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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个圣诞节是在科巴尼亚度过的。当时我对圣诞节知之甚少，只知道它和礼物有关。约西家有一棵用松树枝充当的“圣诞树”，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他们邀请我去他家过圣诞节并交换礼物。他们把松树枝支在桌子上，但因为装饰物太多，这棵小“圣诞树”有些不堪重负，其实那些装饰物更适合挂在一棵真正的圣诞树上。
在当时的情况下，你在外面是买不到礼物的，因为人们都不再工作，即使你有钱，商店不开门也没用。约西送给我一些他自制的小礼物，而在母亲的帮助下，我也为他动手做了些礼物，那是一套警察随身携带的用品：一个勉强能当作徽章的东西、一个警笛，还有其他几样小东西。我们在圣诞树旁玩了一会儿，然后带着我们的新礼物出去做游戏。圣诞节真是有趣。
几天之后，我被一种奇怪的声音吵醒。这种声音就像有人把摞在一起的厚木板从空中抛到地上发出的声音。一阵巨大的撞击声后，我们会拥有片刻的安宁，随后又是一阵撞击声。当“木板落下”时，我周围的大人们便停止了谈话。在我看来，他们好像屏住了呼吸。母亲告诉我这是苏联人发射大炮的声音。我很好奇，就和约西跑到外面，想更清楚地听到大炮的声音。
一天上午，我刚从厕所回来，院子里就发生了爆炸。那听起来一点儿也不像厚木板的撞击声，而是和我想象中的爆炸声一样：声音巨大而响亮，持续时间长，有回声，然后是被炸成碎片的房顶瓦片、砖头和被炸飞的木片等发出的嘈杂的声音。人们吓得呆坐在那里，好像在等待新一轮的爆炸。过了一会儿，看到什么也没有发生，我们就走了出去，发现通往厕所的门被一颗炮弹的碎片炸碎了。我盯着那些碎片，想着仅仅几分钟之前我才从那扇门中走出来。
大人们决定搬进地下室，那里是躲避这种炮击的最安全的地方。与基拉伊大街的公寓大楼相似，这里也有一个中央地下室，而且每个公寓单元还另有供住户储存东西的地下室。人们从房间里把简易床和财物拖进地下室，在那里安顿下来。与我们同住的是那个曾被德国士兵认为是犹太人的红发妇女和另一个女人。
我们搬进地下室真是对了，因为后来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糟。先是停电，一两天之后水也停了。后来水时断时续地给，一来水，人们就竭尽所能地在找得到的每一个锅和桶里都储满水。只有出去寻找食物时，人们才会离开这栋公寓楼，而这种尝试大都无功而返。但是，偶尔也会有女人发现开门营业的面包店卖新鲜出炉的面包，通常这时她会跑回来将这一消息通告大家，好让大家赶在面包卖完之前都去买些回来。
地下室很暗，边上堆满了木头和煤。煤灰落得到处都是，我们的衣服和行李自然难免遭殃。每个地下室房间的天花板上都伸出一根电线，上面吊着一个光秃秃的灯泡；但是因为没电，我们在地下室点起了煤油灯照明，结果烟雾缭绕，让地下室更显脏乱。大多数人都有用来煮豆子的小炉子，而豆子便是我们的一日三餐。但是，小炉子并不能抵抗严寒和潮湿，所以我们整天都穿着大衣，甚至睡觉时也是如此。我们别无选择，只有麻木地适应。
在地下室里的时间很难熬，那里光线太暗，无法读书。一些男人在玩牌，女人们则负责寻找食物，搜寻补给品和做饭，而几个孩子则在一旁碍事地晃荡。因为炮击，大人们不允许我们出去。大炮的响声成了连续不断的背景音。起初这还让人感到害怕，但仅仅几天之后，我们就习惯了炮声，完全不把它放在心上了。
一天，一个孩子的父亲想激发我们开展一项有益的活动。他把所有的孩子召集到地下室的一角，因为生着炉子，那里让人感觉很舒服。他说，对我们来说，进行基督教的教理问答练习会是一个不错的活动。所有的孩子，包括我，都点头表示同意，但我实际上吓得惊慌失措，因为以我对教理问答仅有的一点儿认识，它和天主教有关，那么这个活动就是关于天主教的，而我确定，在这方面的无知将立刻泄露我的身份秘密。
那个人开始问其中的一个孩子。我尽可能不去看他，以免他注意到我。那个孩子的回答让他比较满意，所以他接着问下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与我只有一人之隔。再有一个问题就到我了。这时，我站起来给自己找了个借口：“我要上厕所。”那人点了点头，就把注意力转向了他正在提问的孩子身上。
我跑向母亲，脸紧贴着她的脖子轻声地告诉她发生了什么。她紧紧地抱着我说：“你不能再回去了。”然后，她大声地对我说该帮她一把了，接着就开始指使我干活儿。我再也没有回去做那要命的教理问答练习。
这一经历促使我在此后尽可能地避开那些孩子，我可不想在另一个教育游戏中授人以柄，被当场识破。
在地下室里安顿下来一两周后，一群苏联士兵出现在我们的公寓楼里。没有鸣枪，没有战斗，他们只是走进公寓，进入地下室。虽然进来时很随意，但是他们每个人都拿着一支冲锋枪。苏军冲锋枪与德军冲锋枪不一样，苏军冲锋枪更像步枪，只是子弹装在连接枪管的圆鼓形弹匣里。
这些苏联士兵胡子拉碴的，衣服皱皱巴巴，看起来疲惫不堪。他们一共有10到15个人。那个带队的士兵看起来与其他士兵没什么区别。他说德语，这让楼里的几个住户可以与他们沟通。其他士兵中有几个也会说一点儿德语。公寓楼里有个老头来自匈牙利的某个地方，那里的人说某种俄语的方言，所以他就成了不会说德语的苏联士兵的翻译。
士兵们检查了地下室，之后在楼上的房间里安顿下来。他们虽不十分友好，但也没有什么敌意。他们留给我们一些面包，这些面包与匈牙利的不一样，它们形状像砖头，颜色较深，而且还酸酸的，但是能得到这些面包我们已经很高兴了。
初次碰面后，他们就几乎不管我们了。他们每天一早就离开公寓楼，晚上很晚才回来，就好像去上班一样。
炮火持续不断，我们仍待在地下室里，但是有苏联士兵在那儿，我多了几分安全感。他们不是德国人，而且他们把德国人赶了出去。
那个带队的士兵——母亲说他是个中士——经常用德语与母亲闲谈，而且经常到地下室来看我们。以前，除了匈牙利语，我从未听母亲说过其他语言，所以看她那么流利地与那个士兵对话，我很吃惊，对此印象颇深。有一次，我和母亲还有那个士兵单独待在我们的地下室里，在与他交谈了几句之后，母亲转向我问道：“安德里什，你还记得‘Modim anachnu lach’吗？”我记得这是一年前我上一年级时学会的希伯来祈祷文的第一句，那时我在学校每天都要背诵祈祷文。我呆了一下，因为我是不应该记住这种东西的。母亲说：“现在说没关系。如果你记得这句话，就说给中士听。”我这么做了，中士的脸上随即绽放出灿烂的笑容，他拍了拍我的头。那天晚上，我和母亲在简易床上依偎在一起，她轻声对我说，那个中士是犹太人，他的家人全部被当时在苏联的德国人残忍地杀害了。母亲告诉我他叫艾。
另一天晚上，我们躺在简易床上，我已经快睡着了，这时有人来到我们的地下室。借着灯笼的光，睡眼蒙眬的我认出来人是偶尔充当翻译的那个老头儿。他对母亲和另外两个女人说了些什么，然后他们发生了争执。我不知道他们在争论什么，但我能感觉到这三个女人情绪很激动。
随后一个苏联士兵进来了，在挥手示意那个老头儿和另外两个女人离开后，他关上了门并从里面锁上，然后用他的冲锋枪顶住门。他坐在我们的床边，不怀好意地笑着。母亲先是用匈牙利语跟他说着什么，然后又换成德语，而他只是继续坏笑着。他用食指戳了戳母亲的胸口，又用手指向自己说“安德烈”，好像是在说他的名字叫安德烈。母亲指着我也说“安德烈”，我猜想，匈牙利语的“安德里什”翻成俄语可能就是“安德烈”。
那个苏联士兵还是咧着嘴坏笑，而且再次用手指戳向母亲的胸部，母亲从床上起身抱起我。那个士兵挪走他的枪，打开门让母亲把我抱走。我被抱到另一间地下室，母亲把我交代给那儿的一个女人，然后又返回我们的地下室。那个女人把我放到床上，用胳膊搂着我，我躺在那里忐忑不安。我不知道母亲遭遇了什么，也不清楚什么在等待着我们。我感到胸口堵得慌，几乎喘不过气来。
过了一会儿，母亲回来接我。她又气又紧张，再次抱起了我，这有点儿不对劲，因为我已经很沉了，母亲早就不怎么抱我了。她把我放回床上，我们就睡觉了。那天夜里晚些时候，又有几个苏联人闯进我们的地下室。母亲冲他们大喊，说什么三个女人今天都已经做过那事了。犹豫了一会儿，他们就离开了。
第二天早上，我看到母亲的脸上带着一种令人害怕的坚定表情，她粗暴地让我快点儿穿上衣服，这个时候我自然明白不能与她争辩什么。然后，母亲抓着我的手，带我离开了地下室。走出公寓楼之后，她加快了脚步，在街上急速走起来，直到碰到苏联巡逻队。她直接走过去，向他们打起了手势，询问一个叫GPU
的机构在什么地方。苏联人给她指了一个方向，我们继续往前走。我不知道这是要干什么，也不知道GPU是做什么的或者谁是GPU。
在停下来问了几次路之后，我们在一栋住满了苏联士兵的公寓楼那里停了下来。母亲似乎在向他们打听着什么，接着，我被母亲牵着，随他们到了一个房间，那里有一位说德语的军官，他们进行了简短的交流。军官点了点头，说了些什么，而母亲好像在感谢他。然后，我们转身出来了。院子里的士兵盯着我们，什么也没说。
我们回到了所住的公寓楼。因为一路跟着母亲走得太快，我气喘吁吁的。回来时，艾正在院子里等我们。他的表情十分严肃，看到我们后他示意母亲跟他走，而我则被送回了地下室。
后来母亲回到了地下室，看上去很烦躁。那天晚上，艾来地下室找我们，我们跟着他来到楼上的一个房间。他那组士兵都在屋里，有几个士兵之前没见过，白天早些时候和母亲说过话的那个军官也在。母亲面对着这些苏联士兵，一个接一个地目视他们的眼睛，但都摇头示意不是要找的人。当她面对安德烈时，我屏住了呼吸。安德烈自己也红着脸，好像也在憋着气儿。但母亲只是停顿了一下，就摇头示意不是他。我猛拉了一下她的手，她也同样拉了我一下，语气十分强硬地对我说“安静”，阻止我说出实情。排查继续进行，直到母亲对屋内的每个苏联士兵都摇头示意不是为止。讨论了一番之后，其他的苏联士兵都转身走了，我们也回到了地下室。
那天晚上躺在床上，母亲向我解释了一切，艾告诉她，如果她把安德烈指认出来，安德烈就会被立即枪决。但是这样一来，他的同伴一定会向地下室扔手榴弹，把我们都杀死，所以她决定不指认他。
过了一段时间，炮击渐渐减少了。苏联人从我们的公寓楼里撤出，继续前进，我们则搬回了楼上。1945年1月中旬的一天，我正在院子里堆雪人，母亲走出房间招呼我过去，样子看起来有点儿奇怪。把我拖进房间后，她关上门对我说，艾之前回来告诉她，截至昨天，佩斯那边的德军已经全部撤离了。他们撤到了布达那边，并在撤离之后炸毁了多瑙河上的大桥，以阻止苏军的追击，但是，这也阻断了他们自己的退路。瞬间，一种强烈的解脱感袭过全身，我差点儿晕过去，就好像我憋了好长一段时间的气儿，终于又可以呼吸了一样。
但是，母亲的表情告诉我还有别的事。她接着说：“我认为是时候让你做回安德里什·格罗夫了。”我感到震惊，因为我已经彻头彻尾地变成安德拉什·马莱舍维奇了，所以有那么一刻我很困惑，然而只过了片刻，我就沉浸在使用真名的意义重大的自由之中了。
就在这时，我听见约西叫我出去和他一起滑雪橇，我就出去了。我想把我的秘密告诉他，却不知如何表达，也找不到适当的时机。所以，我们只是在公寓楼周围的雪地里滑着雪橇，而我什么也没说。当我们玩够之后往回走时，我突然大声说：“你知道吗，我以前没有告诉你实情。我不是我跟你说的那个人。我不叫安德拉什·马莱舍维奇，我叫安德里什·格罗夫。我之前必须改名，因为我是犹太人，如果我用真名，他们会把我带走的。”和他说这番话时，我都没有看他一眼。
他毫无反应，只是拖着雪橇向他住的房间走，和我挥手告别之后，就进了屋。
我继续在院子里堆我没堆完的雪人。大概过了半小时，约西的父亲出现在他家门口，并对我喊道：“安德里什，过来一下。”我走了过去，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他以前对我并非不友好，但是除了圣诞节，他从来没有邀请过我去他们家。
我走进他家厨房，约西的父亲让我在餐桌旁边的一个凳子上坐下。他另给自己拉出一个凳子，还拿出一张纸和一支铅笔，然后问我：“你说你叫什么名字？”
我能感觉到我的脸正在发热。安德里什·格罗夫，我告诉他。我坐在那里看着他。他继续问：“你住在哪里？”我的脸更热了，不过我还是告诉了他。“你父亲在哪里？他在战前做什么工作？”
就这样，他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地问着，并慢慢地仔细记下我的每个答复。然后他看着我，一言不发地折起那张纸，起身走到一个装满衬衣的橱柜旁，把那张叠起来的纸塞进那堆衬衣下面。他一脸严肃地感谢我的配合，而我也同样严肃地回答说不用客气。
我起身离开了他家。一到外面，我就因为恐惧以及从内心涌出的憎恶而浑身发抖。
我发现母亲还在公寓里，就把刚才发生的事一股脑儿地说给她听。但我喘得厉害，几乎说不出话来。好不容易说完后，我们静静地凝视了对方好长时间。我仍然觉得呼吸困难，而她则像是屏住了呼吸。然后她说：“这对他没什么好处，纳粹已经走了，走了。”我点头表示同意，却说不出话来，仇恨让我哽咽。
在艾告诉我母亲德国人已被赶出佩斯的几天之后，母亲认为是时候回我们基拉伊大街的家了。有轨电车当然还没有恢复运行，所以回家就意味着在冰雪覆盖的街道上步行10英里。
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我们仔细地做了准备。母亲借了一个背包，除了装上我们所有的衣物，还装了些食物。第二天一早，在和邻居道完别并和约瑟夫叔叔的父母拥抱之后，我们就出发了。
被白雪覆盖的街道空荡荡的。坦克和运兵的装甲车碾轧着积雪，留下的车辙已冻冰变硬。起初，除了偶尔有苏联巡逻队经过，我们没有看到太多战争的迹象。但是，随着我们继续往前走，街景开始变了。
我们看到大街上有被丢弃的有轨电车，上面的输电线已经断开，扭曲着落在电车旁边的地上。四周散布着被烧毁的军车残骸，既有德军的，也有苏军的。随着我们接近市中心，房子开始显示出历经战火的迹象。一些大楼上有很大的圆洞，透过圆洞，我们能看见被炸毁的公寓房间的内部摆设。街上到处都是炸碎的砖头和迫击炮的碎片。走到哪儿，你都能在大楼外墙的灰泥上看到子弹的痕迹。窗户全被炸飞了，脚下一片碎玻璃。
街上静得可怕，也没有行驶的车辆。路上见不到几个人，大家都偷偷摸摸地走着，尽可能地不引起别人的注意。路上能见到的主要是女人，她们把自己裹得很严实，罩着方巾的头低垂着，所以你很难看清她们的脸。
我们继续往前走。在一个十字路口，我看到一个男人脸朝下趴在地上，四肢伸开。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死人，走过去后还禁不住回头看他，母亲猛地拽了我的手一下，警告我注意脚下的路。
继续走过了一条街，我看到前方有个奇怪的东西。走近一看，是一匹死马四肢伸开地倒在街边。一位老人蹲在马的旁边，正在用一把菜刀割冻住的马腿。他割下一片一片的肉，放进身边的桶里。我们经过时，他都没有抬头看我们。
越接近市中心，战争造成的破坏就越严重。我好奇地四处张望着，感觉自己好像在梦里。这里已经不是几个星期前的那个布达佩斯了。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它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世界。
如在梦中的感觉让我忘记了疲倦，但我不愿去想旅程的尽头是什么在等待我们。我只是麻木地、一言不发地继续向前走。又走了一会儿，我就对看到的任何景象都见怪不怪了。
我们想在我父母的一个朋友家里稍事休息，便停了下来。这个朋友是犹太人，他曾是匈牙利军队里一位被授过勋的军官，因此他不用搬进为犹太人指定的房子或居住区，而他和他的家人也可以不受那些用来约束其他犹太人的规则的限制。母亲确信他在家，而且我们真的很想休息一会儿。
我们爬上他家所在公寓楼的三层，敲了他家的门，但是没人应答。一些邻居听到我们的敲门声后，走出来告诉我们他家发生的惨剧。箭十字党把他们全家带到附近的一片空地上枪杀了，他的勋章也没能救下他自己和妻子以及他们那几个比我还小的孩子的命。沉默了一会儿之后，母亲转身拉着我的手离开了。
我们前往我们离开前最后住过的地方——位于厄特沃什大街的犹太人住的房子。战争并没有怎么损害到这座房子。我们到达时，已经有人在我们的房间里住下来。我们放下背包，就立即奔向我们位于基拉伊大街的自己的家。所有窗户的玻璃都炸没了，但是公寓大楼还立在那儿。
我们敲了敲看门人的房门，他的妻子开了门。在短暂的震惊过后，她紧紧地抱住了我们。看到我们她真的很高兴。她说：“真的想不到你们会回来。”
母亲看了她一会儿，然后平静地说：“我们回来了。”
看门人的妻子告诉我母亲，已经有人搬进了我们家，而且大部分家具都被搬走了。然后她让我们给她些时间把我们的家收拾一下，于是我们又回到先前那栋犹太人住的房子，与那些已搬进我们曾住过的房间的陌生人过了一夜。
第二天，我们回到了位于基拉伊大街的家。我们的家已被腾出来，窗户已用厚厚的褐色包装纸糊上，挡住了寒冷的空气，但同时也挡住了光，所以屋里看起来如同黄昏时刻那么暗。一些家具已经不知去向，剩下的家具也没有摆在原来的地方，而是错乱地放着，这让我们的公寓看起来不像家。房间里很脏，到处是灰尘、泥土和沙粒。走廊里有一张床，床垫中间有一个大口子。母亲双唇紧闭，一言未发。
但是我们的东西被我们一点点地找回来了。虽然我们没指望能找回全部的东西，但是布置一番后，这套公寓看起来又像以前的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