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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一月份以来，巴黎，仅这一个城市，就接待了700 101名外国游客——其中第一季度为220 012人次，第二季度为480 089人次，七月还不被包括在内。去年，仅八月份，游客就为218 603人！
巴黎人满为患。下午五点钟，埃菲尔铁塔的售票员们就已经累得不行了，老是担心自己出错。这会儿，她们平均每天要售出9 000张票！而卢浮宫在同一时期每天要接纳5 000人，星期天更达到10 000人，格雷芬博物馆每天亦要接待4 000人。
每天，21 000张印有埃菲尔铁塔的明信片飞往世界各地：纽约，赫尔辛基，慕尼黑，佛罗伦萨……紧接其后的便是印有蒙娜丽莎和拿破仑一世加冕礼这两幅名作的明信片。再接下来，要数印着“裸体画”的——哪一类的裸体画倒是不清楚——裸体画和希腊无头胜利女神雕像以及歌剧院大道一样好销。
对于所有的人来说，旅游的发展无疑可以通过白兰地的销售得到结算。所有一流牌子、二流牌子的白兰地全都涌出了国门——包括法国人自己都叫不上名来的。
“轩尼诗没有了，拿一瓶贝尔特朗吧，您肯定会喜欢的。”
于是贝尔特朗被拿了出来，小心翼翼地，德国的路德维希大叔呢，当然啦，就像法国谚语里说的那样，给蒙在鼓里，一点也不明白……但……
但不是所有的游客都这么好骗。总有例外，这也是在意料之中，当然，例外本身就是有规律的。
“真是妙极了，”25岁的吉丝拉·O.，一个活泼的汉堡姑娘说道，“平生第一次，有那么多男人回过头来看我。”
“但是你又要进商店了，”一个身材不高的罗马女衣商在批驳她往巴黎去的同伴，“你进所有的商店，每样东西都要问个价儿，但是你什么也不买。我们说不定要遭报应的。”
什么报应呢？
我们都知道。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有点罪恶感。在外国人面前，我们是最无动于衷的一群。毫无表情。自旅游业存在以来，巴黎就开始接触千千万万的外国人了。我们随他们自己去看，他们看上去是那么痛苦。因为这里是我们感到最孤独的地方——当然那些年轻的汉堡姑娘除外，然而，这里同时又是人最多的地方，是遭到最多嘲笑的，却任谁也不愿意错过的地方。
“首先得渡过开头这几天的难关，”一个年轻的美国女孩对我们说，“为了穿过大西洋，我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到这里的头三天，我只能一个人待在房间里哭。”
然后，过了这三天——对有些人来说这三天是非常悲惨的，尤其对某些讨厌乘大客车集体旅行的孤独的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很快就会认同巴黎的。总的来说，这种认同才是永恒的。
“我们永远到不了这个份上！”面对协和广场，美国人叹道。
另一点便是众所周知的自由。无论他们来自何方，哪怕是罗马，在巴黎面前也成了乡下，在这一点上，所有人都不会有异议。这里，道德的宽容闪耀着光华。咖啡馆里，随处可见肤色相异的情侣在拥抱。歌剧院大道上，一个塞内加尔小伙子紧紧搂着一个金发姑娘。不会搞错的：这里是巴黎。
而巴黎人呢，和他们谈会儿话，你就会发现，他们那么擅长自治，那么擅长与政府“擦边而过”，他们自己做自己的主，谁也别想让他们屈从，他们总是有自己的想法，与官方的政见总是背道而驰。换句话说，巴黎独自在历史中前进，没有一届政府跟得上它。它自身的自由判断才最具说服力，而与之俱来的，便是对政权的憎恶。它在历史的字里行间思索着，它有它自己的鼻子，已经一百五十年了，它再也没有上过当。任谁都会清楚这一点。
这自由的空气浸淫了一切，穿透了所有最意想不到的细节，有时简直接近于厚颜无耻。
“这么有名的镜子展览，”一个意大利人对我们说，“可您真不知道那些镜子有多脏！只是不管脏不脏，反正肯定都要去看的，所以……”
“还有这些猫，”一位荷兰女士说，“到处都是猫，到处都有它们的身影，在家里也就不说了，在香烟店的柜台上，在药店里，没有人会去管它们的，它们可以躺在药品上睡大觉！对于我们其他国家的人来说，这简直不可思议……”
这种认同里还有一点亦是被普遍提到的，这就是与自由并行不悖的同时——当然也不乏矛盾之处——巴黎继续保持着原来的风貌，似乎打骨子里就变不了。大家都说这是变化最小的城市。二十年，三十年过去了，所有的人都还能认得出它。
“所有的游客，”一个西班牙人对我说，“都是从寻找1900年的巴黎开始的，世纪初康康舞流行时的林荫大道，咖啡馆音乐会名歌手马约尔的《美丽的海伦》。有时的确代价昂贵，但是我们不能错过。”
他还补充说，到巴黎的第一个晚上，他先是冲到书报亭去买了一份《巴黎好莱坞》，然后他理所当然地去看了比加尔广场的雕塑。而在那里，他很幸运地买到了一打非常美妙的明信片，有米洛的维纳斯、蒙娜丽莎等，只是第一张不是他想要的卢浮宫的圣母，价值3 000法郎
。小事一桩，只要我们想想，在巴黎的布朗什街上住一晚（而且是与其他人共住一个房间）要16 000法郎，而一场一个半小时的电影在私人影院要卖到12 000法郎一张票！
可是不消两天我们就会忘却这份痛苦，发现巴黎的另一个时空，有时简直难以逆料，比如——
“比如说11型轻便雪铁龙汽车，”一个美国人对我们说，“二十一年前，它震惊了整个欧洲，但它居然一直保留着！我们到处开的都是新车，只有在这里，你们还开着1930年的车。我十年没来了，而我觉得，你们与十年前的唯一区别就在于，玛德莱纳大教堂的夫人们不再围那种孕育了整个一代年轻人的艳情梦的银狐披肩了。”
有个词是不可避免的，那就是法国人式的“轻佻”。可得当心他们！所有到法国来的外国女人都少不了要提到这一点。
“你们的名声大极了，”一个德国人对我们说，“以至于在我们那里，如果来了个法国人，哪怕他是个残废，哪怕他已经六十岁了，只要他一走进客栈，附近的人家准得把他们十六岁以上的女儿都给圈起来。”
都说意大利女人能抵抗得住，说瑞典女人很少能逃得过的，说德国女人从此不敢独身前来了，说西班牙女人第一次不假思索地任由自己迷失，说英国女人对此不加理睬，说美国女人在法国男人面前走不动路。但是无论如何，必须承认，这种冒险的狂喜也可以被包括在巴黎的魅力之内，这可不是假话。
巴黎的诸多魅力里还有一点：在欧洲，巴黎是最容易认路的一个城市。关于这一点大家也毫无异议。
“无论在巴黎的什么地方都能看到埃菲尔铁塔。更不要说塞纳河了，大部分主干道都是以它为中心四射的。还有地铁，您也许还不知道，地图标得准确极了，除非您存心，否则怎么也迷不了路的。”
代价昂贵，所有人都这么说，实在是贵，但当他们要离开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说有朝一日还是要再来的。我们的缺点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我们的优点。而习惯上真是这样，如果我们完美无缺，也许倒是他们受不了，是他们要迷失了。
然而有一点是要竭力避免的，那就是不能让他们凑巧看到另一个虚假的巴黎。我所说的是那种可怕的沙文主义式的严阵以待，防范有加，换句话说，就是不能让别人凑巧看到这些愚蠢的布尔乔亚。
我还记得，有一回，有一群与我非常要好的意大利朋友到我家来玩，八天以后，一个同住一楼的退休的上校写信给业主说，这些“外国人”的出现是不合法的，令人难以接受的。
这一类的故事太多了。
“想想看吧，”有个饭店老板娘对我说，“那些个英国人，提前一年定了房间，就是为了保证能看到巴黎。意大利人嘛，好一点，可有时也会提前六个月……”
一定不能让别人看到我们国家的这些蠢货。
《法兰西观察家》，195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