肯定会成为激烈辩论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