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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问题之所以备受争议，是因为我们往往更关注其中的不利因素而非有利因素。心理学家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和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提出，在生活中的许多领域，我们之所以会做出糟糕的决定，是因为我们的思维被“损失厌恶偏见”蒙蔽。进行了多次实验之后，他们得出结论：人们倾向于避免损失，而不是锁定等价收益。虽然这看起来很奇怪，但大多数人觉得避免损失10美元比赢得10美元更具吸引力。
挪威行为经济学家西娅·韦格（Thea Wiig）在卑尔根大学完成硕士论文时开展了一项实验，向一些人展示有关移民就业（显示移民带来的潜在社会收益）和移民对福利项目的影响（显示潜在损失）的统计数据。她发现，在人们的心目中，“接收移民的损失大过收益”，这导致人们对移民持负面态度。“人们容易受强调移民成本的负面框架影响。”她写道。具体来说，“挪威移民就业率（60%）的行为信息会导致个人更严格地评估自己对移民政策的偏向”。这项研究的含义是，一旦我们注意到“人们更愿意放弃移民带来的好处，而不是承担移民带来的成本”，那么人们对移民的态度偏向以及由此制定的合理政策范围就可以被塑造，甚至是操纵。随着2030年的临近，人们必须认识到移民的负面框架已经成熟且具备巨大的影响力，它非常有效地压倒了那些宣扬移民福利的人。记者詹姆斯·苏罗维茨基（James Surowiecki）发表在《纽约客》上的说辞——“我们正在失去我们的国家”如此令人信服，正是因为它迎合了我们的“损失厌恶偏见”，这增加了反移民候选人在选举中的优势。
其他关于探索“损失厌恶偏见”的相关研究也为移民本身的行为提供启示。在对本国人、决定移民他国的在国外出生的人和留在原籍国的人之间进行行为差异分析后，得到的结论是，在这三类人中，移民对承担风险的容忍度最高。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么多移民成为企业家。同样重要的是，潜在移民对未来经济状况的坏消息的反应与其他人一样，比对好消息的反应程度更强烈。此外，马蒂亚斯·蔡卡（Mathias Czaika）在另一项研究中指出，移民动机更大程度上是由原籍国困难的经济引发，而非目的地国可观的机会。这一发现表明，大多数移民不只是想提高一点儿他们在本国的生活水平，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更想逃离不宜居的甚至是绝望的经济环境。
房产（或缺少房产）也是移民考虑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它影响人们对风险的态度。在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一篇研究报告中，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和威廉·利索夫斯基（William Lisowski）发现，移民们会仔细衡量移居到另一个国家的利弊。拥有房产或拥有其他类型财产的人在国家内部或国家之间流动的可能性较小，这就是贫穷国家的土地再分配会比边境墙更有效地降低移民率的原因。
实际上，人们有很多理由关注移民带来的好处。由美国社会保障管理局受托人在2018年做的一份报告警告称，到2030年，信托基金“短期财务充足”的最低水平都将不保，因为政府正在用信托基金来维持福利的发放，而非确保基金体系的长久运作。《今日美国》以“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正在慢慢消亡，而华盛顿方面作壁上观”作为报道的标题，正好迎合了这份报告。
事实证明，移民并不是一种威胁，换一个角度看反而是一个机会，可以保障养老金体系未来的存续能力。移民每年缴纳数十亿美元的社会保障工资税，即便他们没有证件，甚至使用假的社会保障号码。据智库“新美国经济”阐述，尽管2016年有800万非法劳工缴纳约130亿美元的工资税，但他们通常无法申请社会保障福利。贡献最大的反而是低收入移民，因为6.2%的社会保障税率只适用于128400美元这一收入水平的群体。任职于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的经济学家莫妮克·莫里西（Monique Morrissey）表示：“从短期和长期来看，驱逐无证移民将对社会保障基金产生负面影响，因为这种基金与人口增长挂钩。”在他们的报告中，美国社会保障管理局的受托人观察到，移民浪潮的兴起可能是潜在的有利因素，“因为移民普遍年轻化，基金的缴纳者多于领取者，因而成本率会随着总净移民数的增加而降低”。
本质问题实际上是框架问题。你如果进行横向思考，可以把问题转变为巨大的机会。我们越注重机遇，就能越好地应对2030年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