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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苏二元对立的冷战结束，为一种全新的权力平衡和一种新的权力使用方式铺平了道路。当时各国人们和政府对世界大战和“互相保证毁灭”记忆犹新，对于各国来说，在世界上又没有明确的敌人。正是在这个历史时刻，我们第一次接触到“软实力”。
冷战结束后，美国人试图理解他们在一个没有像苏联那样的绝对性威胁的世界中的地位。当时的民意调查显示，近半数民众认为美国正在走下坡路。这些人往往支持保护主义，并建议美国退出那些在他们看来“使美国负担过多的国际承诺”。
在相互依存程度日益加深的世界，这样的建议只会适得其反，且可能会导致本想避免的衰落。因为如果最强大的国家不再发挥领导作用，就可能会对国际稳定造成灾难性的影响。纵观历史，紧张和误判始终伴随着对国家衰落和权力平衡变化的焦虑。此时，苏联实力正在衰落，日本正在崛起，关于美国衰落的误导性理论，以及对19世纪晚期的英美关系与当前局势的不恰当类比，将我们的注意力从真正的问题（在世界政治中权力是如何变化的）上转移开。
20世纪末的美国显然不如1945年的美国实力雄厚。据保守估计，美国在全球产品中所占的份额从二战后的1/3以上降至20世纪80年代的略高于1/5。不过，这一变化反映了二战的人为影响：与其他大国不同的是，美国通过二战增强了国力。但随着战后其他国家经济复苏，这种人为的优势势必会被削弱。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过去15年来，美国经济占全球产品的份额一直相对稳定。美国竞争力委员会发现，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产品占世界产品的份额平均每年为23%。美国中央情报局报告称，根据不同货币的购买力数据，美国产品占世界产品的份额从1975年的25%略微增加到1988年的26%。
这些研究显示，二战对美国的影响持续了25年左右，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大多数衰退迹象就已经出现了。事实上，当时任总统尼克松从越南撤军、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时，美国就已经对其承诺进行了重大调整。
根据词典释义，权力是指做事和控制他人的能力，以及使他人违反自身意愿行事的能力。由于控制他人的能力往往与拥有某些资源有关，因此，政治家和外交官通常将权力定义为拥有人口、领土、自然资源、经济规模、军事力量和政治稳定。例如，18世纪，在以农业经济为主导的欧洲各国，人口是一种关键的权力资源，因为人口是税收和征兵的基础。
传统上，判断一国是否属于“大国”，依据的是其在战争中的实力。然而，在当今世界对权力的定义中，军事力量与军事征服的重要性正在降低，这与早先的时代不同。技术、教育和经济增长等因素在国际权力中越来越重要，而地理、人口和原材料的重要性则有所下降。
如果是这样，那么当今世界政治正在进入“日本时期”吗？一方面，就成效而言，日本1945年以来的“贸易立国”战略确实比其20世纪30年代的“军事立国”战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要好得多。另一方面，日本的安全及其海上航线的安全一直严重依赖美国的保护。随着冷战的结束，这些问题虽然会有所缓解，但并不会完全消失。人们不应过早得出结论，称一切走向都有利于像日本这样的经济强国。
对于今后几十年权力资源分配的变化，我们能说些什么呢？政治领导人经常用“多极化”一词来暗示，世界将重返类似于19世纪那种多国权力大致均衡的平衡状态。但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出现，因为就权力资源而言，除美国外，所有潜在挑战者都在某些方面存在不足。苏联经济落后，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欧洲缺乏政治团结，而日本在军事力量和全球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方面都存在不足。如果经济改革扭转了苏联的颓势，日本发展出成熟的核力量和常规军事力量，或者欧洲变得更加统一，那么21世纪世界可能会重新回到传统的多极化状态。但如果没有这些变化，美国就可能会比其他国家保有更广泛的权力资源——军事、经济、科学、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苏联可能会失去超级大国的地位
。
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美国可能会继续保持优势，但世界政治中的权力资源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这将为所有国家实现自身目标带来新的困难。证明一国是否拥有权力的依据，不在于其掌握资源的多寡，而在于其改变各国行为的能力。因此，美国面临的关键问题不是它能否在21世纪初成为拥有最大规模资源供应的超级大国，而是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控制政治环境，让其他国家按其要求行事。一些世界政治趋势表明，未来任何大国要控制政治环境都更加困难。比起另一个大国崛起构成的挑战，美国面临的问题更多是权力的普遍分散。19世纪的英国面临的是新的挑战者，而21世纪的美国将面临新型挑战。
随着世界政治局势愈加复杂，所有大国实现自身目标的实力都将被削弱。要理解美国如今的处境，就必须明确“凌驾于他国之上的权力”与“操纵结果的权力”之间的区别。尽管美国对某些国家仍有影响力，但对世界整体格局的影响力已经远远不足。仅凭一己之力，美国难以实现自身目标，对其他国家而言同样如此。所有大国都必须直面世界政治中权力本质的变化。
当然，这些变化也并非前所未有。例如，早在20世纪70年代，开展跨国活动的个体数量——无论是大公司还是政治团体——迅速增长，并得到了广泛认可。即使是对传统均势政治深信不疑的亨利·基辛格，也在1975年的一次演讲中表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旧有国际模式正在瓦解……各国在经济、通信和人类愿景方面已形成相互依赖。”
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的政治气氛变了。伊朗攻占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和苏联入侵阿富汗的举动，似乎再次肯定了军事力量的作用以及传统安全议程的首要地位。20世纪80年代初，在里根总统任期内，这些趋势进一步凸显。美国的国防预算连续5年出现实质性增加，军备控制降级，公众更加反对核力量和核威慑。美国对格林纳达和利比亚成功使用了常规军事力量，虽然这两个国家极其弱小。世界政治议程的变化使人们不再像20世纪70年代那样关注相互依存，而是再次强调军事力量。但各国间的相互依存程度仍继续加深，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局势与20世纪50年代已不再一样。
对当下世界政治格局变化的恰当回应，不是放弃对军事力量平衡的传统关切，而是在接受其局限性的基础上，增加关于相互依存的考量。传统观念认为，国家是世界政治中唯一有意义的行为体，仅有少数大国可以影响世界政治。但如今，其他行为体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尽管不具备军事力量，但跨国公司具有庞大的经济资源。如今，有30家公司的年销售额超过了90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GNP）。20世纪80年代，IBM、荷兰皇家壳牌集团各自的年利润超过了哥伦比亚、肯尼亚和南斯拉夫的中央政府预算。对一个国家来说，要实现目标，跨国公司的影响程度有时比其他国家更大。跨国公司的海外年产值超过了国际贸易总值。在区域层面，描述中东冲突时若不包括超级大国，就是严重的缺失，但若不提及跨国宗教团体、石油企业和恐怖组织，那同样也是不行的。问题不是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谁更重要——通常情况下国家更重要——而是在现代，更复杂的混合因素会对结果造成影响。
随着参与主体的变化，世界政治的目标也在变化。在传统观念中，为了确保生存，各国将军事安全放在优先位置，但如今各国必须考虑新的安全维度。随着威胁从军事（即对领土完整的威胁）向经济和生态领域转移，国家安全变得更加复杂。例如，如今加拿大人不怕美国士兵会第二次火烧多伦多（就像在1813年那样），他们更担心多伦多会被得克萨斯州的计算机设定为一个死气沉沉的地方。脆弱性的表现形式增多，为了应对不同的脆弱性，政策间的权衡随之产生。例如，美国可能会通过向波斯湾派遣海军来巩固其能源安全，但它也可以通过扩大战略石油储备、征收汽油税以鼓励美国民众节约用油，以及深化与国际能源署等机构的合作来实现这个目标。
虽然军事力量仍是维护本国利益的最终权力形式，但对现代大国而言，使用武力的成本要比前几个世纪更高。通信、组织和制度等工具以及对相互依存关系的操纵也变得十分重要。与一些夸夸其谈相反，相互依存并不意味着和谐，而往往意味着不平衡的相互依赖。就像一对恋人中，不太沉溺恋情的一方可能会操纵另一方一样，两个国家中不那么脆弱的一方可能会利用两国关系的微妙作为威胁，以此获得权力。进一步来说，相互依存在安全、贸易和金融等不同领域的平衡往往是不同的。因此，当一国比另一国更强大或更脆弱时，制造和抵制各种议题间的联系就成为权力游戏的艺术。政治领导人会利用国际机构来阻碍或增进这种联系，他们会寻求以最符合其利益的方式来确定某一议题的范围。
随着权力工具的变化，战略也在变化。传统主义者认为，安全目标和军事力量工具是通过权力平衡这一战略联系在一起的。希望保持独立、不受军事胁迫的国家遵循均势战略，限制其他国家的相对权力。但在今天，经济和生态问题涉及大量的互利因素，只有通过合作才能达成。这些问题往往对政治领导人的连任至关重要。如今的法国总统不会干涉德国的经济增长，因为德国的经济增长对法国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法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放弃独立的经济政策而留在欧洲货币体系内，就是这种相互依存的例证之一。
传统主义在描述世界政治时，经常谈到建立在国家均势战略基础上的国际体系。虽然两极化和多极化这两个术语非常有用，但如今，世界政治的不同领域有着不同的权力分布，即不同的权力结构。虽然军事力量，尤其是核力量，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两极化分布的，但在贸易领域，权力呈现多极化分布，欧洲共同体已作为一个整体行动。海洋资源、货币、太空、航运和航空等领域的权力分布都有一定差异。各国的权力各不相同，非国家行为体在不同领域的重要性也各不相同。例如，如果不考虑私人银行的力量，就无法理解国际债务领域的政治问题。
如果军事权力可以自由转移到经济和环境领域，不同的结构就无关紧要了，由军事力量决定的整体权力等级将精确地预示世界政治的结果。但与以往相比，如今军事权力的成本更高，也更难转移到其他领域。因此，以不同问题为表征的等级制度更加多元化。世界政治的游戏囊括了不同的玩家，他们在不同的牌桌上，拥有不同的筹码。玩家可以在不同牌桌间转移赢得的金钱，当然这通常要付出较大的代价。当国家明显受到生存威胁时，军事博弈和整体均势结构将占主导地位，但在现代世界政治的许多领域，生存并非最紧迫的问题。
世界政治被分割成许多不同的领域，因此降低了权力资源的可替换性，换言之，权力在各领域之间的可转换性有所下降。货币具有可替代性，因为人们可以轻易实现两种货币间的兑换。权力的可替换性一直低于货币，如今这一可替换性比以往更低。18世纪，一个国库充盈的君主可以通过雇佣步兵来开疆拓土，而这反过来又有助于充盈国库。这基本上正是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1740年夺取奥地利控制的西里西亚时所采取的策略。
但在今天，一般来说，直接使用武力获取经济利益对现代大国而言成本太高，同时也过于危险。即使没有侵略，将经济资源转换为军事权力也可能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例如，虽然对日本来说，发展一支重要的核力量或常规武装力量没有任何经济障碍，但这一举动将在国内外引起巨大的政治反响。军事化可能会削弱而不是增强日本实现目标的能力。
由于权力是一种关系，根据定义，它处在一定的背景环境中。可替换性的降低意味着，在估测从资源中能获得多少实际权力时，明确背景环境情况越来越重要。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必须问一个问题：“权力是为了什么？”然而，与此同时，由于世界政治只是发生了部分变化，传统地缘政治议程仍有意义，因此军事权力仍存在一定的可替换性。军事力量的保护作用是国家间谈判的重要筹码。例如，传统产油国在安全方面对美国的依赖，限制了它们在1973年石油危机时对美国的影响力。美国仍是欧洲和日本军事安全的最终保障，这一角色提供美国与盟国谈判时讨价还价的底气。总体而言，盟国需要美国的保护，这增强了美国的影响力，即使来自苏联的威胁减弱了，这种增强作用也可能会持续。在冷战期间，美国常常担忧盟友的虚弱，并倾向于牺牲一些经济利益来努力遏制其认为的“苏联威胁”。即使这种威胁在降低，如果美国的担忧比盟友少，它就可能对盟友提出更多要求。
为了评估后冷战时代世界的权力，有必要认识到成功政策所必需的工具和均势战略。但是，现代世界的新因素正在分散大国的权力。因此，任何成功的战略都必须同时具有连续性和变化。
现今，大国利用传统权力资源实现自身目标的能力不及以往。在许多议题上，非政府行为体和小国已变得更为强大。至少有5个趋势促成了这种权力的分散：经济相互依存、非国家行为体、弱国的民族主义、技术的传播，以及不断变化的政治议题。
新型通信和交通方式对经济的相互依存性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一个世纪前，横跨大西洋需要两周时间；1927年，查尔斯·林德伯格用33个小时完成了这项行动；今天，乘坐协和式飞机只需3.5个小时。现代电信是即时性的，卫星和光缆使得越洋电话在过去10年里增加了10倍。运输和通信成本的下降使全球市场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并加速了跨国公司的发展，使经济活动跨越国界。全球贸易比全球产品增长更快，在所有主要经济体中的重要性都有所提升。在过去20年中，贸易在美国经济中的作用增加了一倍多。金融市场的变化更加惊人。国际货币流量约为世界日均货物贸易量的25倍。欧洲货币和欧债市场（即在本国之外持有的货币）的迅速扩张侵蚀了一国当局控制自身资本市场的能力。1975年，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量约为100亿～150亿美元，1986年增长到2000亿美元。
政府可以对这些市场进行干预，但如果重拳出击，就会使自己的经济增长付出巨大代价，并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例如，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减缓美国跨国公司资本输出的措施，促使那些公司在海外保有和借用美元，结果不在美国控制下的欧洲货币市场迅速兴起。
除了限制某些国家追求国家利益的方式，非国家行为体还影响着这些利益的原本界定方式。跨国投资创造了新的利益，使世界政治联盟复杂化。例如，本田美国公司逐渐成为一家美国汽车制造商。20世纪90年代早期，本田美国公司计划每年向日本出口5万辆汽车。美国官员现在正向欧洲施压，要求它们向美国制造的日本汽车开放市场。换言之，跨国投资已经改变了美国的一种利益。
美国的情况并不是个例。多年来，法国一直将日本汽车在法国市场所占的份额限制在3%，并限制日企在法国投资。但当日本汽车制造商开始在欧洲其他国家建立工厂并向法国出口汽车时，法国政府取消了限制。跨国投资改变了法国的一项长期政策。权力向非国家行为体的分散以及由此导致的国家利益的复杂化很可能会继续下去，尽管在对主要国家的权力资源进行的多项比较中，这一点尚未被认识。
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城市化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也使权力从政府分散到非政府行为体手中。当今世界，运用军事权力远比过去困难，因为社会觉醒在原本贫穷、弱小的国家激发了民族主义。这种社会动员进一步提升了军事干预和外部统治的成本。19世纪，大国以少量军队开拓和统治殖民帝国。1953年，美国通过一次小规模的秘密行动帮助伊朗国王复辟。
但很难想象，在1979年社会已经动员起来、民族主义思潮澎湃的伊朗，要多少军队才能恢复国王的统治。美国和苏联发现在越南和阿富汗维持驻军的费用难以承受。美苏两国撤军的原因与其说是被占领国实力增强，不如说是这些国家民众的积极反对使外来者统治的代价上升了。
权力分散的另一个趋势是现代技术的传播，它增强了落后国家的实力。虽然超级大国在军事技术方面仍保持着很大的领先优势，但在20世纪90年代，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可以部署的军事力量使区域干涉的成本比50年代更高。此外，有十几个第三世界国家已经发展出了重要的武器出口产业。同时，许多武器接受国都试图使采购多样化，以获得对主要或唯一供应商的影响力。当武器依赖外部供应时，供应商往往通过技术援助、备件和产品替换来获得影响力。而本土军工的发展则消除了这种影响力。
此外，更多国家正在获得先进的武器制造能力。现在大约20个国家已经有能力制造化学武器，到2000年估计有15个第三世界国家将生产自己的弹道导弹。1968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签署时，有5个国家拥有核武器；此后，印度、以色列、巴基斯坦和南非等国也发展出了核力量；在未来10年内，阿根廷、巴西和其他几个国家也可能发展军事核力量。不过，小规模的核力量不会使这些国家成为全球权力的竞争者；事实上，如果它们的邻国效仿，或者核武器落入叛乱组织或恐怖组织手中，反而可能会增加它们面临的风险。
此外，核力量将增强这些国家在区域层面的权力，增加大国进行区域干涉的潜在成本。技术也增强了非政府群体的权力。例如，手持防空导弹帮助了阿富汗的游击队，新型塑料炸药成为恐怖分子的有效工具。拥有丰厚的传统权力资源的大国控制其环境的能力，也因世界政治问题性质的变化而减弱。现今的问题越来越不是两国之间的问题，而是所有国家试图控制非国家行为体的问题。要解决当前许多跨国相互依存的问题，需要采取集体行动和国际合作。这些问题包括生态变化（如酸雨和全球变暖）、影响公众健康的流行病（如艾滋病）、非法毒品贸易和恐怖主义。这些问题根源于国内并跨越国界，因而是跨国性问题。正如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所表明的那样，即使是像核反应堆安全这样的国内问题，也会突然变成跨国性问题。
虽然武力有时可以发挥作用，但传统的权力工具很少足以应对世界政治的新困境。新的权力资源，如有效沟通的能力以及发展和利用多边机构的能力，可能会被证明更有意义。此外，美国经常需要小国、弱国的合作，这些国家没有足够的能力管理国内毒品、卫生和生态问题。例如，如果软弱的秘鲁政府不能控制国内的私人贩毒团伙，美国就不能利用传统的权力资源来迫使秘鲁减少可卡因的生产。而如果美国政府不能控制国内的需求，可卡因的跨国市场就会存在下去。尽管经济援助和军事力量这些传统的权力资源在应对恐怖主义、核扩散和非法毒品贸易方面可以贡献一臂之力，但任何大国控制环境和实现目标的能力往往并不像传统的硬实力指标所显示的那样强大。
国际政治性质的变化也使得无形的权力变得更加重要。民族凝聚力、普适性文化和国际机构正在发挥更大作用。权力正在从“资本丰富”的一方转向“信息丰富”的一方。
虽然信息资源越来越丰富，但我们针对新信息迅速采取行动的灵活性不足。信息能够成为权力，尤其是在开始传播之前。因此，对新信息做出及时回应的能力是一种关键的权力资源。随着信息经济的兴起，原材料已变得不那么重要，而组织技能和灵活性则变得越来越重要。产品周期正在缩短，技术正朝着高度灵活的生产系统发展，在这种系统中，手工艺时代的定制产品传统可以被纳入现代制造工厂。日本特别擅长这种灵活的制造工艺，美国和欧洲仍需努力，而苏联和中国则严重滞后。
对信息做出及时回应不仅在制造业中很重要，在金融、保险和运输等关键服务中也很重要。过去，市场受限于运输和买卖双方间的沟通。但如今，全世界的买方和卖方能够借助新的通信手段获得关于市场走向的即时信息。卫星和光缆让那些注视着伦敦、纽约和东京交易所显示屏的人时刻保持联系。中国和苏联没有大规模参与这些跨国信贷市场，这严重限制了它们获得权力的无形资源。20世纪80年代，英国和日本等其他国家的政府不得不跟随美国放松对货币市场和金融业务的管制，以保持它们在这些重要市场的地位。
知识领域的无形变化也影响着军事权力。传统上，政府投资人力进行间谍活动。但现在，像美国和苏联这样的大国从太空实施连续的摄影和电子监视，可快速获得各种经济、政治和军事信息。其他国家，如法国，开始将低分辨率的卫星信息商用，但美国在高分辨率卫星信息方面具有领先地位。
另一种无形的权力来自各国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经济资源的公开分配很难描述相互依存的国家间的权力平衡。一方面，看似更强大的国家的影响力可能会受到较小国家更强的组织能力和集中度的限制。这种差异有助于解释加拿大在与美国讨价还价时取得的惊人成功。另一方面，如果一种关系对双方都有利，那么较弱的一方在压力下崩溃的可能性限制了看似更强的一方的影响力。长期以来，“债务人的权力”是众所周知的：如果一个人欠银行1万美元，那么此时拥有掌控权的是银行；但如果一个人欠银行1亿美元，那此时拥有掌控权的则是债务人。如果墨西哥或一些加勒比国家太弱而无法处理内部贫困和国内问题，那么美国将面对新的外交政策议程来应对大量移民、毒品或其他违禁品涌入。同样，发展中国家如果不能阻止本国森林遭到破坏，就将影响全球气候。这些国家本身的软弱将削弱其他国家对其的影响力。美国当前对弱小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忽视，可能会降低其在新的跨国问题上影响这些国家政策的能力。美国必须更加关注那些在政治和经济层面植根于贫穷国家的混乱以及软弱的矛盾力量。
这些趋势展示了另一种比传统手段更具吸引力的权力行使方式。某国可能会在世界政治方面取得自己期望的结果，如果其他国家追随它或者认同某种可以产生这种结果的局势的话。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世界政治中制定议程和构建局势与在特定情况下使他国做出改变同等重要。
当一国使其他国家以其欲求为目标行事时，第二种权力就出现了，这种权力可以被称为“同化式权力”或“软实力”。它与命令他者按照其意志行事的“命令式权力”或“硬实力”形成了鲜明对比。
青少年的父母早就知道，如果他们塑造了孩子的信仰和偏好，那么他们对孩子的影响力将会比仅仅依靠主动控制获得的影响力更强大、更持久。同样，政治领袖和哲学家们早就了解具有吸引力的想法和以塑造他人偏好的方式设定政治议程及决定辩论框架的能力的力量。影响其他国家欲求的能力往往与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等无形的权力资源有关。
软性同化式权力与硬性命令式权力同样重要。如果一国能够让本国的权力在别人看来是合法的，那么它在实现自身愿望时遇到的阻力将会减小。如果它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那么其他国家将更愿意效仿。如果它能树立与其社会相一致的国际规范，它就不太可能面临必须做出改变的局势。如果它能够支持这样一些机构——使其他国家想要以主导国家喜欢的方式引导或限制自身的活动，它就可以避免使用代价高昂的胁迫手段或硬实力。
总的来说，权力的可转换性、强制性和有形性都在降低。现代趋势与政治议题的变化正在对权力的本质和产生权力的资源产生重大影响。同化式权力（让他人欲你所欲）和软实力资源（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和国际机构）都并非新事物。在二战后早期，苏联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必然性神话和跨国共产主义机构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现今的各种趋势正在使同化式行为和软实力资源变得相对更加重要。
世界政治的变化使得人们更少使用胁迫手段，至少在大国之间是如此。目前的权力工具包括外交照会、经济威胁和军事胁迫等。在早期阶段，使用胁迫手段的成本相对较低。当时武力手段是可以接受的，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度较低。20世纪早期，美国曾派出海军陆战队和海关人员到一些加勒比国家收债。但在目前的条件下，直接使用美国军队对付尼加拉瓜等小国，代价要高得多。
在当前条件下，操纵相互依存关系的代价也更大。经济上的相互依存通常对双方都有好处，而威胁要破坏双边关系的行为一旦实施，就将导致沉重的代价。例如，日本可能希望美国减少预算赤字，但威胁拒绝购买美国国债可能会扰乱金融市场，给日本和美国都带来巨大损失。由于使用武力的成本越来越高，威胁性较小的权力形式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
同化式权力是指一个国家构建某种局势，从而使其他国家以符合该国利益的方式发展本国偏好或确定自身利益的能力。这种权力往往源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以及国际机制的规则和机构等资源。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拥有更多的同化式权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等国际经济治理机构，往往倾向于自由主义、自由市场原则，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相吻合。
跨国公司是同化式权力的另一来源。英国作家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在其1988年的著作《国家与市场》（States and Markets）中指出，由于跨国生产业务的开展，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权力有所增强：虽然美国政府可能失去了对美国跨国公司的部分权力，但这些公司的管理人员仍然持有美国护照，可以在美国法院被传唤，在发生战争或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将首先服从美国政府的命令。同时，美国政府获得了对美国境内大量外国公司的新型权力。这些公司都敏锐地意识到，美国市场是最大的奖赏。
这种权力的产生，部分是由于34%的大型跨国公司将总部设在美国（而只有18%的跨国公司将总部设在日本），部分是由于美国市场在任何公司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性。
美国文化是另一种成本相对较低且有用的软实力资源。显然，美国文化在某些方面对其他人并无吸引力，而且在评估权力的文化来源时总是存在产生偏见的危险。但是体现在产品和传播中的美国流行文化，具有广泛的吸引力。从未去过美国的日本青年穿着印有美国大学名称的运动衫。即使在政府与美国支持的游击队作战时，尼加拉瓜的电视台也在播放美国的电视节目。同样，还有苏联青少年穿着蓝色牛仔裤寻找美国唱片。
诚然，流行行为中存在着一些琐碎和时尚的因素，但同样地，一个掌握流行文化传播渠道的国家有更多机会传播其信息并影响他人偏好。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过去的研究，美国出口的电视节目数量大约是第二大出口国（英国）的7倍，美国也是唯一拥有全球电影发行网络的国家。尽管美国电影只占全球产量的6%～7%，但占据了全球放映时间的50%。1981年，美国承担了全世界80%的数据传输和处理。英语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通用语言。
尽管日本的消费品和美食最近变得更加时尚，但与美国对大众传播的统治相比，它们似乎与对一套更广泛的价值观的隐性诉求关系不大。日本制造业的成功为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软实力来源，但日本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其内向型文化的限制。虽然日本在接受外国技术方面极为成功，但它极不情愿接受外国人。例如，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一直受制于文化的不敏感性。许多日本人对他们缺乏“国际化”和未能将信息投射到更广泛的范围感到担忧。
虽然美国人也可能是狭隘、内向的，但美国文化对各种族的开放性以及美国的民主和人权价值观都产生了国际影响。西欧国家也从其民主制度中获得了软实力。与日本和欧洲相比，美国对移民相对更加开放的态度是其另一种软实力来源。正如欧洲学者拉尔夫·达伦多夫所指出的那样，“全世界数百万人希望生活在美国，而且确实有人准备冒着生命危险前往美国，这一点很有意义”。保持这种吸引力十分重要。
当理想成为实力的一个重要来源时，现实政治和自由主义之间的典型区别就变得模糊了。只关注硬实力平衡的现实主义者会错失跨越国界的思想的力量。
美国人对后冷战时代世界未来形态的担忧是合理的，但若将这一问题解释成美国的衰落而非权力的分散，则是错误的。即便如此，倘若对衰落的担忧能使美国人摆脱自满情绪，着手应对一些严重的国内问题，那对美国来说也是好事一桩。然而，民意调查机构发现，对衰落的过度焦虑使美国舆论转向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这会限制美国应对日益提升的国际相互依存度所带来的问题的能力。过分夸大或低估美国的实力都没什么益处。前者会导致国家无法适应变化，后者会导致不恰当的应对方式，如将日本视为替代苏联的新敌人。
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美国应该有能力履行其国际承诺和进行国内投资。美国确实很富有，但在政治进程上却表现得很贫穷。按实际价值计算，美国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是1960年的两倍多，但今天美国人在国际领导力上的花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要小得多。对此，普遍的观点是“我们负担不起”，尽管美国的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比其他发达工业国家的要小。这表明，美国的问题在于国内的政治领导层，而非长期的经济衰退。
正如以前多次发生的那样，塑造国际权力的资源组合正在发生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必定会再次陷入霸权主义冲突及随之而来的世界大战的循环。与其他任何国家相比，美国保留了更多的传统硬实力资源。同时，美国还拥有意识形态和制度等软实力资源，以保持其在涉及国家间相互依存的新领域内的领导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的局势与19世纪初英国面对的局势极为不同。不严谨的历史类比和错误的政治决定论比不切实际的学术研究更糟糕，它们可能会分散美国人的注意力，使他们不能专注于所面临的真正问题。冷战后美国权力面临的问题将不再是新的霸权挑战者，而是国家间的相互依存这种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