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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多
和上帝
1941年出版的那本小册子也许算得上是当代最美的故事，作者署名为皮埃尔·安吉利克，这书到现在也还鲜为人知。当年的发行量仅为50册，1945年再版50册；今天可能稍微多了一点儿。书名为《爱德华达夫人》……
莫里斯——布朗肖（《新法兰西杂志》，1956年第7期）
“通常都是这样开始的，也许您该先透露一下目前的创作？”
“如果您想知道的话，我手头正有两件事情在做：一件是《罪恶》再版的序言；还有一件是《尼采与共产主义》的写作计划，《被诅咒的部分》的第三卷。”
“第二卷是不是子夜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色情史》？”
“是的。《尼采与共产主义》主要是谈极权问题，我所谓的极权。在我看来，尼采只是表现了一种极易引起误解的法西斯倾向，是可以原谅的。想要为尼采的态度进行辩解，就必须从对极权价值的研究入手。如果我们意识不到这一点，如果我们不把对极权价值的研究与法西斯主义的军国主义价值研究对立开来看，我们根本无法理解尼采。人类的极权与军国主义价值是对立的。例如说，共产主义就是要消灭军国主义观念，强调人的极权，共产主义认为，每个人都具有这种极权，这是不可剥夺的。”
“然而在支持军国主义的人看来，军国主义价值宣扬的也是一种极权。您认为区分这两种极权的标准是什么呢？”
“这就在于，军国主义价值具有一种明确的结果性，而在这种情况下，它所强调的极权并不带有真实的至高无上的色彩。如果您同意的话，极权的态度与极权的运作恰恰是相反的。在运作中，我们行动以获取利益。旅行推销员不停地说是为了推销他的商品。而如果我们具有一种极权态度，我们往往对结果并不感兴趣：我们再也不考虑别的任何问题。但是作为一个军人，部队的首领，他是以寻求政治利益为目标的，他属于旅行推销员那一类。希特勒和路易十四属于旅行推销员一类。尼采则不同，因为他拒绝为计算政治利益而服务。对于他来说，在人类生活中，某样东西具有极权的终极意义，不可能为任何其他目的服务。”
“但是历史上，君主们不是总会表现出一种军国主义价值观吗？”
“是的。我可能只有一点保留意见。开始的时候，从本质上来说，极权与军权肯定是有所区分的。军权有可能会将极权收归自身，但二者是不同的。军权身上留有许多最初状态的痕迹。但到后来，武力会占据上风，压倒一切，而最终，君主们都穿上了制服，就好像之前他们就决定要表现出一种奴性。”
“您认为极权不会有其表征。但是就不会有一种表征恰好适合解释极权吗？”
“为什么没有呢？牛在草地上的画面在我看来就很适合。”
“在您脑中，尼采对于人类极权的追寻与共产主义对人类极权的追寻是一回事吗？”
“在我看来，共产主义的极权首先必须与人类生活的极权相一致。对于共产主义来说，没有任何原则是可以超越于人类生活之上的。然而我们有必要指出，有可能存在着某种共产主义道路——尽管并非出于踏上这条道路的人的愿望——会使个人服从于某种超越于个人之上，并使人异化的东西。我想，任何一个不抱有偏见的共产党人对于我这种想法都不会感到震惊。”
“您影射的是哪一类的服从呢？”
“我们经常不得不让步于生产，让步于满足物质需要的努力。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有可能为了某种非个人的东西超越于个人之上，使个体异化，哪怕只是缩减个人在欲求上的满足。可为了缩减个人欲求的满足，我们必须做出相应的努力。我必须明确这一点，但是我首先能够理解到共产党人所遇到的困难，他们不得不采取某种令人震惊的做法。”
“那么对您来说，真正的极权最终会导致什么呢？”
“我想它将导致的是剥夺而不是特权。尼采本人就曾设想过一种社会主义世界，工人比知识分子拥有更多的权利与财产。”
“在通往极权的过渡阶段，是不是知识分子的日子比体力劳动者的日子更为好过呢？”
“是的，甚至最终这种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也不会消失。”
“我们能不能说，对于尼采，或是对于您而言，极权都是一种没有出口的开放道路呢？”
“我们可以说，在极权里唯一可能的，便是可以称之为人的人似乎无所限制。”
“但是何为通往极权的道路呢？”
“在这条道路上立即出现的是上帝的身影。但是如果我们把上帝的存在看成超越于自身存在之上的，我们就不能意识到上帝的存在。而上帝却是一种我们在自己身上所应实现的一切的明确指示。将自己放在上帝的位置真是一件沉重的事情，简直可以说，做上帝等同于承受酷刑。因为站在上帝的位置就意味着和一切妥协，包括和最糟糕的事情妥协。要做上帝就等于接受最糟糕的事情。我们无法想象，如果连上帝都不要这类糟糕的事情，这类最糟糕的事情怎么能得以存在。您瞧，这个想法挺有趣的。很富戏剧性。如果我们的思想不被这样一种深刻的戏剧性所浸淫——我们有可能察觉不到这戏剧性，这也是可以原谅的——我们就不可能对上帝的问题进行严肃的思考。”
“您在笑？”
“是的。如果您同意的话，关于上帝的存在，我不仅仅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对我来说，这甚至类似于费多的滑稽情景剧。您想想看，费多的戏剧作品中有没有能昭示这个问题的什么东西？”
“我想想看……没有……那您的作品呢？”
“也没有。但是您知道的，一般我尽量避免谈一些具体的问题。再说，我可以面对上帝发笑，并且不要求他和我开同样的玩笑，就像他对费多戏剧作品里那些人物所开的玩笑那样。”
“在追寻极权的道路上，最主要的障碍是什么呢？”
“毫无疑问，那便是我们必须完全接受并尊重别人的存在。总的来说，这种需要会带来内心深处的满足感。只是我们很难防范自己的情绪浪潮。当然，情绪化的东西从来不可能上升为理论。总为自己情绪所折磨的人是疯子。总之，我们可以说疯子是极权者最完美的写照。但是一个人若是懂得极权者的极权便是疯狂，他会找到一切避免让自己成为疯子的理由的。”
“但是我们总不能消灭人类灵魂中的情绪吧？”
“当然不能。如果说人应当尽量避免让自己成为一个疯子的话，他却应当参与疯狂。我所谓的疯狂是戏剧与文学一直作用于他的疯狂。但是我得再申明一遍，情绪的东西从来都不应该上升为理论。打个比方，我们的行为从不应该破坏人人平等的原则。”
“我可以继续这样毫无章法地提问题吗？”
“只要您愿意。让我们把九柱游戏继续玩下去，目的就是看着这些小木柱一个个地倒下来，不要所谓的规则。继续吧。”
“那么，当您写作时？……”
“我写作时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不能毫无章法地写。也就是说，顺着一条思路写对我而言困难极了。”
“直到有一天，您发现实际上自己写的东西根本不是毫无章法？”
“不，直到有一天，我发现自己还是只能把这些东西写成一本书。”
“1957年开始，您着手于一本关于色情的杂志
，可谓与时代精神完全不符，这是不是源于您对时代的一种失望？”
“完全不是。我之所以要做一本关于色情的杂志，是因为这些年来在性道德的问题上产生了一系列的巨大变化，这本杂志的意义就在于揭示这些变化。”
“您知道我刚才提那个问题的用意吗？”
“是的。我不是一个在希望中生活的人。我从来搞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因为没有希望而自杀。我们可以身处绝望之中却从来不动自杀的念头。并不是只有希望才能给人以满足。”
“还有什么能给我们满足呢，比如说？”
“比如说理解。我从来没有介入过政治生活。对我而言最重要的始终是理解。但是我没有任何个人的欲望。我觉得这个世界令人厌恶，而我却从来没有找到过这个令人厌恶的世界的出路。”
“我想，您加入人民阵线那会儿，该是隐约看见了这世界令人厌恶的某种出路？”
“确实，可那只是很短的一阵，我体验到了一种政治上的强烈震荡。但是我很快就又开始被这些问题所超越。要想成为共产党员，就必须对这个世界有所希冀。听着，我缺少那种自觉必须对这个世界负责的人的使命感。在政治方面，我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宣扬的是疯子式的不负责任……我或许不是那么疯狂，但是就任何意义而言，我都不会担负起这个世界的责任。”
“但是我能不能这样说，对您来说，共产主义还是反映了某种共同的要求？”
“是的，您可以这样说，在我看来，工人们的要求很合理，资产阶级没什么好向他们指手画脚的。但我必须再次申明，我甚至不是共产主义者。”
“甚至不是？”
“因为我对这个世界无所希冀，而且我活在现在之中，我不关注将来开始的事情。”
“您拒绝占据别人的位置关注这些事情？”
“是这样的。我再说一遍，我没有使命感。”
“请原谅，我坚持要您解释一下，当然愿意怎么说随便您，如果说您没有任何个人欲望，或是像您所说的，缺少使命感，您是不是至少有着某种笼统的愿望呢？”
“我想共产主义是合理的，是可以憧憬的。但是我的这种说法太庸俗了，有点歪曲这份愿望。如果您相信的话，我的想法和别人的差不多。正因为这个‘差不多’来自一个努力想明确表达自己思想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它可以被视作关键所在。”
《法兰西观察家》，195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