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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个世界一直充满好奇，所以我攒了些钱，周游世界。16岁那年，我独自出发，踏上了一次环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骑行之旅。我还记得，我停下来环顾旅途中碰到的第一个村庄时，看到了一根刻着名字的石柱，上面的名单列出了所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去的村民。这么小的一个地方，有将近20个名字。我在这座有人精心维护的纪念碑周围转悠的时候，看到了另一份名单，几乎一样长，列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死难者。
面对我碰到的第一座英国战争纪念碑，我以为这个村庄一定遭受了异常惨重的损失。但是接下来的六个星期，在我骑行穿过威尔士、萨默塞特郡和德文郡，并沿着南海岸回到伦敦的时候，一路上几乎每个城镇、每个村庄，我都能看到类似的战争纪念碑。在我跟旅途中碰到的年轻人交谈时，我了解到他们的双亲中往往都有一位甚至两位在战争中丧生或是负伤。
我终于开始理解父亲一直在努力跟我讲解的这场还没过去多久的大规模战争，其残酷程度、影响范围，以及欧洲不同国家受到的伤害有多大不同。在瑞典长大让我很难完全理解20世纪的欧洲历史。
1966年夏，18岁的我搭车去了巴黎，然后又南下到里维埃拉，接着继续南下来到罗马。紧接着，我从意大利坐船去了希腊，看到的希腊乡村跟我以前见过的任何地方都不一样，很多人家的住所看起来都只是非常简单的避难所。老妇人戴着头巾，穿着黑色衣服，背着一大捆木头走在路上。经过马其顿、黑山、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奥地利和德国回到瑞典的旅途中，我看到了逐步提高的生活条件。
归途中我经过了柏林。那时候，柏林墙已经建起五年。我在查理检查站跨过边境，在东柏林逛了一整天。
1968年，我和阿格妮塔一起去南方旅行。旅程的第一阶段，我们来到斯德哥尔摩最南端的一个地铁站，我们已经商量好就从那里开始搭便车。然而也正是在那里，在一栋巨大的办公楼外，我们第一次发生了争吵。
通往南向高速公路的匝道离这里非常近，因此不用说，我想继续往前走。这时候太阳已经快走到头顶了，阿格妮塔指了指太阳，说现在是吃午饭的时候了，我们应该吃点东西。我们就这么犹犹豫豫地互相看着。
我说：“要不我们就一边吃点零食，一边试着拦一辆车？”
阿格妮塔说：“每分钟都有好几百辆车打这儿过。我们面前还有整整一个夏天呢。看看那边树荫下的座位，坐在那儿还能看看公园里的美景。来吧，现在我们就应该吃我带的那些食物。在你包里。”
我不介意省掉几餐，但在我们第一次一起度假的第一天，她就清清楚楚指出，我应该改掉我的坏习惯。我们在公园里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浪漫的野餐。那天剩下的时间也很顺利：我们一路搭车来到瑞典南方，在一家迷人的小旅馆停了下来。我们这对19岁的小情侣，在那里要了一间家庭房过夜。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单独在一起，不用担心会有别的背包客掺和进来。
我洗完澡出来的时候，阿格妮塔已经上床睡觉了。
“我们的牙刷在洗脸池边上的洗漱用品袋里。”她告诉我。
我找到那堆洗漱用品开始刷牙。牙膏的味道好怪啊，我想着，但是无法把目光从我的一生挚爱身上挪开。她躺在床上，笑着看我，那笑容多么迷人。然后她开始咯咯笑起来，没过几秒钟，爆发出一阵大笑。我没明白是咋回事。一个满脑子浪漫念头的年轻人，身上只裹了一条浴巾，被女友这样子笑，是会感到紧张的。到我的视野里满是从我嘴里冒出来的白色泡沫时，阿格妮塔还在大笑不止。她跑过来帮我。原来我是用洗发水刷的牙。
那年夏天我们走了很远，先是坐船穿过波罗的海抵达波兰，再继续经过东欧南下一直到伊斯坦布尔。归途我们走的是差不多一样的路线。
到我念完中学准备上大学时，我已经去过欧洲大部分地区，包括东欧和西欧。现在，我仍然如痴如醉地想要认识这个世界，但着眼点已经转移到更大的范围，那就是欧洲之外的地方。这是一个重大变化。
我在冷战时期长大。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未来取决于东西方之间能否避免核战争。1968年，苏联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粉碎了“布拉格之春”，也就是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推行的一系列自由化改革。
我们这代人已经强烈意识到，世界上几乎所有地方都需要有更好的生活条件。我曾经听我小学同学的传教士父亲一一列举需要提高的基本事项：教育、医疗、道路和就业。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并没有从那些对我的家人以及亲友都意义重大的社会变革中受益。
让我困惑的是，西方支持了那么多政权，却对有实际意义的改革几乎毫无兴趣，而贫穷的社会主义国家，比如古巴、越南和中国，却在实实在在地行动，做出更好的决策，展现出毋庸置疑的社会进步的迹象。这确实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但无论是1968年还是在那之后，我都没有加入过极左翼的抗议浪潮。
我对共产主义有抵触，而社会民主主义让我有深深的归属感。
我开始上大学的时候，主要的冲突仍然是越南战争。这时候美国军队支持的越南政权，似乎已经没有存活下去的希望。在乌普萨拉大教堂中学的最后几年里，最开始反对美国在越南扮演的角色的人只有我一个。但到了大学，我对政治的兴趣日渐淡薄，而其他大多数学生对政治的兴趣却日益浓厚。
我一直不喜欢把革命浪漫化，赞美武装冲突。对政治极为热衷的人往往会高估政治改革的影响。实际上，在生活水平方面，行之有效的改革很少是因为政治，大部分都是因为社会发展的条件出现了变化。指引我按照这个思路去思考的，是一位在美国工作的莫桑比克科学家。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67年秋天。
* * *
在20世纪60年代的瑞典，父亲在一家工厂上班，而你在一个简陋的住所中长大，这种情形司空见惯。但是，成为你们家第一个大学生，就是很少见也很特别的情形了。现在，成为大学新生才几个星期，我开始觉得，如果加入社会民主组织，我就可以实现父母没有对我明说的一个期望。
这个小小的学生组织任命我为国际事务秘书，并马上给我安排了一项任务：为我们这个团体组织一次夜间会晤，会见一个名叫爱德华多·蒙德拉内的人。
蒙德拉内是土生土长的莫桑比克人，是莫桑比克首批获得资助进入美国大学学习的黑人学生之一。美国为有才华的人提供了大量机会，蒙德拉内最后成了纽约州雪城大学的副教授。后来，他放弃学术研究回到非洲，领导莫桑比克解放阵线（FRELIMO），这是总部设在刚刚独立的坦桑尼亚的一个组织。1964年，解放阵线越过边境，开始了反对葡萄牙殖民统治的武装运动。
爱德华多·蒙德拉内现在来到瑞典，任务是让瑞典人支持独立军战士。这天晚上只有八名同学来听他演讲，我觉得很尴尬。他的出租车在外面停下时，我正期待着看到一位非洲版的切·格瓦拉。结果从车里出来的并不是穿着迷彩服和靴子、留着胡子的游击队员，而是一位脸刮得干干净净的绅士，穿着朴素的灰色西装，鞋擦得很干净。我为听众太少致歉时他让我不要在意，刚进门，他就提议大家坐到屋子一角茶几旁边的沙发上去。
蒙德拉内表面看上去寡言少语、普普通通，但他要告诉我们的事情让我们觉得脑子都要炸了。毫不夸张地说，他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提出的论证充分的案例，将对我未来的整个职业生涯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概括来讲，他是这么说的：“我们莫桑比克黑人，笼统来讲跟白人并没有分歧，跟葡萄牙语言和文化也没有分歧。我们的斗争仅限于，争取让我们的国家从里斯本的法西斯政权派过来的殖民者手中独立。战争是可怕的，但我们不得不为自由而战。我相信，结果将不只是我们自己的国家得到解放，而且也将把葡萄牙从法西斯主义手中解放出来。”
接下来的话更加发人深省：“实际上，独立并不是很难。我们会打赢解放战争，因为葡萄牙士兵会认为，为保卫法西斯主义和殖民主义而死太轻如鸿毛了。赢得战争是一回事，但我们莫桑比克人面对的更艰巨的任务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们的期望会非常高，而我们满足他们的能力却非常有限。”
他说的是大部分刚刚独立的非洲国家都经历过的困难。他的结论是：莫桑比克的文盲比例非常高，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几乎没有，因此莫桑比克会发现处理这些发展问题时所面临的挑战比其他国家更为艰巨。听到一名战争指挥官谈论战后要面对的挑战，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临走前，他和我们每个人道别。
“你在学什么？什么时候毕业考试？”他问我。
我19岁，大一本科生，正在上一门统计学课程，之后才会开始我的医学培训。我完全没想过毕业考试这回事。我回答的时候大概是结结巴巴的：“我要学医，不过下学期才开始，然后我能成为……一名合格医生的话是……1975年。”
“太好了。到时候，莫桑比克应该已经是一个独立国家了。答应我，你会以医生的身份来和我们一起工作。我们会需要你的。”蒙德拉内微笑着说。我们的目光相遇了，他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我们握手的时候，我说：“好。我答应你。”
两年后的1969年2月3日，爱德华多·蒙德拉内在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被一次定向爆炸杀害。我想起了我的承诺，但我知道，这一损失让莫桑比克寻求解放的斗争更难了。
爱德华多·蒙德拉内帮助我们认识到，为了实现独立而不得不走向战争是一个悲剧，以及他的战争针对的是殖民国家，而不是针对前来殖民他的国家的人。他说的话一直留在我心里。后来我也听过纳尔逊·曼德拉本着同样精神发表的演讲。之后又过了十年，我终于到莫桑比克从事医疗工作；而我花了整整一辈子的时间才完全理解蒙德拉内的中心思想：获得独立相对容易，但要将这个经过数代殖民统治遗留下来，饱受文盲、疾病和极端贫困之苦的国家建设好，是更艰巨的挑战。
* * *
我开始学医后没多久，就被选为乌普萨拉学生会国际委员会成员。
有一天，学生会秘书把我领到走廊里，凑到我耳边低声说：“别再问这个问题了。”在刚刚结束的会议上，我提了一些关于预算的问题。学生会账户中有一笔对一家信托基金的投资，描述得很模糊，账上莫名其妙地损失了一大笔钱。
现在秘书跟我解释了这个秘密：这个“信托基金”是预留出来的钱，用来给需要前往波兰堕胎的学生提供短期借款。这笔钱之所以变少了，是因为去年秋天前往波兰的女生比往年多，其中很多人还没存够钱来还。我听说过天主教国家波兰的堕胎服务，自然答应不再问任何问题，也不会向任何人透露他告诉我的事情。
直到1975年，瑞典才将堕胎合法化。值得注意的是，这比印度通过类似法律还晚三年。1972年我去印度进修时了解到了很多类似的内容。
在1970年的时候，阿格妮塔和我都越来越想更多满足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于是开始规划我们宏大的亚洲之旅。
我告诉父母我们的计划时，他们并不赞成。原因之一可能是我的医学课程必须中断六个月。如此好的教育要被束之高阁，这个想法让他们心烦意乱。尽管如此，他们最主要的理由还是这趟旅程可能会很危险，虽然他们也知道并且接受，他们对我们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控制权。我妈妈用总结陈词的语气说道：“对你爸和我来说，高等教育只能是个梦想。现在我们再也搞不懂你了，你把自己教育得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 * *
孟加拉国独立战争爆发于1971年春天，并一直持续到年底。这场战争对我有直接影响。阿格妮塔和我那时候已经为我们的旅行制订了详细计划，基本思路是开一辆大众越野车沿着印度的乡间公路走，但是战争意味着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边境肯定关闭了。我们得重新考虑一下行程。
那年快结束的时候，阿格妮塔完成了护理考试，开始了她的第一份工作。我刚读完四年医学本科，可以去找个代班医生的工作。我们存够了需要的钱，1972年2月8日，我们出发了。
“背包旅行”这个词那时候还没有出现，但在飞往斯里兰卡的航班上，我们确实托运了装得满满的两个帆布背包。旅行套餐包括在一家非常漂亮的海滩小酒店住两周，那两周我们非常享受。不过，在返回瑞典的航班上，预留给我们的座位是空着的。我们没有直接回国，而是继续旅行，先是环岛，然后乘坐定期渡轮去了印度。我们抵达印度的拉梅斯沃勒姆之后，不得不往下走了一小段台阶，跳上一艘划艇才抵达海滩。海关和边防官员在帐篷里办公。他们死死盯着我们这些旅客，协助他们的是一些身穿卡其色短裤和及膝羊毛护腿裤、赤着脚的士兵。士兵们配备的是老式来复枪，让人印象深刻。进入印度的流程极其烦琐，要采集和检查血样，以确保没有人把疟疾带进来。他们还检查了我们携带的世界卫生组织的黄色卡片，以确保我们接种了天花疫苗。一直到海滩，印度政府都运转良好。
在斯里兰卡的一个月，我们为这个国家的悠久历史惊叹不已。僧伽罗语是斯里兰卡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但之前我们一点儿都没听说过。看到有几千年历史的水库和灌溉系统，也同样让我们油然而生敬意。这些不但证明了在遥远的过去工程技术水平已经多么让人叹为观止，同时也证明了我们有多么无知。我们从来没想过，斯里兰卡文明曾经那么先进。
在印度，我们羞愧的感觉进一步加深。在印度的前几天我们参观了一些古老的寺庙，发现印度那么多种不同的语言全都有字母表，也全都已经使用了数千年。这跟我在希腊的旅行有天壤之别。在那里，我事先就已经知道那些宏伟的地标和历史事件。在斯里兰卡和印度旅行，脑子总是不够用，总感觉脑仁疼，而且这种状况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
* * *
我们亚洲之旅的计划中有一部分是，我去班加罗尔的圣约翰医学院做访问生。那段“选修课”时间完全改变了我对印度的看法。课程本身虽然很好，但对我产生影响的并不在课程内容，而是第一天的教学。我认识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印度四年级医学生知道的比我多得多。我绝对是个很用功的学生，虽然在瑞典读大学时可能并非总是班上的第一名，但还算得上名列前茅。我承认，我来印度的时候特别自信，我作为一名志存高远的瑞典医学专业大学生，肯定会比当地学生强得多。但是一到印度，事情马上就变得很明显了：在印度，我几乎是班上垫底的。
第一天，我受邀和一群学生一起由老师带着看片子，是前一天内科病房拍的X光片。第一张片子是所谓的血管造影术，也就是往特定器官的血管里注射造影剂形成的图像。这张片子显示的是肾脏里的血管。之所以给这位病人做检查，是因为他尿液里有血。
我还记得，当得知一家印度医院居然能做血管造影术时，我有多震惊。在这个例子中，手术需要在腹股沟比较大的动脉中插入一根很细很柔软的塑料管——导管，然后将这根导管往上推，直到进入主动脉。导管顶端到达为肾脏提供动脉血的主动脉分支后，放射科医生就把造影液注射进去。注射造影液后的肾脏的X光片就能显示肾脏里的血管。
以前这种手术一直非常危险，直到1953年，瑞典临床医生斯文·伊瓦尔·塞尔丁格在卡罗林斯卡学院研究这种手术时提出用长塑料管的想法之后，才让这个检查变得更容易也更安全。我在瑞典的临床老师经常对这一进步赞不绝口，说这个进步使血管造影术在全球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尽管已经过去了近20年，1972年的我还是狂妄自大地认为，印度一家大学附属医院肯定没准备好面对这种情况。
我凝视着我们面前的屏幕上血管分支的美丽图案。图像质量很好，跟我在瑞典的大学附属医院看到过的一样。我思忖着印度医院惊人之高的护理水平，突然注意到这颗肾脏上半部分的血管看起来有些不一样——比正常情况要细，而且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球形。这肯定意味着肿瘤，甚至可能是恶性的。
印度医生问我们这群学生：“为什么这位病人的尿液中会有血？”
我心想，在我告诉他们这是什么之前，让这些印度学生先尝试回答应该会显得比较有礼貌。现在回想起来我当然能意识到，这只是我优越感作祟的另一个表象。
第一位作答的印度学生说：“病人的尿液里有血的原因，肯定是那个肿瘤，在这里，我们可以在肾脏的上半部分看到。这位病人很走运，因为这个肿瘤还比较小，而且发现得较早。我们检查他的时候，实际上不可能通过腹壁触诊摸到这个肿瘤。他也说按压一点儿都没有让他觉得疼痛。”
放射科医生问，为什么这个肿瘤可以这么早就被发现。在记录病史的时候也在病房里的另一名学生说，这位病人一发现尿液中有血就马上来就医了，并没有像其他很多人那样，先去试试民间偏方。这名学生补充道，可能至少有部分原因是，这位病人相信现代医学，因为他是一名电气工程师，在本地一家电话厂商那里工作。
学生们一个接一个地回答了涉及其他可能的肾癌早期症状的后续问题。我不再试图回答老师的问题，转而想要弄清楚，为什么他们知道的比我多得多。
后来我们走出去，在走廊里，我向另外一些学生问道，为什么让我参加专家培训课程。我还补充解释了一番，说我应该和四年级学生在一块才对。
他们说：“我们全都是四年级的。有什么问题吗？”
我告诉他们，他们对肾癌的所有可能症状和刚才讨论过的其他疾病全都了解得那么透彻，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你们用的是什么教材？”我问道。
“我们大部分人用的是《哈里森》。”其中一人回答说。
《哈里森》是《哈里森内科学》的简称，是现在临床医学中最为卷帙浩繁的一部教材，当时的版本密密麻麻地印了1120页。我作为学生算是挺有雄心壮志的了，前一年，也就是1971年，我也买了这部巨著。但这么多年过去了，直到现在我写作本书时，我都没读过这部就放在我身后书架上的大部头。为了通过瑞典的考试，我临时抱佛脚用了一本简明手册，大字印刷，页数也只有一半。随着我们继续比较瑞典和印度的医学学习，越来越显而易见的是，印度学生在反复阅读这部大部头教材上花的时间，比他们的瑞典同窗花在简明手册上的时间要多得多。我在成长中不假思索就接受下来的世界观——西方是最好的，其他国家永远也不可能赶上——第一次受到了质疑，也因此被改变了。
我们本来指望在印度会见到贫困，我们也确实见到了。但在此之前，我们对这个地区伟大而古老的文明一无所知，也完全不知道那些才华横溢的印度年轻人在现代学术学习和技术方面有多优秀。
* * *
我们从班加罗尔出发继续旅行。印度铁路公司提供一种学生票，是价格很低的三等座，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坐火车。那些时间我们都在聊天，而那些闲聊让我们认识到，这个大国非常多样化。在尼泊尔，我们转乘巴士一直坐到首都加德满都，然后我们步行出发，在喜马拉雅山谷里的山径上徒步了四天。
我们有政府的长途旅行许可，多亏这个我们才一路都只花很少的钱睡在一些当地人家里，吃上小扁豆和米饭。这些心地善良、自尊自重的人靠着在梯田里种些玉米勉强度日。那些村子看起来井然有序，但生活条件非常艰苦。那些地方几乎没有学校，也根本没有医疗设施。那些妇女平均生育六个孩子，其中一般会有一两个夭折，婴儿死亡率高达25%。女孩子刚满10岁就出嫁也很常见。
我们往山上艰苦跋涉了好几个小时，终于走完了这条山道，白雪皑皑的珠穆朗玛峰一直在我们的视野里。我们穿过一座颤颤巍巍的悬索桥，最后爬上一道陡峭的山坡。那时候我们已经精疲力竭，一屁股坐在地上，那里是一个佛教徒诵经的地方。一个小女孩走过来，看见我们之后，用手托着脸颊，做了个“睡觉”的手势。她把我们带回家去见她的父母，他们家是一栋两层楼的草房子，他们把上面那层的卧室让给了我们。
那天晚上是个月圆之夜。村里人聚在一起，在月光下唱唱跳跳，但我们的主家没有参加，他们选择留在家里，给他们的一个还不到1岁的小宝宝洗澡。小男孩被放在一盆温水中洗净擦干，用黄油搓了一遍，然后给了他一些面糊糊吃。这些都是夫妇俩一起完成的。我们就躺在几米开外的床上看着他们，他们并不介意。阿格妮塔作为一名护士，在日记里写下了详细记录。她描述他们在做什么的文字很快写满了好几页。在我们周围，空气清新，山泉流过村庄时的淙淙溪声回荡在山谷里，有如管风琴的轰鸣。
第二天，这家人的曾祖母带我们去地里走走，给我们看他们是怎么种地的。我们拍了些照片，感觉自己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有了真正的了解。
想到说不定哪一天我们还会回来，于是我们记下了这家人的名字。2014年，也就是42年后，我们真的故地重游了。这时，汽车已经可以一直开到村里。一些人穿着印有交通局标志、带反光条的马甲在路边铲沙子，加固道路，清理沟渠。村里建了几个养鱼场，产品会拿来出口。学校数量翻了好几倍，婴儿死亡率下降了，家庭规模在向平均两个孩子靠近。
尼泊尔的悬索桥
我们找到了以前的主人家。房子还在那里，但已经变成了现代化的样子。屋顶不再是稻草，换成了铁皮，山谷里别的房子也都一样。那时我们眼看着他洗澡的那个小宝宝，现在和他的一家人住在这栋房子里，他的妈妈20年前去世了，不过他的妻子和他妈妈一样热情好客。他年迈的父亲去印度生活了。我们带来了第一次来这里时拍的照片，拿出来给住在他家周围的亲戚朋友们看。
吃饭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们，现在本地所有孩子都打疫苗，也全都会去上学。对生育的控制比以前简单多了，村里的医务室就能提供避孕药。婴儿死亡率现在只有4%。不过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很多女孩子离开村子去了城里，成了性工作者。
那天晚上下雨了。上次我们在这里的时候，下雨会留下一股酸涩难闻的气味，但这次就不一样了，雨水沿着铁皮屋顶倾泻而下。我问村里人：“不过，稻草屋顶肯定更好看吧？你们真的更喜欢铁皮屋顶吗？”其中一个男人朝我走了几步，说：
“是这样的。铁皮屋顶可以用20年。20年不用修！稻草屋顶隔年我们就得翻新一次。每两年我们都得出去割草，带回家晒干。”
很多女人也说道：“现在屋子里可以保持干燥，那股霉味也没有了。”
我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铁皮屋顶。从稻草屋顶和十来岁的小新娘，到还算过得去的生活条件，这中间的转变，往往需要一个不堪入目的过渡期——卖淫、贫民窟、剥削。但与此同时，进步的力量也在发挥作用，带来的是经济增长、更好的卫生和教育、家庭规模变小、个体权益增加。在观察过渡中的社会时，很容易只注意到那些不堪入目的地方。但是在尼泊尔跟我聊天的这些人，他们知道自己会去向何方，也很高兴自己能踏上这段旅程。
在我们结束第二次到访准备离开村子时，阿格妮塔打开以前的日记，大声读了一遍1972年的那天晚上，那对年轻父母给自己的孩子洗澡喂奶的故事。所有人都深受感动。如今已经长大成人的当年那个小宝宝哭了，我们也湿了眼圈。我们给了他一张他妈妈的照片，他放进了一个放重要文件和纪念品的盒子里。这是他唯一一张妈妈的照片。
尼泊尔家庭的四张照片，两张摄于1972年，两张摄于2014年。
说回1972年，我们从尼泊尔的小山村出发往东南方向继续旅行，先是回到印度，接下来去了缅甸、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最后我们在印度尼西亚逗留了一个月，这场盛大的旅行才画上句号。
我们的亚洲历险记持续了六个月，我们从中学到了很多。除此之外更大的喜事是，我们做了个重要决定：回国之后，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结婚。我俩都认为，办一场热热闹闹的婚礼会感觉有些尴尬，因为我们都已经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了。另外我们也已经把存的钱全花光了。我们只是去市政厅登了个记，主持登记的法官给我们读了一首诗，让我俩都喜极而泣。随后我们在公园里一起吃了个桃子，取了我们的自行车骑去我父母家，告诉他们现在我们已经结婚了。爸爸很高兴，因为他不必被迫面对一场正式的婚礼，但妈妈有些生气，说永远不会原谅我们让她没了办喜事的机会。阿格妮塔的父母是从寄到他们在瑞典南边的夏季度假小屋的一张明信片上得知这一消息的，他们打了个电话祝贺我们。
* * *
有个重要事件发生在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的法西斯政权垮台了。几天前，我们刚从妇产医院把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带回家。
我们住得离医院很近。那天早上，我们漫步穿过城市公园，推着婴儿车里的小婴儿安娜回家。这次分娩没出任何问题，我们女儿的情况也非常好。娇嫩的蓝钟花在灿烂的阳光下绽放，那就是我们的报春使者。我们看着安娜安安静静地睡着，满心欢喜。
那天下午有那么一会儿我溜了出去听新闻，就听到了葡萄牙发生的那场没有流血的成功政变。后来，我和阿格妮塔晚上一起听了新闻摘要，得到的印象是政权接管是意料之中的事。爱德华多·蒙德拉内曾经那么笃定地预言过的事情，真的发生了。我仍然记得答应爱德华多的事情，在我看来，一个年轻幸福的家庭——我们家——马上就可以去即将独立的莫桑比克工作了。
我们的亚洲之旅结束后，在我最后18个月的医学训练中，我对世界的痴迷变得更加实际了。我和阿格妮塔决定去非洲最穷的国家工作几年。阿格妮塔申请参加了一个助产培训课程，这是她的护理技能的有益补充，而我们也已经开始认真计划一家人在非洲的生活和工作。
阿格妮塔怀孕期间，我们就商量好了从10月开始我在家带孩子。在照顾孩子这个问题上，阿格妮塔严肃地认为两个人都应付出。她计划在1974年秋天上完助产培训课程。10月到来时，我在乌普萨拉肺病诊所当代班医生，盘算着从莫桑比克回来后可以在这里得到一个永久职位。
我一直犹豫不决，没去找诊所领导聊。但有一天，我知道这件事一点儿都不能再耽误了。我解释说，我妻子必须今年秋天完成培训，所以我想请一段时间的假，从10月到次年2月。
“请假？但你本来就是代班医生啊。我可没法给代班医生再请一位代班医生。”他说。
“我明白，但是……完全没有任何可能这么做吗？”
“如果你现在走了，到明年2月有工作要做的话，你那时候还可以回来。但是，如果你想保住你现在的职位，你就必须留在这儿。”
“但是明年他们就会立法保证休产假的权利。”我说。
“这个法律也许会通过，也许通不过。”老板说。
晚饭后我向阿格妮塔提起今天去见诊所领导了。
“啊，很好呀。”阿格妮塔说。
“对，是挺好。但是如果我走了，可能就没法保住这份工作了。”我解释道。
“但是你找个代班医生的位子好像也没多难啊。”
“嗯，也许是吧，但我觉得我今年秋天还是应该接着上班。”
她定定地看着我，一言不发。
我接着说道：“如果今年秋天你留在家里，我就能考下来另一个资格。这样对我申请初级医生的职位会很有帮助。”
“那我怎么完成我的培训课程呢？”阿格妮塔说。
“要不你明年再说？”
这时候她站起身，走到我们卧室里的衣橱前。过了一会儿她回来了，把我们的小行李箱拎到门厅里，放到前门旁边。
“给你的。”她的语气坚定而平静。阿格妮塔从来不会大声说话。
“你这是演的哪一出呢？”我问道，觉得有点儿迷惑。
“我给你收拾了一些衣服，内裤、袜子、衬衣什么的。你可以现在就离开我的生活，别再回来了。带孩子的事情是我们事先商量好了的，我都已经通知组织上课的人了。”
第二天我又去见了诊所领导，说我想辞职，从9月最后一天开始生效。按照我们的安排，我在家照顾安娜。我妻子曾经在前门旁边放了个打包好的行李箱，叫我离开她的生活。悔不当初，我得承认正是她的举动才让我认识到，我真的很想跟我的第一个孩子一起待在家里。
* * *
安娜出生后那几年，应一些非洲国家机构的要求，瑞典的反种族隔离运动成立了招募中心，其中就有莫桑比克的卫生部。这个中心的缩写是ARO，代表“非洲招募组织”。我非常积极地参与了这个组织的创建。从那场没有流血的军事政变结束了葡萄牙的殖民战争算起，又过了4年，我和阿格妮塔才准备好去独立的莫桑比克工作。
1975年11月，我们的儿子奥拉出生了，那时我们住在瑞典的东部城市胡迪克斯瓦尔。阿格妮塔在这里的工作是助产士，而我在当预科医生。我俩都觉得，在瑞典的一家小医院工作，对于去莫桑比克之前的准备工作来说堪称完美。
这些准备工作非常紧张。我们在斯德哥尔摩以北约400公里的桑德的一所专门学校里上了一年的混合课程，主题包括风险管理和援助组织工作等。我们学会了说葡萄牙语，可以说这是最重要的一步。另一门极为重要的课程花了我们十周时间，是在乌普萨拉进行的关于贫困国家医疗保健管理的培训。为了让一切圆满，我们还参加了由非洲招募组织举办的一个为期两周的研讨会。在那之后，我们做好了签协议的准备。有关部门批准了我们，莫桑比克的医疗服务部门也马上聘请了我。那时我已经开始接受内科医生专科培训，我俩都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分别当了足足三年的医生和助产士。我们收到了预订的机票，时间是1978年8月。
我们做好了准备。但突然之间，我们的道路被粗暴地截断了。
* * *
1978年5月，有一天深夜我洗澡的时候，有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
“汉斯，我很抱歉不得不这么说。但是……这个肿瘤确实是恶性的。”
那个月晚些时候，外科顾问兼科室主任拉辛·维克斯特伦给了我上面的结论。他叫我去他办公室见他，让我坐下的时候，他一脸严肃。
病理检查结果已经打印在一张黄色的纸上，他从绿色橡胶桌垫下面把这张纸取了出来。拉辛·维克斯特伦没有继续说接下来会怎么样，而是等着看我的反应。这时候我还有闲情观察到，绿色桌垫跟浅色木桌一点儿也不搭。
从我洗澡时的发现到现在已经过了大概十天。那天洗澡时我正忙着给身上打肥皂，突然我的手停了下来，脑子里一片空白。我的指尖回到我右侧睾丸的表皮上。是的，一个很小的肿块。肿块在阴囊的皮肤下很深的地方，所以肯定是在睾丸里面。我比较了一下两边的睾丸。左边的很光滑。我马上意识到的事实有如泰山压顶，让我喘不过气来。几乎可以肯定，这是某种睾丸癌。
我一个人在家带孩子——安娜4岁，奥拉两岁——阿格妮塔正在上一门为期两周的葡萄牙语课。当时我们已经获准离开我们在瑞典的工作，接替我们的人也已经找好了。我们已经跟一个租客签了租约，他会把我们的公寓租下来，租期两年。去莫桑比克的机票也已经订好了，是在8月，现在已经5月了。而我患上了一种可能要不了几年就能让我一命呜呼的病。
好在我发现这些的时候孩子们已经睡了。我没法告诉你那天晚上我是怎么过来的，因为我也不记得了。
我倒是记得第二天早上查完房之后拉辛·维克斯特伦给我做的检查。
“你看啊，因为你是要去莫桑比克的，我得百分之百确定才行。我会仔细检查一下，看看能做些什么。”拉辛说着，让护士帮他订了个手术室。他安排了两天后的一个时间。我决定保密，告诉阿格妮塔我没事儿，跟她说她不应该从课上早退。手术的那天，我跟往常一样把孩子们送到了幼儿园。
手术后我睁开眼睛时，拉辛俯身在我上方，看起来很严肃。
“能听见我说话吗，汉斯？”我点点头。他说：“那个肿块不可能切除。大部分都在腺体内，所以我把整个右侧睾丸都拿掉了。已经送到病理科去了，一有消息我就给你打电话。”
手术后走路很疼，但除此之外，日子都一如往常。阿格妮塔继续上葡萄牙语课，我早上把孩子们送去幼儿园，白天在内科上班。
现在我坐在拉辛的办公室里，面对刚刚确认的消息。
拉辛说：“现在好好听我说。这是精原细胞瘤，睾丸癌里面比较好治的那种。这种细胞瘤对放疗有很好的反应，所以虽然已经扩散了一点点，但你还是很有可能会痊愈的。我跟乌普萨拉的放射科医生聊过了，他们会照管你，再做一些检查。放疗下周就可以开始。我给你安排了三个月的病假。但是你去莫桑比克的事儿就必须推迟一下了。”
拉辛·维克斯特伦这人真是医者仁心，也非常体贴。他已经给我的科室打了电话，让我安排起来更容易些。我从外科门诊走到内科诊室（一共130米），跟我同事佩尔聊了聊，他那会儿刚好没有病人。他问我手术结果怎样，表示他会处理，然后悉心调整了我那个下午排得满满的日程表。同事们分掉了我的那些预约。我离开了，因为我想去幼儿园接孩子们。
给孩子们做晚饭的时候我没有哭，和孩子们一起在地板上玩积木的时候我也没有哭。此时此地，我们在一起。我和往常一样，读书、唱歌给他们听。
那天晚上阿格妮塔回家时，我终于崩溃了。她和孩子们说了会儿话，编了个故事说我一直都工作得好辛苦，需要一个人好好安静一下。孩子们还太小，无法理解发生了什么，只不过为爸爸提前回家还跟他们一起玩而感到高兴。而且妈妈也提早回家了。他们的这一天圆满了。
但那时候，其实就连我们也并不是真的知道发生了什么。我这是被判死刑了吗？我29岁，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我得了癌症。
我能看到孩子们长大吗？我能活下来吗？我和阿格妮塔抱头痛哭。我心里充满了最暗无天日的混乱，也有最强烈的爱。
如果你的整个人生都变了，你需要有个规划。接下来会怎样——就现在？明天？阿格妮塔处理了所有事情。她深谋远虑，解决了所有问题，带着我度过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
她只花了一个小时就安排好了自己三个月的无薪休假。她想好了我们接下来搬去她埃达姑姑家的农场，那里离乌普萨拉很近。她跟孩子们解释说，这是去非洲的替代方案，对他们来说也很说得通，因为以前我们也经常去埃达姑姑家过圣诞节。我们一起打包装好了车。我的任务是陪着孩子们，给他们的玩具打包。阿格妮塔刚刚拿到驾照，并不是很想开车载我们去乌普萨拉，但她还是这么做了。
我们抵达的时候是个星期天。随着我们一步步靠近乌普萨拉，看到我长大的地方，看到那些城堡和大教堂的塔楼时，我深受触动。突然之间，我悲从中来。阿格妮塔停下车，这样我可以走到车外，平复一下。
检查和放疗接下来的一周就开始了。那是地狱。很可能在睾丸那里的淋巴结有癌细胞，有人怀疑已经扩散到肝脏了，因为我有些肝功能指标不正常。任何已经被癌细胞浸润的淋巴结都可以用放疗来解决，但转移到肝脏的话要不了一年就可以杀死我。
我的整个人生都停了下来。莫桑比克不存在了。活下来最重要。
我好多天都以泪洗面，阿格妮塔一边照顾孩子，一边安慰我。疾病让我想伤害身边的人。他们可以开开心心地活下去，而我只能被悲伤、痛苦淹没。我唯一还有心思做的事情就是躺在院子里的吊床上读“梅格雷探案”丛书——每一本。我妈妈不忍心待在我身边，她太悲痛了，无法给我任何帮助。
但是，埃达和她丈夫佩尔假装我没有生病，这很让人放松。他们不会问我感觉怎么样，只会默默地以实际的方式提供帮助。佩尔是锡格蒂纳码头的副港务长，给我们找了一艘小帆船。他们的房子很大，在楼上有两个房间属于我们。从农场去乌普萨拉医院的肿瘤科接受治疗，这段路对我来说很容易。
我拿定主意，我的目标是活得久一点，久到能看到孩子们开始上学。
这种新生活开始了一些日子之后，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我坐在埃达的农舍二楼卧室里的床上看着窗外的苹果树，突然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十年前曾有位医生告诉过我，我的肝功能指标有所升高，并建议我别再喝那么多酒。根本就风马牛不相及嘛，因为我滴酒不沾。我本来应该跟进一下，但并没有。
我想，我的诊断记录应该还在我当年工作的传染病部门。我认识那位护士长，她非常有效率。不到一分钟，我就决定好了必须做什么：去跟那位护士谈一下，找找以前的记录，看看之前的实验室结果究竟是什么。
如果我想知道什么，我就绝对不会放弃。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有我在旁边会让人受不了。这个脾气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明显了。我在欧洲到处搭车旅行时，有一次住在法国马赛的一家青年旅社。我是背包客当中年纪最小的，我会一个人跑到外面去坐着，研究瑞典汽车协会的《欧洲地图集》，那本书真是包罗万象。其他人开始管我叫“带着蓝皮书的小男生”。地图集有一半都是欧洲各地城镇的一些事实记录。我把里面很多都背了下来，在大家闲聊的时候会用来验证大家说的话，不时还评论一番，比如：“你错啦，布拉格的历史比这悠久得多。”
我追寻事实的动力是我整个研究生涯的关键，也是我毕生致力于教学的重要原因。
我开车去了医院。一小时后，我获准去地下室的档案堆里搜寻，护士也教了我怎么找以前的手写记录。找到之后，我们把这个文件夹放在档案室里的一张小桌子上。一束光透过我们头顶狭窄的窗户打在我们身上。对，就是它了。十年前我就有过跟现在一样的肝功能指标上升的情况。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现在的结果很可能并非由癌细胞转移到肝脏引起。
我还有机会活下去。我不想因此而变得太情绪化，而且我仍然没走出黑暗。但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一周后我拿到了新的诊断结果：不是肝癌，是慢性肝炎。这是巨大的飞跃。
在那之后又过了两个星期，淋巴结的结果也出来了。淋巴结没有表现出癌细胞浸润的迹象。没有转移？第二轮放疗取消了。事情又一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我的人生要重新开始了吗？
我们搬回我们在胡迪克斯瓦尔的家里。我每个月都去医院做检查，之后是每隔一个月去一次。时间一天天过去，癌症没再回来。
没想到的是，重返工作岗位会有这么多麻烦。我的很多同事甚至都不知道我生过病。我在电梯里遇到的一位同事就惊呼道：“你这么快就回来了？！非洲怎么样啊？”不管是挨个告诉他们每一个人，还是决定闭口不谈，都让我觉得很累。
生活继续滚滚向前，我仍然渴望着去莫桑比克，而且这个愿望越来越强烈。一年过去了。现在需要回答另外一些问题。化疗已经让我痊愈了吗？我新诊断出来的慢性肝炎会不会影响我去非洲的这趟旅程以及在那里工作的能力？
无数个夜晚，我跟阿格妮塔深入交谈，彼此都满是对对方的关爱。去还是不去？我们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俩都想去。我们觉得，这是我们命中注定要做的事情，我们也已经花了那么多精力去做准备：我们的亚洲之行，我们的专业训练，我们跟非洲招募组织打的交道。如果我的人生只剩下几年时间，难道用这段时间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不是最好的吗？
或者，我们应该待在家里，这些时间都和孩子们一起度过？我们身边的人都试图不让我们离开瑞典。
最后我们做出了自己的决定，完全没受别人干扰。我们打算去。
为我争取到医疗保险是个关键因素。肿瘤科医生认为，他们没办法承担所需医疗保险的费用。他们建议我去找福尔克·诺德布林，传染病科室的负责人，我以前在那里工作过。我给诺德布林写了封信，简要叙述了我的情况，他便安排了个时间让我去见他。走进他的办公室的时候，我非常清楚，这个人的判断将决定我余下的职业生涯。但无论如何，我都完全信任福尔克·诺德布林，仅仅是由他这样的医生来评估我的情况，我就已经觉得很好了。
“请坐。不用做身体检查，咱们聊聊就好了。我已经看过你的病历了。”他说着，把右手放在了他桌子上的那堆文件上。
他问起我去莫桑比克会做什么类型的工作，以及那里的条件会是什么样子的，我会不会因为接触受污染的食物和水，或是携带病菌的蚊子和其他昆虫而暴露在传染病面前。所有这些问题，我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如果我生病了，我能得到有效的医疗服务吗？会有医生准备好治疗我吗？有没有好的实验室？所有这些问题，我的回答都是否定的。
他点点头，一脸平静，让我继续说下去。在我说话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这是一场毫无希望的追寻。
接着他问我为什么想在这种条件下工作。我解释说，最近刚刚独立的莫桑比克亟须有资质的医生，我也已经花了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为这一切做准备。我妻子也同样准备好了，要去那里当助产士。
他一直看着我，但没有马上说什么。然后他才说道：“我看不出来为什么你不应该去。所有必需的表格我都会签字的。”
* * *
很多年以后，我在越南的一次抗生素会议上又见到了福尔克。我找到他，感谢他做了那么重要的决定。他的第一反应让我大吃一惊，他叫道：“天哪！你还活着！”
“当然啦！我想谢谢你确认了化疗起到的作用，我的身体没问题。”我说，“这意味着我可以去莫桑比克当医生，以及后来从事了我现在正在做的国际工作。”
“是这样汉斯，其实那时候我对签一份声明说你身体没问题也有挺多疑虑的。我真觉得你可能很快就会因为某种侵袭性癌症死掉，或是别的什么。但从你的眼睛里我可以看到，你真的非常想去，想以你和你妻子已经做好准备的那种方式去工作。所以我就想，‘要是他剩不下多少年了，为什么不让他去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情呢？’这就是我写了份假的担保，让你能去莫桑比克的原因。”
福尔克·诺德布林敢于承担责任。
1979年10月23日，阿格妮塔、安娜、奥拉和我，登上了飞往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的航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