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乔治·巴塔耶

批评只有在巴塔耶的面前才显得如此羞怯。是的，在他面前，批评不再能借助它以为必要的决疑论下手。面对巴塔耶的晦涩，它只能等待，希望能够等来批评女神的降临。许多年过去了，人们继续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谈起巴塔耶。而使这些人等了又等的，除了这份幻想，当然还有其作品的重要性。这种克制成了这些人的骄傲。为了自己的名誉，他们永远不敢触及这头斗牛。

一种非常强烈的愿望，那就是让年轻人来为我们做这些事，让他们做我们所不敢做的，不再等待我们当中有人来尝试。

如果说对于巴塔耶而言，重要的不是文章的清晰性，并且恰恰相反，他认为最重要的，正是要毁灭这种通常而言在文学行为中占据上风的对于清晰性的考虑，可是这样说意义不大。他的作品为错误留下了最大的机会，因为他谈论事情的方式并不让人觉得在理解上受到限制。只要与此相关的神学体系没有完全建立，爱德华达在未来的几个世纪里都将是个难解的谜。乔治·巴塔耶使她从黑暗里凸现出来，但是他不可能揭示得更多，他的语言不合适再说得更清楚。《爱德华达夫人》的主题与语言所习惯的承受力相比，似乎总是有这么一段距离，或是不及，或是超出。可他又如何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呢？

因此，关于乔治·巴塔耶，我们可以说他并不是在写作，因为他边写边在与语言作对。他创造了一种方式：写即不写。他让我们忘记了文学。没有文体的《天空的蓝色》是那么让人欣喜若狂。就好像在作者身后没有任何文学传统，批评界对此不置一词。可在这点上，我们又怎么能够做到“不写”呢？词语不再对承担相应的使命抱有希望，它丢失了自身的魔力，它只能承载自身可能的意义。我们似乎有一种感觉，觉得我们先是从反面看到了它，接着我们才找到了它，它已经得到了解放，从日后糟糕的运用中解脱出来。

与此同时，也许还要说明一点，那就是“才智”这个通行货币在巴塔耶的书里也毫无用处。它不再达及自身，必须与实体相统一，并且与对这实体，与对它本身一无所知的东西相统一——以此为必要的平台——它才具有价值。

当爱德华达夫人出现在当代文学最伟大的作品之一的舞台上，她在嘲笑，一丝不挂。而当她的姐姐迪尔蒂出现在《天空的蓝色》的背景下，她陶醉了，在肮脏的幕帘后，她抱着迪尔蒂的屁股在啃噬。

爱德华达和迪尔蒂是上帝。巴塔耶对我们如是说。

（再也没有人能像巴塔耶一样，为我们同时演绎着晦涩与清晰，并且如此完美。这里无须任何批评，无须任何意义上的批评。或者批评根本无法进入，在巴塔耶的话题面前，它占不了上风，它只能一头栽进巴塔耶的难解之中。它与自身分了家。）

热内的卑鄙遭到了巴塔耶的严厉批评，但是却呈现出他笔下的人物的奇特性。正是这种奇特性使热内的人物挣脱了自己，也正是这份奇特性赋予这些人物一种最高程度的王者的威严，因为这威严无从替代也无从透辟……爱德华达和迪尔蒂却正相反，她们都是一无所有的拥有者。如果说迪尔蒂还爱着，还选择了这世界上的一个人，爱德华达则根本不爱了，什么也不要了。她是在内心深处卖淫。巴塔耶的卑鄙——与热内的卑鄙恰恰相反——在于他使自己的人物摆脱了奇特的命运，从而赋予他们一种不确定性。他们不再被包裹在个性威严的粗糙外表之中，而是走向一种自身的瓦解与虚无，我们或许会在路上碰到他们。就这样，迪尔蒂和爱德华达就这样，站在那里。巴塔耶在某个夜晚遇见了她们。在这点上她们都不再拥有自身，她们的命运已经不再构成问题。而在热内的笔下，阿尔芒的命运却一直牵动着我们，直至死亡。巴塔耶剥夺了他所创造的人物的命运，使他们处于匿名的状态。热内却给予他的人物以主宰命运的权力，直至人物本身成为一种命定——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差别。

《毒芹》，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