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够两个人的，就没有第三个人的份

开始的时候他什么都做，有时候行，有时候不行，但是无论如何他到底还年轻，再说生存总不是那么容易的，总会有困难，大家都有。接着他长大了，仪表堂堂，他懂会计，会英文，懂得人情世故。瑜伽的修炼使得他心平气和，怀中那条名叫“野心”的毒蛇不再蠢蠢欲动，而是适当地被转化成为有效的能量。三十岁。三十五岁。他去过印度支那，还有印度。有时他相信自己可以算得上是有钱人了。他甚至有了自己的消遣。就是在这个时期他学的瑜伽。他有了个太太，还在林下罗斯尼区有幢房子。

接着，查尔斯·克雷芒有五十岁了。虽然勇敢地度过了战争，生意却开始滑坡。这是1946年。

他的太太，苏塞特·伊万患了癌症。他的情妇，菲莉西亚·克里帕没有工作。通常他总是忙于生意。他并不特别属于她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可如果说瑜伽还有点用，尽管他也还是那副成功的样子，命运之神却不再轻易地对他恩宠有加了。瑜伽的作用越来越小。

他想对两个人都好，对苏塞特，对菲莉西亚。他的双重生活遭到了舆论的强烈谴责，人们说这是魔鬼的生活，可他承担下来了。他没有逃避责任。虽然他爱菲莉西亚，他还是卖掉了在尚帝伊区的豪华居所，为他的妻子苏塞特付手术费。

他把苏塞特安置在维桑热多里克斯街，一个不怎么样的街区。时间一如既往地流逝。他继续面对着这一切，照料着他的妻子。他卖东西度日，卖了所有他从印度支那和印度带回来的东西。如果舍不得卖，他就放进当铺抵押。

克里帕家开的饰带店维持不下去了。苏塞特仍然没有好转。值钱的东西越来越少。

查尔斯·克雷芒对自己说得换个办法渡过难关。他对自己说要减轻负担。合乎逻辑，非常理智。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他还存有希望。只是如果只够两个人的，就没有第三个人的份。这是该做出选择的时候了。在两个人中，他只能选择一个。

不久以后，每逢星期天，他都要去谢弗勒斯山谷看望他的母亲。他的妻子，苏塞特在法国另一个什么地方休养，所以他只能一个人去——他是这样对母亲解释的。每一次，他一定都带着两个包裹。可当中只有一个是给他母亲的：一束花儿，或一只烤鸡。另一个不是。一个活人想要消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很困难，每个星期他都要做好几趟旅行。

后来他就不用再到谢弗勒斯山谷去了，他在菲莉西亚·克里帕那里安顿下来，共和国街。

已经到了1956年，查尔斯·克雷芒，这会儿叫查尔斯·克里帕，现在六十岁了。一个六十岁的男人再到老板面前去求职多少总有点可疑，更何况查尔斯·克雷芒脑子还不太转得过弯儿来。他放不下架子，他相信有历史的人是伟大的。

饰带店仍旧不行。原来是菲莉西亚的母亲看管的，而今母亲也进了收容院。查尔斯·克雷芒把他寄存在当铺的东西拿了回来，全部卖掉。卖完之后，他就一无所有了。

再做瑜伽都是没用的了。六十岁，六十一岁。一个人都没饭吃的时候，两个人更没饭吃。现在还剩下一个菲莉西亚。

查尔斯·克雷芒又对自己说，得想另外的办法渡过难关，还要缩减开支。非常合乎逻辑。非常理智。得重新开始。

在这类故事中，总有点什么神秘的东西。查尔斯·克雷芒也不例外，他热爱生活。生活对于他而言仅限于一杯加奶的咖啡，这儿，或是那儿，仅限于那些无休止的散步，穿越整个巴黎，有些阴郁，但却清静，对大城市的老人们来说，这些东西早已成了生活的唯一支撑，比理智有用得多，他们对别人的幸福不再感兴趣，在散步中慢慢消亡。对查尔斯·克雷芒来说，再没有加奶咖啡与散步之外的东西了。其他便是一片沙漠。他用白兰氏牌食盐埋葬了菲莉西亚，因为他所接受的教育足够让他懂得盐的好处。接着他继续花卖饰带店得来的钱——这笔钱让他维持了十个月——交税，热爱生活。

然后都没有了，甚至饰带店的钱也用光了。煤气和电费的账单到了。加奶咖啡涨价了。查尔斯·克雷芒试着卖掉他的房子，可他还住在里面，于是只好赊账。他自己也卖不出什么价钱。现在他知道一切都太迟了。

有一天晚上，他照例去散了步，回来的时候看门人告诉他电和煤气都停了。查尔斯·克雷芒数了数剩下来的钱：1 495法郎，他说：“这会令我的继承人感到尴尬的。”

他出去买了一瓶白兰地，花了1 490法郎，然后上楼回家。正是在这一个时刻，他背弃了印度人哲学中的智慧，背弃了这哲学中的超感能力。他撕毁了一切，打碎了一切，摧毁了一切，焚烧了一切（带着他惯常的那种小心翼翼，也只有这份小心一直不会改变），家里的一切一切，看上去像是因为一桩不光彩的交易造成的祸患。他疯狂了，想要毁灭一切，包括自己。甚至连他睡觉的床单——他就是躺在上面朝自己开了一枪——也被他撕碎了。他什么都不要留下。什么也没有了，对任何人来说也就什么也没有了。必须非常逻辑、非常理智地承认这一点。

我并不同情查尔斯·克雷芒。只是报纸上最近似乎一直在找寻犯罪的“神秘”原因，我觉得有必要唱个反调。在我看来，查尔斯·克雷芒的实用主义并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

《法兰西观察家》，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