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不同世代

我们正处在不可预测的历史转折点：不同世代的人正在同台竞争影响力。代际的重要之处体现在几代人不同的成长岁月与经历，以及他们当前的处境，造就他们特色各异的行事风格。小说家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写道：“促进一种新兴世界观的形成是一代人合力的结果，远非个别人的作用力，而我们每个人都要为建设这座大厦添砖加瓦，尽管砖瓦的质量良莠不齐。”

如今，企业面临一个两极化问题：不但千禧一代的消费行为令他们感到困惑，面对新一代老年群体的生活和消费习惯，他们也显得黔驴技穷（65岁开始舒适的退休生活，这一为人熟知的基准可能不再适用）。而令问题复杂化的是，这两代人之间有着怎样的纠缠？琳达·伯恩斯坦（Linda Bernstein）在2016年《福布斯》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抨击婴儿潮一代已经成为一种时尚。”许多年轻人对婴儿潮一代感到愤怒，将从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到迷离的经济趋势等一切问题都归咎于他们。异代人之间在政治上也存在分歧，平均而言，年轻人往往更进步，但他们目睹了自己的父辈和祖父母普遍支持民粹主义政客、新形式的民族主义，以及热衷筑墙的保守派。此外，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对“每一代人都会比他们的父辈更富裕”这一旧观念发起挑战。但这种指责是双向的，这几代人都在互相指责对方自私自利且自恋。

关于代际动态，在本质上的新定义是，随着2030年的临近，“年轻”与“年迈”的传统定义将被颠覆。我们不能再认为“活力”与“衰老”是年轻和年迈的代名词。新的技术发展将彻底改变我们对退休人员和老年人的护理方式。暂停片刻，想象一下这样一个世界：我们的父母和祖父母都曾是地球上最活跃、最具生产力的一群人。在高科技环境中长大的千禧一代，已有意识地为60岁以上老人的福祉开始创业。考虑一下这样一种可能性：在这个世界上，年龄因素不再是工作招聘的桎梏，比如70岁的新入职员工可能并不罕见。60岁以上群体的年消费能力预计将达到15万亿美元，这一群体的购买力将如何变现？

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是第一个指出“世代”核心内涵的人。早在一个世纪前，他将“世代”定义为这样一群人的集合：他们存在于同一个时空，终其一生都具有共通的鲜明的特定行为方式，并由此造就一种集体意义，这种意义往往依附于某些特殊经历，如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民权运动、互联网或社交媒体。这与“年龄群体”不同，“年龄群体”只表示出生在任意一个时间段，比如10年即为一代，并没有统一的特征。

尽管在社会经济地位或文化价值观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同属一个特定世代的个体之间依然会形成一种共识。曼海姆把这样的子群体称为“世代单位”。例如美国的“民权一代”，我们可以从社会观念、他们与事业的密切关系、政治参与水平等方面观察这个世代内部的差异。

然而，法国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于20世纪70年代首次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世代”的概念。他并非从特定的历史事件出发，而是关注“倾向”。他认为，每个世代都会发展出他们认为是自然合理但在另一代人看来是不敢想象或可耻的做法或愿望。换句话说，后天形成的行为趋势（他将此称为“习性”）和社会化这些因素使每代人都与众不同。

这些因素对于理解世代对经济的影响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储蓄和消费方面。想一想不同世代的人竞相推进自己的经济和政治议程的影响，每个世代中的不同子集有他们自己的当务之急和需求。

让我们也思考一下，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定一代人的老龄化如何影响人们的态度或行为。无论他们出生时的差异有多大，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一代人是否会逐渐趋于同一套价值观？ 1s4u1zmZhzrxsttS9DhWOFudrB/kAUEq4wPc2sn7zUl+aeMkaV8Rot55i0tplTR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