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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晚上下班回家的时候，身上总是会有一股咖啡味。他在乌普萨拉林德瓦尔咖啡公司的烘焙房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开始喝咖啡之前很久，就已经爱上咖啡的味道。我常常殷切期待着父亲下班回家，在外面等着他沿着街道骑车回来。他会跳下车抱起我，我也每次都会问他同一个问题：“你今天发现什么了吗？”
一袋袋青咖啡豆送来烘焙的时候，会先倒在传送带上，用强力磁铁筛一遍。这道工序的目的是去除在干燥和打包过程中最后可能会装进袋子里的任何金属物品。父亲会把这些东西带回家给我，还会拿每一样东西给我讲个故事。这些故事让人兴奋莫名。
父亲有时候带回来的是一枚硬币。他可能会说：“看，这是从巴西来的。巴西产的咖啡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
父亲会让我坐在他的腿上，在我们面前摊开世界地图，开始讲故事。“这个国家非常大，也非常热。这个硬币是在从桑托斯来的一个袋子里发现的。”他一边解说，一边指着巴西的那个港口城市。
他会描述那些男女工人，在从咖啡种植一直到瑞典人喝上咖啡这整个链条上，他们也是其中一环。很早我就认识到，这些采摘咖啡的工人拿到的工钱特别少。
这么一枚硬币也有可能来自中美洲国家危地马拉。“在危地马拉，咖啡种植园在欧洲白人手里。那些本地人，也就是最早在那个国家定居的人，却只能做工资少得可怜的工作，比如摘咖啡浆果什么的。”
有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他带回一枚铜币，一枚来自英属东非（现在的肯尼亚）的五分硬币，中间还有个孔。
“我猜是有个男人拿了一根皮绳把一些硬币穿起来，然后把皮绳系在脖子上，这样就能随身带着这些硬币了。他把这些咖啡豆在沙地上铺开晾干好装袋，可能就在这个时候这条皮绳断了。他把能找到的硬币都捡了回去，但漏掉了这一枚。结果这枚硬币落在这些豆子里面，现在归你啦。”
父亲给我的那些硬币我一直放在一个木头匣子里，直到今天。针对东非这枚硬币他还跟我解释了一番什么是殖民主义。8岁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了土地自由军和他们想让肯尼亚独立的诉求。
父亲讲述的这些故事让我相信，对他来说，采摘、晾干和打包咖啡豆的这些拉丁美洲人和非洲人都是他的同事。我也从来没有怀疑过，我想要了解这个世界的强烈渴望，就是从爸爸告诉我咖啡袋里那些硬币的故事，并在世界地图上把这些国家一一指给我看的时候开始的。后来这种渴望变成了毕生的热情，再后来又变成在我看来最重要的职业使命。
回忆往事我意识到，父亲对全世界风起云涌的反殖民主义运动的看法，就跟欧洲人反对纳粹的斗争是一样的。周末我们在森林里长途跋涉的时候，他会详细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给我听。
* * *
就政治来说，我的父母并不极端。甚至可以说恰恰相反，他们简直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每一个为公义、为自由而战的人，我父亲都钦佩有加，但他俩对极左翼和极右翼都一样反对。
我从小并不信教，但父母教给了我一套强大的价值观：“信不信上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对待自己的同胞。”还有：“有些人是属于经常去教堂的那种，还有些人呢，是属于去森林里散步，享受大自然的那种。”
我们有个很小的无线电收音机，放在一个涂了漆的木头盒子里，立在餐桌上的置物架上。吃晚饭的时候，我们会一起听瑞典国家广播电台的新闻。对我这么个小男孩来说，我父母的看法比新闻故事实际上的样子重要得多。妈妈经常会评论一下瑞典的新闻，爸爸则专注于国外的新闻，经常反应强烈，有时候听着听着还会停止吃饭，正襟危坐，让我和妈妈不要出声。随后我们会长时间讨论听到的内容。
* * *
有一次，我差点淹死在祖母家门前敞开的排水沟里。那是我最早的记忆。那时候我才4岁，我跑出院子，在篱笆和排水沟之间逛来逛去。沟里全是废水，既有前一天晚上的降雨，也有左邻右舍排出的臭气熏天的污水。
和爸爸一起滑雪
下面的烂泥里有什么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很好奇，爬进排水沟，想看个究竟。然后我滑倒了。排水沟的斜坡上没有任何能抓住的地方。我没法呼吸。一切都是黑的。我惊慌失措，拼命扭动身体，但结果只是在淤泥里陷得更深。
我19岁的姑姑出来找我，看见我胡乱踢腾的双脚，就把我拖了出来。贝尔塔奶奶接过我，把我抱进厨房之后，我才终于没那么害怕了。一直到今天，我都清楚地记得那时候的感觉。奶奶原本在厨房炉子上烧水，准备洗碗。这下子正好，她把温水倒进浴盆，在我脱衣服的时候用手试了试水温，然后扶着我坐进盆里，用柔软的海绵和大量的肥皂把我从头到脚洗了一遍。很快我就开开心心地玩起海绵来。直到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那时候死亡离我有多近。
直到1952年，乌普萨拉的埃里克斯贝里地区，也就是包括我爷爷奶奶在内的很多工厂工人住的地方，都还没有地下排水系统。4岁那年我被送到爷爷奶奶家住，因为我母亲得了肺结核，住进了医院。父亲每天晚上下班后会去医院看她，只有星期天才能跟我在一起。自己一手带大了七个孩子的奶奶，整个星期都会照顾我。她最小的两个孩子那时候分别是23岁和19岁，当我成为奶奶的第八个孩子时，她们仍然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
我的爷爷奶奶都是在农村出生长大，但最后都加入了日益增长的城市劳动力大军。爷爷成年后一直在乌普萨拉的同一家砖厂工作，叫作乌普萨拉——埃克比。他是个善良、勤劳的人，他爱自己的妻子，而且经常表现出来。他和儿子们利用所有空余时间建起了一座两层木屋。这是他的骄傲，也是快乐源泉。多亏了砖厂的内部抵押贷款计划，他才得以在城市边缘买下一块林地，这块地也成了工厂工人住宅区的一部分。
那块林地上高大的松树为古斯塔夫爷爷的房子提供了大部分建筑材料。他花了整整一个夏天来砍倒这些松树，并用木工锯锯成木板，这段时间非常辛苦，让他终生难忘。
爷爷想在他可承受范围内尽可能让这座房子现代化。但是，就跟所有工人阶级的住房一样，卫生标准很糟糕。厨房一角水槽上方的水龙头是唯一的自来水水源。这个水槽也是我们倒夜壶的地方，包括我的小便盆。在这里沿着土路延伸的排水沟是污秽不堪、极不卫生的明渠。奶奶会把房子和院子收拾得干干净净，但是每到夏天，排水沟里散发出来的臭味弥漫着整个住宅区。后来我在世界各地奔波，走过了世界的无数个角落，贫民窟里露天排水沟的气味总是令我想起我在爷爷奶奶家度过的夏天。
父母亲和爷爷奶奶一样穷。尽管手头拮据，但他们以及他们各自的家庭并没有被当成穷人看待。我小时候和年少的时候，瑞典各地的家庭收入和卫生状况都在稳步改善。医疗服务是国家福利不断扩大的覆盖面的一部分，意味着人们可以免费获得新的治疗。妈妈的肺结核痊愈了。传染病导致的死亡人数急剧下降，事故取代感染，成为儿童最常见的死亡原因。住所附近能够没顶的水池，就像我掉进去的那个排水沟一样，对我这一代瑞典儿童来说成为致命元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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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了解人们怎样生活是一大挑战。我对这个挑战着迷不已时，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我开始问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他们的生活条件是怎样的，问得特别细。事实证明，没有什么比考察我们今天的世界与我前几代家人的世界之间有什么相似之处更有助于我认识现代世界的了。
贝尔塔奶奶告诉我，她跟爷爷1915年结婚之后，搬进了他们的第一个家，是在乌普萨拉附近的村子里租来的一栋房子。房子是木地板，但只有一个房间外加一个厨房。他们唯一的光源是一盏煤油灯，奶奶只能去附近的一口井里打水。过了12年，生了五个孩子之后，他们才终于搬到离爷爷上班更近的地方，但他们的第二个家也很小，才24平方米，而且也只有一个房间和一个厨房。不过，这栋房子有电，也有自来水。他们在那里住了三年，其间，奶奶生了第六个孩子。她和爷爷以及两个孩子睡在厨房，另外四个孩子共享那个唯一的房间。奶奶会满怀柔情地说起电灯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多么大的变化。电灯影响了一切，包括她怎么打理家务、孩子们怎么写作业等。最重要的是，如果有人晚上生病了，灯可以一直开着。她对电的发明赞不绝口。
在他们的前两个家中，这家人都只能用户外茅坑——就是在地上挖的洞。1930年，他们搬进爷爷亲手建造的房子时，地下室里挖了一个室内厕所。新房子有四个房间，全都装了电灯。即使到了1952年，我去跟爷爷奶奶住在一起的时候，奶奶都还在用烧柴的炉子做饭、烧水洗碗洗衣。那一年，他们装了第一部电话。
爷爷在地下室也装了个水龙头，还在水龙头旁边建了两个很大的水泥槽。奶奶可以在室内手洗这么大一家人的衣服和床单，不用把这些全拖到附近的小溪里，洗完再背回来。就算这样，洗衣服仍然是一件艰难、乏味、耗时耗力的工作。奶奶一直关注着工业化带来的节省劳动力的新发明，终于有一天，她美梦成真了：“魔法”洗衣机出现了。
我父亲是奶奶的第二个孩子——实际上是她生的第三个。她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在医院，但是个死婴。爸爸14岁的时候结束了他六年的求学生涯。他在当地的砖厂找了份当制砖匠学徒的工作——放到今天肯定要算是雇用童工，那些年纪大一些的也经常会虐待这些小孩。但在那个年代，不断壮大的家庭中的男孩子确实能对家庭收入做出不可或缺的贡献。
对我父亲来说，他这份工作最糟糕的地方不是工作条件差，也不是薪水低，而是他在17岁的时候丢了这份工作。对他来说，失业是彻头彻尾的耻辱，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期间，不只是他，还有很多人也都遭遇了这样的命运。为了补贴家用，他会上门给邻居们补鞋。
1940年4月9日凌晨，德军入侵挪威和丹麦。新闻播出没几个小时，我父亲就被征召入伍参加战斗。第二天，他领到了一支步枪，并被派往丹麦和瑞典之间的港口小镇兰斯克鲁纳。他们这些应征入伍的士兵接到命令，要在那里挖好战壕，用来防御德国人的进攻。
父亲在整个二战期间一直待在军队里，先后被派去保卫瑞典与丹麦、挪威和芬兰的边界。他经常说自己很幸运，因为他从来没有遭到过攻击——在他当兵的那些年，他甚至从来没听到过子弹的呼啸声。
他一直要求我对所有那些国家和士兵都心怀感激之情，因为是他们并肩挑起了与纳粹及其盟国作战的重担并击败了它们。但是他不喜欢苏联的体制。爸爸总是说：“我们反对纳粹，也不支持苏联。”虽说那时候我还很小，就已经被包括到这个“我们”里面了。他也对欧洲国家发动的殖民战争感到震惊，有些发动战争的国家，自己也才刚刚被德国占领过。
爸爸很害怕在读书人面前出丑。他不喜欢坐公交车，因为他不知道怎么买票。他不愿意逛书店，因为他不清楚怎么走近收银台，也不知道一旦走近了会发生什么。他给杂货店干过一阵送货的工作，有时候那些上流社会的人会请他吃一些东西，他总是说“不了，谢谢”，因为他知道自己不懂餐桌上的那些繁文缛节。
到私营超市购物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他只去合作社，这种商店由像他这样的工人阶级拥有和经营。“小鹰”是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的青少年部门经营的童子军俱乐部，也是社民党运营的唯一一个青少年组织。工人阶级运动为工人阶级成员提供了群体归属感，也让爸爸和他的朋友们感到安心。
二战结束后父亲打过几份短工。后来他在林德瓦尔咖啡公司找到了咖啡烘焙的工作，一干就是近40年。晚上在家的时候，他会跑去地下室做木工活。在我们家，什么东西破了烂了都不会扔掉，而是修修补补接着用：我们第一个塑料桶的把手裂了之后，爸爸就做了个新的木制把手。
爸爸体格健壮，是乌普萨拉县最擅长定向越野的人。如果他对什么事情有了兴趣，就一定会想办法做到最好。他始终保持做好准备全心投入的状态，干劲十足的态度也感染了他做的所有事情。有一回，我有个莽莽撞撞的朋友哈塞骑着自行车撞上了一辆汽车，自行车的前轮被拧成了麻花。我们这里所有的小孩都知道这辆自行车是哈塞母亲的，也都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的个乖乖！哈塞今晚得找个地方躲起来了。”哈塞在家里经常挨揍。我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哈塞和这辆自行车都拎起来，一起带回了地下室。爸爸开始想办法把前轮拉直，一会儿拉拉扯扯，一会儿敲敲打打，直到这个轮子看起来完美无缺。他换了破掉的内胎，找到合适的油漆刷在漆面的划痕上。一个半小时之后，哈塞从我们家走回去，推着一辆完好如初的自行车。
* * *
父亲的家庭属于普通的工人阶级家庭，而母亲出生在社会的最底层。是她的母亲昂内丝外婆让他们脱离了可耻的贫困，过上还算体面的生活。在外人看来，外婆可能不过是疗养院里一位普普通通的小老太太，但对我们来说，她就是英雄。
有一次，妈妈问当时已经88岁的外婆，有没有什么她能做的事情可以让她高兴起来，外婆答道：“去弄清楚我父亲是谁。”
外婆于1891年出生于乌普萨拉县。她的第一个小小的住所在一个村庄外的田野里。她经常说，那就是个满地脏污的破房子。外婆的妈妈生下她的时候才19岁，她从来没有讲起过女儿的父亲。
多年以后我们才了解到，当地有这么个传统，允许未婚妈妈以这样一种方式指认她孩子的父亲是谁，就是给新生儿取一个跟父亲的婚生子女之一同样的名字。外婆的情况是这样，她妈妈曾经在一个农场工作，农场主的妻子几个月前刚刚生了个女儿，也叫昂内丝。那个男人自己，可能也包括全村，应该都明白是怎么回事。
我成年以后曾有机会向外婆问起，她小时候有没有觉得自己很穷。她的回答直接而明确：“没有，从来没有。妈妈能让桌子上每天都有吃的。我们头上有屋顶遮风挡雨，晚上有干净温暖的床可以睡。我们有鞋穿，我还能每天都去上学。”
我的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都上过四年学。他们学到了多少？我记得爷爷为了读报纸，需要一个字一个字地把报纸上的字拼读出来。奶奶和外婆都没法读故事给我听，爷爷奶奶也做不到互相为对方朗读报纸上的文字。
我的父母文化水平高一些，足以通过读小说来自娱。我们家这几代人经历了文化能力的各个阶段，从目不识丁到基本的阅读能力，再到掌握自己的母语，最后是跟外语打交道。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他们充其量只达到了基本的阅读水平。爷爷甚至建议过我别变成书呆子，他坚持认为，读书伤眼睛。他的孩子们和孙辈们“鼻子都埋到书里面去了”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他更喜欢做木工活儿，谈谈他了解和喜欢的事情。
我问外婆的问题当中有一个是：她为什么嫁了个酒鬼？她自己的养父难道没有教会她跟难以相处的男人没法一起生活吗？
“我恋爱了。”她回答说，面无表情。她已经发现，村里那些男人衣冠不整、粗鲁不堪。她说：“农场里那些工人从来不会放过拍我屁股或是用别的很粗鲁的方式碰我的机会。他们会管我叫各种各样的名字，只不过因为我是个野孩子，他们知道我绝对不敢告诉我的养父。”
然后有一年夏天，维尔出现了，他是来这个村子里挖排水沟的。维尔的父亲以前是个自己没有土地的农场工人，但是维尔在斯德哥尔摩郊外长大，还参过军。他帮外婆提牛奶桶，夸她头发好看，在一天的工作结束之后总会洗个澡。维尔不只是干净、有礼貌，而且把外婆当成一个值得尊敬的人而不是私生子。这么有礼貌的人在这个村子里简直闻所未闻。不出一个月，外婆就怀孕了。维尔遵守了那时的不成文规则：婚前性行为可以接受，但要是喜当爹了，就得结婚。
我的外公是个酒鬼，他想保持清醒，但并非总能如愿。他是个技艺娴熟的泥瓦匠，没喝酒的时候能挣到很丰厚的工资，也从来不打老婆孩子。外婆有三个孩子。她的人生目标是确保孩子们过上比自己更好的生活，但是有两次，疾病成了她实现目标的巨大障碍：第一次是肺结核，后来是结肠癌。免费全民医保救了她。外婆的肺结核痊愈了，癌症也奇迹般地消失了。
外婆生病住院的时候，我妈妈布丽塔和她妹妹还没到上学的年龄，所以她们在一家公费的儿童之家接受照顾。在康复期间，救世军女战士教会了外婆怎么用缝纫机，接下来她说服外公相信，买一台缝纫机很值得。长远来看，自己给孩子们做衣服能够省下不少钱。
缝纫对外婆来说比衣服对他们家人的意义更重大。这项工作给了她尊严。
我妈妈的童年没什么安全感，也充满了动荡。1927年秋天，她开始上小学。她就读的是一所新建的很漂亮的小学，在瓦克萨拉广场，离他们住的地方不远。外婆给她做了一身新衣服，在那个特别的日子里牵着她的手一起走向学校。她们到达广场，看到校舍之后，外婆不得不停下来才能把整个学校尽收眼底。她自己的学校只是个很小的木头房子，她似乎怎么也想不到，女儿能在一所看起来就像童话里的城堡一样的学校里读书。她捏了捏妈妈的手，小声说：“他们肯定觉得像我们这样的人也很有价值，因为他们给你建了一所这么漂亮的学校。”
在学校里，我妈妈遇到了一位老师，甚至比校舍更加让人难忘。布伦斯科格老师受过良好培训，非常积极进取，也热衷于使用现代教学方法。乌普萨拉剩下的贫民窟里横七竖八都是些无名小巷，从这些地方出来的孩子也可以得到公立学校提供的一些资源，布伦斯科格老师就是其中一部分。这些孩子不只是受到了良好教育，同样重要的是，他们树立了自信。这位老师安排我妈妈去参加为父母得了肺结核的孩子举办的夏令营。一说起那些奇妙的夏天，她就停不下来。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是他们被带去见塞尔玛·拉格洛夫
的时候，这位作家住在莫尔巴卡，离夏令营的营地不远。妈妈还记得，她和朋友们坐在地板上，听着瑞典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人大声朗读她自己的书给他们听。
我妈妈在学校染上了肺结核，也是这种病几乎要了外婆的命。公费医疗服务为她提供了治疗，在她回家休养的时候，还有人给了他们兑换券，可以从当地的小便利店换免费牛奶喝。她告诉我，用兑换券付账让她感觉非常羞愧，因为这就等于告诉其他顾客，她来自肺结核家庭。妈妈抱怨这些的时候外婆只会说：“但是牛奶很好喝啊，你不觉得吗？”
只要家里人生活过得好，物质需求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得到满足，外婆就会心满意足。但是，我妈妈想得到更多，她为无法得到她最想要的东西——良好的教育——而感到沮丧。她热爱学习，但完全没办法说服她父亲让她在完成六年的基础教育之后继续上学。她在学校的最后一年，有位老师问她是否介意辅导一下她班上一些有钱人家的孩子，这似乎尤其显得不公平。为什么她应该帮助别人达到进入更高年级继续学习所需要的分数，而她自己甚至连申请的资格都没有？这样到了15岁，妈妈开始在本地杂货店工作，当送货员。
* * *
我们家人在过去100年的这些历史，帮助我认识了那个更广阔的世界是如何发展变化的。在我外婆一家这些年的生活中，他们经历了饥荒和极度贫困，生存条件恶劣是我的很多先辈在1846年以后移居美国伊利诺伊州、明尼苏达州和俄勒冈州的主要原因。
外婆和我妈妈能够从赤贫走向让人相当满意的生活，是很多因素相互交织并互相促进的结果。
首先，瑞典的经济增长解释了为什么我的外公总是能在建筑业找到砌砖墙的活儿，尽管他时不时就会喝得醉醺醺的。他的工资稳步增长，所以虽然经常饮酒无度，但他还是买得起缝纫机。
其次，国家出资的社会服务种类很多，不仅有医疗卫生和学校教育，还有儿童之家和给酒鬼开的戒酒诊所。外公就是其中一位受益者，如果不是在这样的诊所接受治疗，他的情形可能会更糟。在那里住院的时候，他会给妻子写情书。我们到现在还保留着一封，里面满满都是爱意，也满满都是希望得到宽恕的恳求。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外婆能够容忍一直不能给她安全感的婚姻生活。
再次，社会力量也在不同阶段介入，支撑甚至拯救了我们这个边缘化的家庭。这种民间支持从救世军的组织“贫民窟姐妹”（现已解散）为外婆提供的缝纫课，到妈妈在夏令营从本科生志愿者那里受到的文化教育，不一而足。因为这些我开始认为，我的出身背景是由私有化市场、公民社会和政府合力打造的事业塑造而成，外婆和妈妈的家庭都摆脱了贫困，我们这一代人从福利国家的保护中受益良多。
当然，经济环境的变化总是比文化和社会规范的变化更快。对于性的态度在长得惊人的时间内都保持不变，要把性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接受下来更是完全不可能。具体来讲，我想说的是避孕措施以及我们现在相当重视的“性和生殖的健康与权利”要怎么获得的问题。对我外婆那一代以及我母亲那一代的女性来说，性生活不应该是用来享受的，她们也没有规划什么时候怀孕的权利——这是文化规范决定政治决策的结果。在差点死于肺结核和癌症之后，已经生了三个孩子的外婆决定不再生孩子了，把这三个孩子养大就已经超出了她的能力范围。她听人说，有个男人会跟人讲解如何使用安全套。（1910—1938年，瑞典法律明确禁止谈论安全套，更不用说让公众能够得到安全套了。）
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一天，外婆和她的一些女性朋友听说，过几天这个勇敢的男人会站在乌普萨拉的中心广场上介绍安全套。她们鼓起勇气，偷偷跑去听他介绍。那个男人——瑞典当时的极左翼党派领导人——爬上一个木箱，发表了一场直截了当的演讲，说夫妇双方有权自己决定什么时候一起生孩子。他从外套口袋里拿出一个安全套给聚在周围的人看的时候，警察逮捕了他。
大概十年后，也就是1935年，我妈妈14岁。她一位最好的朋友怀孕了，也是14岁。她家住的公寓跟外婆家在同一个楼道，是在一栋公寓楼的二楼。这个女孩子怀孕，证明了很多人早就在怀疑的一件事情：她父亲一直在凌辱她，已经很长时间了。很快整个街区都知道了。这位父亲被警察带走审问。过了几天，当地的教区牧师给他们家里打电话，他责怪这位母亲：她丈夫和他们的女儿发生性关系是她的错——这位母亲显然不够“有空”。
这就是我妈妈那一代人的现实生活。18岁的时候，她爱上了我父亲。他俩都对避孕一无所知，于是她怀孕了。她那时候的全职工作是给杂货店送货，同时也在上夜校，因为还在梦想着接受更多教育。也就是说，这对年轻的恋人没什么钱，我妈妈那时候也还不想要孩子。她想堕胎，然后听说有个医生可以私下做手术。据说这位医生对收入很低的病人还会减免一些费用。
一天傍晚，妈妈去看这位医生。医生要求她脱光衣服，在门诊室里裸着走几步，她觉得非常窘迫。在他要求妈妈提供性服务以换取堕胎手术之后，妈妈离开了。她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去找一位一起工作的人，据说她能帮人堕胎，钱也收得少。一天晚上，这个女人出现在我妈妈的公寓里。她完成这项工作的方法就是，把一根编织用的针插进子宫。第二天晚上，我妈妈生下一个死胎，并立即按照指示，用自己的小炉子烧掉了。这种土办法极为常见的结果是出血和感染，甚至会让人丧命，妈妈很幸运，逃过了这一劫。
在埃莉斯·奥特森——詹森的领导下，国家性教育协会（RFSU）成立了。信息突破随之而来，避孕措施变得越来越普及。埃莉斯在瑞典变得非常有名，人们都叫她“奥塔尔”。
瑞典议会于1938年将避孕药具的信息和分发同时合法化，主要就是回应她这个组织的鼓动。直到今天，国家性教育协会仍然是瑞典最重要的安全套供应方。妈妈和外婆对奥塔尔从来都是不吝赞美之词，因为她为这些改变她们人生的决定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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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小学的时候，父亲有时候会带我去工人教育协会乌普萨拉分会听讲座。办讲座的大厅非常大，能容纳好几百听众。来讲的人通常都是探险家，他们用现代版的魔术灯（也可以叫作幻灯，是投影仪的前身，可以在屏幕上展示放大的黑白照片）来讲述他们在遥远国家的经历。对我这么个小男孩来说，那些夜晚真的就像在变魔法一样。跟爸爸一起去参加给大人办的活动非常让人兴奋，来自那些殖民地国家，那些世界上非常遥远的地方的故事，让我心醉神迷。
讲座内容丰富多彩，有些主讲人也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埃里克·伦德奎斯特就是其中一位。他是一位猎场看守人，20世纪30年代去了荷属东印度，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尼西亚，在当时的殖民政府任职。伦德奎斯特娶了一位当地妇女，后来成了著名作家，因为对那个地区的自然界和社会都非常了解而备受尊敬。我父母都读过他写的书，也都很喜欢他作为反种族主义者的立场。
探险家兼演说家斯滕·贝里曼也是一位生物学家，对大自然尤其是鸟类的知识丰富到让人叹为观止。在某种意义上，他刚好是伦德奎斯特的反面。有一个晚上演讲的时候，贝里曼偏离了在新几内亚观鸟的主题，放了一段很短的黑白默片。片子里讲的是他在当地人中间做的一个很奇怪的实验：他让他们竖起一根4米长的很光滑的杆，上面涂了肥皂液，顶上插着一把很好看的新斧头。他鼓动当地人去爬这根杆，我们就这么看着他们徒劳无功地尝试着拿到那把斧头。放到一半的时候爸爸站了起来，拉着我的手说：“我们走吧。”走出大厅的时候，我看到父亲的脸色变得苍白，就跟他生气的时候一模一样，虽说这种时候很少见。他悄声对我说：“那个人一点儿也不尊重人。贝里曼就是个自以为是的人。他取乐的法子就是对这些人搞恶作剧，让他们看起来很滑稽，而他们只不过想得到那把斧头而已。但他们可是住在森林里的人啊，他们当然值得拥有一把好斧头。我受不了他的态度。”
有一天晚上，我在教育协会碰到了我的同班同学英格玛，他爸爸也经常带他一起来听这些讲座。英格玛的爸爸是瑞典行道会的牧师，曾在法属赤道非洲传教。有一次他还去了我们学校，做过一次关于传教工作的图文并茂的演讲。我记得很清楚，他描述的殖民地国家跟我们知道的截然不同。尽管他是一名传教士，但是大部分时间他都在讲能够帮助当地“土人”（那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称呼刚果人的）的实际方法，特别是在教育和医疗方面。英格玛10岁那年离开学校，跟家人一起去了刚果，那已经是他们第三次去了。
对我这个社会阶层的孩子来说，能跟一个去过非洲并且在那里生活过的人有如此密切的接触很不寻常。英格玛走后，我们老师有一次派我给他寄了一封全班同学写的信，我仍然记得我寄出平生第一封航空信件时激动不已的心情。传教士子女寄宿学校的地址读起来很奇怪，我也第一次知道了一个非洲城市的名字——黑角，现在是刚果共和国最重要的港口。
我在学校学到了很多地理知识，但是到最后留给我的印象是，我对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如何生活知道得很少，少到让人吃惊。笼统地讲，学校给我们灌输的世界观以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为基础，就是要么是“西方”，要么是“其他”。“其他”是那些“土人”住的地方，而他们的文化当然非常原始。
我想我的老师应该是在我们五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们12岁）坚持认为印度教让生活在印度的人很相信宿命，因此对他们国家的进步和发展来说，说服他们皈依基督教非常重要。这让人难忘。没有人跟我讲过跟古印度文明有关的任何内容。早在我们瑞典人到处东游西荡，在如尼石刻
上刻下几个符号之前很久，印度人就已经在用他们自己的字母表奋笔疾书了。
苏联、日本和南美洲国家是不是属于西方？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们。那些殖民地国家走向独立的进程，我是在家里从父亲那里听到的，而不是从学校的老师那里。总的来说，我的精神面貌是在家里形成的，受到了我的亲人尤其是父母，以及我们听过的广播的影响，学校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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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的肺结核痊愈了。瑞典经济和我父亲工资的增长速度都远远超出了我父母的想象。我们家搬进一栋带一个漂亮花园、花园里种满了果树的房子时，我才5岁。这样一栋房子对我的父母来说是美梦成真。他们能够买下这栋房子，主要是靠多年的积蓄，再加上国家通过声势日益浩大的社会住房运动提供担保的贷款（这项举措旨在推动工人阶级自有住房）。他们也不得不承担了一笔私人银行的贷款，以及我没结婚的叔叔马丁提供的一笔慷慨的借款。
房子很新很现代，有中央供暖，有冷暖自来水，有带陶瓷浴缸的浴室，还有一个厨房，里边电饭锅、冰箱、洗衣机一应俱全。本地图书馆就在附近，跟我们一条街。妈妈经常带着我走路去借书，然后读那些书给我听。附近还住着另外一些有孩子的家庭，我很快就跟其中一些交上了朋友。
我父亲经常给我看贝格福森发电站的巨大电缆，并跟我讲解水力是如何转化为电流的。他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是到城市近郊森林的空地里捡大松树枝。他的雇主允许他周末用公司的车，这样他就能把这些树枝运回家，变成我们中央供暖和烧热水的锅炉的燃料。
我父母的花园里种的主要都是有用的植物：他们种土豆，种各种蔬菜，也种苹果和草莓。几乎我们所有的衣物都是妈妈亲手缝制的，因为买成衣很贵。不过也有一个例外，就是内裤。我还记得进口内衣首次出现在商店里的时候，妈妈隔着树篱跟我们邻居聊天，讨论着外国内衣的利与弊：穿这样的内衣如果对孩子们的身体不好怎么办？消费品全球贸易的这一早期迹象——来自葡萄牙的内裤——很快就遭到了大家的质疑。
我们省吃俭用，也就意味着在新房子里住了几年之后，我们全家就可以一起去度假了。我父母买了一辆红色的机动自行车、一辆蓝色的双人自行车，妈妈还给我们缝了一个帐篷。第一次出门的时候，我们游览了乌普萨拉县，走到的最远的地方离我们家也不到100公里。最后我们去看望了外婆两个没结婚的兄弟，他们一起住在家里的农场里。他们热情接待了我们。
他们有一匹大马。他们让我骑在马背上，由兄弟俩中的哥哥彼得鲁斯牵着。爸爸给骑在马上的我拍照片，他觉得其中有张照片特别成功，凸显了一种文化反差：农场的高头大马上坐着一个城里来的小男孩，旁边站着一位穿长筒靴的老农。
爸爸把这张照片多洗了一张寄给彼得鲁斯舅公，表示我们对受到的盛情款待非常感激。但彼得鲁斯并不领情，他觉得自己被冒犯了，因为照片里的他穿着罩衣和大靴子。如果要给他拍照，他只想穿着自己唯一的深色西服来拍。要是城里人来拍他穿着工作服的照片，那这些城里人大概是想取笑他们这些乡下的土包子亲戚。我父母最后解决了这场冲突，但花了他们足足一年多的时间。这件事情提醒我们，要始终尊重文化差异。彼得鲁斯舅公很聪明也很善良，使得这个教训尤其发人深省。
童年汉斯骑在马上
我们第二次出门度假时用上了机动自行车，而且这次一直走到了哥本哈根。我弟弟马茨是1960年出生的，也就是我12岁的时候。三年后，我们家买了一辆灰色的大众甲壳虫，还去挪威度了假。然后是1972年，我的父母又迈出一大步，在海边买了一块地，爸爸在那块地上建了一座度假小屋。他用从他妈妈那里继承的钱买了一艘装有舷外发动机的小船，并用他妈妈的名字给这艘船命了名，叫作“贝尔塔”。
当了十多年的家庭主妇之后，我妈妈在附近的老乌普萨拉图书馆找了一份兼职工作。她每天晚上都去成人教育学院学习中学学力的瑞典语、英语和社会研究——但她从来没有得到过她梦寐以求的真正的教育，如果有条件，她原本可以受教成为老师或者记者。
我们家的故事只是全国千千万万个家庭故事中的一个，倒也展现了瑞典生活中方方面面都在发生的异常迅速和积极的变化。从奶奶受过的四年基础教育到我的教授职位，只花了三代人的时间。至于说更剧烈的变化，我也可以举一个例子：四代人以前，我的曾祖母目不识丁。我们家的历史，折射了当今世界不同的教育水平。
以我们家为例，也很容易看到世界上的四种经济水平。
医疗保健得到改善，让人们得以摆脱传染病的负担，过上更长寿、更健康的生活。不断提升的物质水平意味着只需要几代人的时间，就可以从遍地污秽的破房子搬进宽敞的现代住宅。但是，对那些一步一个脚印实现这些巨大进步的人来说，这里面没有哪一步看起来一帆风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