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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政治家或记者认为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能给美国消费者带来一笔横财。在一个有趣的横向思维的例子中，经济学家发现生育率和储蓄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这是一项制度，但独生子女政策造成性别失衡，受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影响，年轻男性人口数量比女性多出约20%。2017年《经济学人》的一期封面头条写道：“在中国，失衡的性别比例正在对婚姻造成严重破坏。”《纽约时报》同时指出：“在中国，对数百万男性来说这是一个孤独的情人节。”于是父母们决定亲力亲为来解决这个问题，经济学家魏尚进和张晓波在详尽分析大量数据后得出结论：由于婚姻市场竞争激烈，有儿子的家庭提高了储蓄率，希望提高儿子找到妻子的概率；1990—2007年，男性性别比例的提高可以对这一时期家庭储蓄率实际增长60%做出很好的解释。基于此，中国不仅出口各种制成品，还对外投资其过剩的储蓄。美国人的超前消费观主要得益于此，如果没有中国的性别失衡及其相关的高储蓄水平，美国人将不得不在过去20年里为其抵押贷款和消费贷款支付更高的利率。例如，如果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的利率在过去20年里平均为6%，而不是5%，那么月供就会增加25%，美国民众在其他方面的购买力也会大幅下降。因此，我们经常提到在旧金山购房的成本与中国的茶叶价格息息相关。
中国的性别失衡也影响到新数字经济的消费。想想人们在各种数字约会服务上的花销，如今交友平台在全球拥有数亿用户，他们每年的消费总额约50亿美元。人们趋之若鹜地寻找潜在的婚姻伴侣、浪漫关系甚至“一夜情”的对象，但各国消费模式的差异正在显现：在中国，只有2%的总支出流向休闲约会软件，而在欧洲国家和美国，21%的支出流向了提供这类服务的平台，比如Ashley Madison、C-Date、First Affair、Victoria Milan和Tinder；相比之下，中国85%的消费都花在百合网和世纪佳缘这样的婚介服务上，而在欧洲国家和美国这一比例仅为40%。这种差异很容易解释，对中国男性来说，找到一个长期的伴侣更为重要（而不是“一夜情”）。随着性别失衡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全国性的危机，中国女性变得更为挑剔也在意料之中。在一个中国最大的约会平台上进行的与男性和女性的个人资料有关的调查中，研究者发现：“不同收入水平的男性以大致相同的比例访问平台上相对应收入水平的女性资料。相比之下，不同收入水平的女性访问平台的男性资料时，收入更高的男性被访问比例更高，收入最高的男性资料的访问量是收入最低的男性的10倍。”
奇怪的是，在其他国家，性别失衡的情况正好相反。在俄罗斯，很多人因酗酒过早死亡，所以俄罗斯的年轻男性数量不足。这个问题似乎非常严峻，以致在西伯利亚的一些地区，适龄男性的稀缺导致女性游说政府将一夫多妻制合法化。剑桥大学人类学家卡罗琳·汉弗莱（Caroline Humphrey）认为，西伯利亚女性越来越相信“半个好男人总比没有好”。她们争辩说：“一夫多妻制的合法化是顺应天意：它将赋予她们获得男性经济和物质的支持、子女的合法性及国家福利的权利。”不言而喻，理想的解决方案是中俄之间互通往来，因为中国有更多的男性，俄罗斯有更多的女性。不幸的是，由于中国人口数量更庞大，中国的性别失衡比例竟是俄罗斯的7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