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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照灯的光就像从乌云密布的夜空里抽出的一根根白线，四处移动着，交叉，分开，循环往复。路人们都仰望着天空，眼睛跟着这些白线转动，眼神里充满焦虑。母亲说这是在练习搜索飞机。
而我对这些白线无动于衷，因为我忙着“开”我的新汽车，这是我第一次驾驶它。
我的汽车是一款真实跑车的缩小版。我坐在车里，脚踩踏板开动它，手握方向盘操纵它。这车看起来与舅舅约西的跑车一模一样，只不过他的是白色的，而我的是红色的——不过红色更有趣。
约西舅舅和我曾开着我们的跑车在多瑙河边兜风。我开着车在人们的腿间穿梭行进。当时外出散步的人好像比往常要多，街上显得很拥挤。约西不断鼓励我开得更快些，而他就在后面跟着，以免我撞到人。不过这件事不是总能避免，还好人们看起来并不介意，他们甚至根本就没注意到我，因为他们正被空中的一道道白光所吸引。
我父母有时也一起出来。夏天的夜晚我们经常出去漫步，这是布达佩斯人的一个习惯。虽然夏天已经结束，但是那天晚上仍然不冷，所以对于要在多瑙河边庆祝我的生日这件事，我并不感到奇怪。那天是1939年9月2日，我已满3周岁。
我们家于前一年搬到布达佩斯。我父亲叫乔治·格罗夫，人们都以昵称“久尔坎”称呼他，他是一家中型乳品厂的合伙人之一，其他几个共同经营厂子的合伙人都是他的朋友。他们从当地的奶农那里收购鲜奶，然后把鲜奶加工成松软干酪、酸奶酪和黄油等乳制品（他们对自己生产的黄油的质量尤其感到自豪），然后把它们卖给布达佩斯的各家商店。父亲是一个务实的商人，他精力充沛，办事高效，懂得生活。
我父亲11岁就辍学了，而我母亲玛丽亚则念完了高级中学，也就是匈牙利的大学预科学校。在那个年代，这一成就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已非比寻常，更不用说犹太女人了。母亲曾经下决心成为音乐会的钢琴演奏家，但因为是犹太人，她进不了音乐学院。无奈之下，她去了我外祖父开的小杂货店帮忙，而她就是在那里遇到我父亲的。
父亲的乳品厂开在离南斯拉夫边境很近的一个小镇——巴乔尔马什，位于布达佩斯以南约100英里
的地方。他经常需要去布达佩斯访问客户，也就是黄油、牛奶和松软干酪等乳制品的批发商。
一天，父亲拜访了我外祖父的商店，销售他的乳制品。他向我母亲做了自我介绍，等谈完生意，他们就站在门口聊天，一直聊到母亲关了店。然后，他们步行走过布达佩斯的一条条街，不停地谈啊谈啊，聊了很多事情。
他们是不同类型的人，但是他们之间的差异可以互补。母亲有文化，但从不自命不凡。父亲则十分睿智、精力充沛、幽默感十足。母亲偏于腼腆，在陌生人面前比较矜持，但是不知何故，她在父亲面前从未感到过不自然。父亲的活力和好奇心激发母亲展现出了她最好的一面。他们都深深地迷恋上了对方。
我父亲也是犹太人的这个事实使我父母的关系更进一步。他们有着共同的背景，对很多问题有着共同的理解。他们都不信教，也不参加犹太人集会，而且尽管他们的朋友多为犹太人，但他们从不把自己视为犹太人族群的一员。除了官方文件中对他们宗教背景的记录，他们与其他的匈牙利人没什么两样。
他们初次见面时，母亲25岁，父亲27岁——这个年龄的男人照理应该可以体面地养家糊口了。一年以后，也就是1932年，他们结了婚，搬到了巴乔尔马什。
母亲不喜欢巴乔尔马什。她在大城市里长大，受过良好的教育，梦想着成为音乐会的钢琴演奏家——她过去经常去听音乐会和歌剧。然而突然间，她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偏远的小镇，不仅要住在室内是泥地面、厕所在室外的房子里，还要与父亲的亲戚和合伙人同处一个屋檐下。作为新来的局外人，孤独笼罩着母亲，她对这种集体生活感到极不适应，迫不及待地想搬出去，但在短时间内她没有机会这样做。
就在我出生之前不久，父母将家临时搬到了布达佩斯，这样母亲可以在条件更好的医院分娩。母亲当时肯定想留在布达佩斯，不过她仍然和父亲带着我一起回到了巴乔尔马什。
终于，她在1938年我两岁时实现了这一愿望。父亲决定在布达佩斯建一个乳品分厂，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城市消费者的需求。我们搬到了位于基拉伊大街的一处公寓，那里距乳品厂只有几个街区远。
布达佩斯被多瑙河一分为二。布达这一边属丘陵地区，老式教堂、城堡、富人住宅散布其中，还设有壁垒。佩斯一边则是商业区，从城市中心向外到处是公寓楼。这里有山有水，一片大好风光；现代风格的公寓大楼和宽敞的林荫大道令人赏心悦目。
基拉伊是条繁忙的大街，它连接着佩斯一侧的中央环形大道和远处的大型城市公园。有轨电车会从街中穿过，这令这条本已车水马龙的街道更加繁忙。不过，这条街并不是很吵闹，而且有趣的事随时都在发生。
离我们住的地方大概一英里左右，是布达佩斯的犹太人居住区，那是一个奇怪的、自成一格的区域，那里的男人头戴黑色帽子，身着深色外套，留着长长的卷发，身上有股独特的味道。虽然同为犹太人，但是我们分属两个不同的世界。
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社区，街道美观，但是没什么奇特之处。我们住的公寓大楼与其他的楼房没什么不同：一楼是朝街的店铺，上面两层是住家。楼中间有一个庭院，院里有座不大的平房，是家照相馆。院子后面的一套公寓里住着一对老夫妇，为住户提供基本的看管服务。那位老先生既是鞋匠，又是公寓大楼的管理员，身兼二职；而他的妻子——一位和善的老太太，则负责为房客接收包裹，看管生意人的进出，以及处理一些其他的日常杂务。
在我们的公寓大楼里，大部分房间面朝里，门和窗向庭院开着。庭院的四周，被一圈约三四英尺
宽、带有熟铁栏杆的窄阳台环绕着，这圈阳台把各家连接起来。每层楼都有一个公共厕所，供公寓内没有独立卫生间的住户使用。阳台的每一头都有楼梯把每层楼连接起来，楼前的楼梯宽敞体面，楼后的楼梯则狭窄阴暗。
朝街的公寓房间条件好些，更宽敞，并且带有浴室。我们住的公寓在二楼，大小两个房间都朝街，进深也一样，但是大房间开间宽，有两扇窗户，小房间只有一扇。窗户很高、很窄，从中间打开，窗台到腰那里，所以你不会掉下去。在夏天，房间的窗户总是开着的，你可以透过窗户看街对面的公寓楼，观察基拉伊大街的交通情况，看看来来往往的电车和行人。房间通风，采光也很好，即使窗户会在冬天时关上，房间里仍然明亮。
我外祖父和外祖母住小房间，父母和我住大房间。大房间既是父母和我的卧室，又充当着起居室。房间的一角摆着我父母的沙发床，旁边是我的小床。房间里还有一张表面打磨光滑的木质饭桌和几把餐椅，以及其他一些家具。硬木地板上铺着一些波斯地毯和小地毯。
大房间面向走廊开着一扇门，走廊是一个通向楼梯的又黑又长的过道。从这条走廊和小房间都能进出我家的浴室。浴室里有一个水槽、一个浴缸——浴缸连着一个加热洗澡水的烧木头的火炉，还有一个马桶。在走廊快到楼梯的地方，一侧通向厨房，另一侧通向一间小屋。我们那体格魁伟的女佣吉兹就住在这间小屋里。她负责做饭、打扫房间、买东西和照看我，后来她嫁给了一个我只知道姓欣科的男人。他们俩结婚以后，欣科也挤进了那间小屋。欣科在别的地方工作，只要他在家，他就会为我雕刻木棍，并带我去公园玩。而吉兹有空时会坐下来给我讲报纸上的犯罪故事，对此我十分着迷。
我们家经常有访客到来。当时电话还不普及，所以人们通常是顺便拜访，而不是靠电话预约。客人们常常突然登门，而且一坐下来就是几个小时。即使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他们好像也要站在门口再谈上几个小时。我妈妈的弟弟，也就是我的舅舅约西常来我家，他身体强健，肌肉发达，但头发稀少。我不知道舅舅是干什么的，尽管家里的其他人有时会提到他，但是那些只言片语的评论对我毫无帮助。不过这对我影响不大，约西舅舅人很有趣，我总是能感觉到他的热情和快乐。
母亲的另一个弟弟米克洛什就不是这样。虽然米克洛什和约西是双胞胎，但他们的相貌和性格迥异。约西待人友好、幽默有趣，米克洛什却总是板着面孔，好像头顶总是有一片乌云似的。大家都不喜欢米克洛什，一谈到他，声调都变了。米克洛什和家里人合不来，就连他自己的母亲，即我的外祖母，也和他颇有嫌隙。曾经有一次他和我外祖母闹得很不愉快，我父亲出面干预，却和他吵了起来，我甚至担心他们会打起来，因为我以前从没见过父亲那么生气。从那以后，我们就很少看到米克洛什了。
我父亲好交际，家里来的很多访客都是他的朋友和生意上的合作伙伴。亚尼是我父亲最好的朋友之一，也是乳品厂的合伙人。他来自巴乔尔马什，他父母还住在那儿。他在布达佩斯有自己的公寓，但他总是借宿我家。
亚尼曾是一名军官，这一点让我印象深刻。他个头很高，腰板笔直，衣着考究，但是有点儿花花公子的感觉，这一点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说话嗓门大，笑起来声音洪亮，浑身散发着自信和活力。此外，亚尼的不同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他不是犹太人。
父亲和亚尼还有另一个非犹太人朋友，我只记得他姓罗马茨。罗马茨瘦得像根棍儿，满脸皱纹，就像颗葡萄干。和他谈话很舒服，他的语气让我感觉我们是平等的，我很喜欢他。他也来自巴乔尔马什，同样是乳品厂的一员，管理布达佩斯分厂。
父亲的朋友在我父母还住在巴乔尔马什的时候就认识母亲。如果父亲不在家，他们就在附近徘徊。如果他们到家里来，母亲会给他们弄点儿喝的，并和他们一起抽烟、聊天。他们都没有结婚，所以总会讲些新近发生的浪漫故事，他们信任我母亲，向她征求建议。我母亲就像他们的大姐姐，而他们就像我的舅舅一样。
当时，宗教身份在我们这里无关紧要。我们的客人不全是犹太人，而那些非犹太客人与我们也没什么不同。因为很多犹太人都有德语名字，像弗莱舍尔、施瓦茨、克莱因等，我们与非犹太人在名字上也没什么区别。“格罗夫”（grof）一词在匈牙利语里的意思是“伯爵”。根据家族传说，我的一个祖先是一位匈牙利伯爵的不动产管理者，后来人们不知何故将他同“伯爵”直接联系起来。在更近一些的时代，一些犹太人把他们的姓改成了匈牙利语发音的姓，我家也一样。
我出生时叫安德拉什·格罗夫，但是每个人都叫我安德里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