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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12月7日，距离地表29000公里，人类在太空中为地球拍摄了首张全景照片——“蓝色大理石”。一个所有人赖以栖居的蓝绿色小岛漂浮在浩瀚的黑色太空海洋中，这一幕让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分歧、矛盾、纷争、冲突、冷战、热战……瞬时都变得那么渺小，承载着所有生命和所有国家利益的地球也不过是宇宙中的一颗玻璃弹珠而已。这是我在新著《CCG对话全球》（Understanding Globalization，Global Gaps，and Power Shifts in the 21st Century）引言中所提到的，此番重述，是想打消读者们的一个期待：不要指望约瑟夫·奈教授在这本书中论述美国软实力强还是中国软实力强，抑或中国会赢得大国竞争还是美国会胜出，而要拿出更宏大的视角来审视中美两国关系对自身乃至全世界的影响，从而真正汲取奈教授的智慧。
21世纪已经流逝了1/5左右。我们已然见证了世界格局从“一超多强”转变为“两超多强”：2021年，中美两国GDP（国内生产总值）总额超过40万亿美元，占全球的比重超过40%。我们还见证了全球权力正在发生历史性大转移：从西方转向东方——美国是守成大国，中国是崛起大国；美国被视为西方世界的代表，中国被视为亚洲复兴的核心。奈教授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我们如何才能使从西方向东方的权力转移以一种惠及所有国家的形式实现，而不会导致具有破坏性的大国竞争？”
毋庸置疑，此处的“大国竞争”主要指中美竞争。中美关系将书写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处理得好则造福两国、惠及世界，处理不好则殃及全球。
面对当前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许多人困惑下一步将如何演变。2021年4月，在我跟奈教授的一场对话中，他提出一个奈氏“20年周期论”：新中国成立初期20年，中美双边关系十分艰难，还在朝鲜交战；1972年尼克松访华，开启了双边关系改善的20年；1992年克林顿政府上台后，双边关系保持良好，这20年间中国加入了WTO（世界贸易组织），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与国际秩序；2015—2016年特朗普势力崛起后，双边关系下滑，目前正接近走到新周期的中点（2025年）。按照该周期论推演，奈教授预计到2035年中美关系将开始向好。“我希望这个周期不要持续那么久。”他说。我相信许多人都期待如此。简言之，中美关系好，世界就好，中美关系不好，世界其他国家也忐忑，因为许多国家并不想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让我们拭目以待，看奈氏“20年周期论”能否再次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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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10年，我和约瑟夫·奈便相识了，当时我正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担任高级研究员，奈是该学院的教授和前院长。我们一见如故，此后多年里保持着深度交流，我经常拜读他的文章、书籍并通过邮件跟他交流观点。最近两三年，新冠疫情导致人员往来受阻，我们多为线上交流。2020年年初我们作为对话嘉宾一起参加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组织的“疫情与经济”线上研讨会，10月又一起参加欧洲智库“欧洲之友”（Friends of Europe）主办的线上圆桌会议，次年4月我还邀请他参加“CCG对话全球”视频节目，此次对话实录收录于这本书中以飨读者。此外，奈教授还为我主编的《共识还是冲突？》（Consensus or Conflict？）一书贡献了一篇名为《中美之间：展望未来40年》（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Looking Forward 40 Years）的前瞻性文章。
十余年弹指一挥间。奈教授给我的印象是聪敏睿智、视野宏大、极富远见，并且平易近人。他目前已经年逾八旬，但精神矍铄，笔耕不辍，几乎每个月都会发表一两篇高水准的国际政治评论文章，还经常飞赴美国各地和世界多地参加重要活动及主持会议，并时常接受媒体采访。此外，他还担任阿斯彭战略集团联席主席。该集团主办的阿斯彭安全论坛极具影响力，每年有来自美国政府、战略界、智库、外交使团、非政府组织等各界约400人参会。2022年7月我国时任驻美大使秦刚也参加了该论坛并进行“炉边对话”，就中美关系、台湾、涉港、涉疆、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问题以及乌克兰问题阐述中方政策立场。
奈教授的职业生涯是“学而优则仕”的典型，他从哈佛学者转型担任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部长、奥巴马政府驻日本大使，而后又重返哈佛大学担任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奈教授的学术成就也令人仰止，他是西方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1973年因与罗伯特·基欧汉合著的《权力与相互依赖》（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一书而成为新自由主义学派理论代表人物。1990年，他在《美国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Bound to Lead：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一书中首次提出“软实力”概念，并在同年秋季刊的《外交政策》上发表同名文章，此后他丰富和发展了软实力理论，被学界誉为“软实力之父”。按照奈教授的定义，一国的实力包括“硬实力”（经济、军事、科技等）和“软实力”（文化、价值观、外交政策等影响自身发展潜力和感召力的因素），软硬结合起来方能形成“巧实力”。2004年，他出版《软实力》（Soft Power）一书，系统阐述软实力概念与理论。2020年年初，他又出版了《美国总统及其外交政策》（Do Morals Matter？：Presidents and Foreign Policy from FDR to Trump）一书，用“道德”这个相当有趣且重要的视角来审视美国外交政策的演变，帮助读者理解今日美国和世界之变化。
每每读奈教授的文章和书籍，我总是感觉他的视线有种历史穿透感，经常提纲挈领地拎清事物的发展脉络和核心转折，省却读者在一片芜杂中摸索。他文字简洁，文风雄辩，文章通篇充满理性思辨，可以作为国际关系和外交学专业学子学习和写作的范本。
值得一提的是，在与奈教授十余年的交往中，他亲自回复我的每一封邮件，这颇令我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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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奈教授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初相识时，中美关系尚未滑入今日之低谷。彼时，美国的外交政策受“9·11”事件影响聚焦于打击恐怖主义并以中东地区为重点，中国刚举办过奥运会，又随之庆祝加入WTO满10周年。奈教授以一个国际政治学者的敏锐性早在此前十多年便关注中国的崛起，他在1998年发表的文章中写道，“中国崛起”这一表述并不恰当，“复兴”会更为准确。2005年年末，他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首次论述中国软实力，谈及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中国影视作品的海外传播、中国获得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倍增的来华留学生人数和外国游客人数，加之中国的GDP增加到改革开放前的三倍，以及对外经济援助和开放市场等，都使中国自身吸引力大增，但奈教授也指出，“中国的软实力同样有很长的路要走”。2009年，他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的软实力正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其基础也与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的截然不同，并首次论述了中美软实力的互动，指出“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中国软实力的提升是为了抗衡美国的软实力”，“那种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势必会挑战西方模式和价值观的看法也是值得商榷的”，“无须将中美之间的软实力互动视为一种竞争，而应将其视为一种更加复杂的竞合关系”。
2012年，奈教授来华在北京大学做了关于软实力的报告，他在演讲中谦逊地说，虽然“软实力”概念是自己在20多年前才提出的，但其在人类历史上早已有之且被不自觉地加以运用，老子所谓“太上，不知有之”便包含着发挥软实力的意蕴，足见其源远流长。
他谈到了软实力并非美国所独有，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软实力的源泉，儒家思想重视社会和谐、礼、孝和恻隐之心，这些价值观影响了东亚大部分地区，而且正如亨利·基辛格所撰述的：“在中国版的例外论中，中国没有向外输出价值观，而是让别人心向往之。”
此外，中国卓越的经济成就是其软实力的另一个主要来源。在过去40年间，中国使数亿人摆脱了贫困，这令中国具有吸引力和影响力，也令其他国家赞赏。
2019年，奈教授来华参加奥美集团主办的一场研讨会，在会议间隙，他谈及中国企业“走出去”可以助力中国软实力的提升，前提是建立起海外品牌形象，提高合规经营水平。中国企业“出海”也是CCG的重要研究领域，在与奈教授共进午餐时，我们就跨国公司形象与国家软实力的互动做了进一步交流。
奈教授长期以来坚持一个观点，即“软实力可以是正和的，双方可以同时受益——虽然并非总是如此，但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的”。在2021年春天与我的对话中，他又重提“软实力并不必然是零和游戏”，并举例说，“如果中国变得对美国更有吸引力，美国变得对中国更有吸引力，那么这将有助于我们克服分歧”。我赞同他所说的。这次对话距离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已接近三年，多轮交锋使中美关系陷入低谷，徘徊在历史性的十字路口；拜登政府则刚刚入主白宫，对华政策尚不明朗。换言之，短短几年间国际政治环境已经发生了大逆转，“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修昔底德陷阱”也被一再重提而成为热门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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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平洋彼岸，特朗普政府上台后调整了奥巴马时期的对华政策。自2017年开始，华盛顿的优先事项也从中东地区转向亚洲并关注大国竞争。中美竞争下一步将如何演变？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持续崛起，美国将如何应对？中美之间会不会爆发军备竞赛？美国是否会结成冷战式联盟，将中国定义为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将如何应对中国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继续崛起？美国是否愿意接受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和顶尖的技术创新国家？又或者，美国是否会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并压制其经济和技术发展？
一系列问题的背后都隐现着“修昔底德陷阱”的阴影，简言之，中国实力的上升给美国造成了担忧和焦虑。过去30多年来，奈教授一直撰文从不同角度解读实力（权力）的性质与中美关系。放在历史大背景下看，两国关系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的崛起。表象背后是实力变化引发的新调适和混乱。奈教授认为，崛起大国让守成大国感到恐惧，这可能是冲突的根源，但并不必然掉入“陷阱”，因为中国不会对美国构成生存威胁，美国也不会对中国构成生存威胁。他不喜欢一些人用“新冷战”来描述中美关系，因为这是对历史的误读，今日的大国竞争无法沿用20世纪的老套路来处理，中美之间存在着比美苏之间更大程度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相互依存。正确的做法是加强已有的“社会相互依存”，如留学生、游客、人文交流等，并在“经济相互依存”上有所作为，不让一些领域的“脱钩”引致代价高昂的整体经济脱钩，最后还须管理好中美关系大局，避免误判和意外。
按照“20年周期论”推演，预计到2035年中美关系将开始向好，奈教授也认为两国间的激烈竞争不可避免，很有可能会持续20年。那么，如何管控好这种大国竞争，使之在良性范畴而不会引发破坏性的后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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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必须正视21世纪中美面临的现实。
2021年4月，我在同“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对话时，谈及双方面临的三大客观情况：核武器带来“互相保证毁灭机制”、气候威胁以及“脱钩”的同时如何能够不削弱中美两国自身。
破局思维是看到中美之间不仅有竞争，还有合作。
当前一些政客和分析人士把中美局势描述为“新冷战”，奈教授认为这是将中国陷于意识形态框架却无视中美两国面临的真正的战略性挑战。他反驳道，即便两国实现了“脱钩”，又如何解除生态上的相互依存？这遵循的可是生物和物理法则而非政治法则。他认为“我们[美中]没有必要卷入一场新的冷战，更不需要卷入一场毁灭性的热战。未来40年，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美中两国都需要调整自己以适应新情况。美中应该保持‘合作竞争’（cooperative rivalry）关系，这两方面中的任何一面都不能被忽视”。他曾引用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的一句话：[美国]与中国进行大国竞争的目标不是彻底战胜生存威胁，而是“有管理的战略竞争”。
奈教授一再重述他的两个重要观点：“分享权力”和“正和游戏”。他认为，可以确定的大趋势是：全球将继续保持互联，孤立主义是行不通的，唯一的出路是合作与接触。在《美国总统及其外交政策》一书中，他谈到一个国家不能只想着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也必须考虑分享权力。当前，信息革命和全球化正在极大地改变全球政治，在面对全球性挑战，如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时，权力成为一个“正和游戏”。在应对全球性问题上，赋权其他国家也有助于本国实现目标。美国和中国领导人都必须认识到这一点。他呼吁美国和中国避免相互妖魔化，并认为如果中美两国都能够让自己在对方心目中变得更有吸引力，那么两国之间发生破坏性冲突的概率就会减小。倘若中国软实力的提升能够降低冲突发生的可能性，那么这自然会成为“正和关系”的一部分。这既是奈教授长期研究的结论，也是这本书的编写主旨。
我于2008年创办的CCG一直致力于促进中国软实力的提升，我同意奈教授所说的，“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来自公民社会”，在此我倡议：中国的民间主体，不论是个人、企业、智库，还是其他组织，都要有促进中外友好的高度意识，了解东西方价值观与文化差异，行走世界时做到相互尊重、谦和自信，从而给外国民众留下良好的印象；若能更进一步，主动开展“二轨外交”，与西方专家学者和政商界精英进行常态化交流，并与国外机构合办国际论坛或发起新型多边国际组织等，就可以在国际舆论场上设置议题，引领公共舆论，凝聚共识，团结和扩大知华友华人士。这些年来，CCG积极活跃于国际多边场合，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巴黎和平论坛等并主办分论坛；发起设立“CCG名家对话”节目，与安格斯·迪顿、托马斯·弗里德曼、马丁·沃尔夫、帕斯卡尔·拉米、约翰·桑顿、马凯硕、托尼·赛奇、尼尔·布什、戴维·兰普顿、斯蒂芬·罗奇、吉姆·奥尼尔等数十位国际意见领袖和专家学者交流观点；2021年，CCG又发起了“国际青年领袖对话项目”（GYLD），旨在构建不同国家和不同领域的国际青年英才对话机制，外籍青年代表还获得习近平主席的回信。总之，我们做出的努力让CCG连续多年名列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排行榜百强，并成为第一个获得联合国特别咨商地位的中国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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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读这本书，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有些文章奈教授是站在美国利益的立场上来撰写的。譬如，在第一部分开篇，他谈到自己提出“软实力”的源起就是反驳当时盛行的美国衰败论。在第二部分，他也是基于美国利益来谈论软实力与美国外交政策。此外，他还发表文章痛斥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策略，认为这破坏了美国的软实力，导致美国在世界其他国家和人民心目中的吸引力下降了。
在第三和第四部分，我们会发现奈教授兼具国家利益视角与“第四人称视角”，在观察中国软实力和论述中美关系时秉持学者的中立性，以中美竞合对两国、对世界、对未来影响的宏大视野，透过表象抓住本质并提出解决方案或建议。
中美关系历经风风雨雨，曲折前行。在当前的历史性大变局下，旧有的国际秩序正面临深刻调整，新的国际秩序的建立将面临许多挑战，不管中美两国在其间发挥何种作用，有一个问题确凿无疑：技术和环境领域的挑战需要两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造成的危害可能远远超过战争带来的破坏规模，而造成数百万人死亡的新冠疫情也并非人类面临的最后一次大流行病。好消息是，2022年11月习近平主席与拜登总统在巴厘岛会晤，就中美关系中的战略性问题和重大全球与地区问题交换了看法，12月中美双方又举行了廊坊会谈，这些都传递出积极的信号。我相信，虽然2500年前“修昔底德陷阱”的幽灵时不时地浮现在人类历史上空，但有句古罗马谚语也可以用于阐释地缘政治议题，以适当地对冲修昔底德的魔咒：如果你的邻居富有，你也容易变得富有；如果你的邻居是个穷光蛋，那你也富裕不到哪里去。“地球村”里各国比邻而居，太平洋两岸可以受益于彼此的国力强盛，其他国家也将从中获益。别忘了，我们可是生活在同一颗“蓝色大理石”星球上。
对中国读者来说，约瑟夫·奈并不陌生，他参与合著的《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权力与相互依赖》《牛津国际关系手册》等早已被翻译并引进国内，而且作为大学的专业参考书一再重印；他的专著《论权力》《软实力》《巧实力》均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在国内引发了“软实力”研究和讨论高潮；此外，他的《美国世纪结束了吗？》《美国总统及其外交政策》等著作也备受国内学界关注。
奈教授的这部《软实力与中美竞合》能够顺利出版，我要感谢中信出版社同人对这本书的辛苦付出，也期待读者们在阅读奈教授对于实力和中美关系30余年的研究时，能够读懂他思想的发展脉络，并在局势变幻中发现他稳定的观察视线。
此外，我还想感谢本书的译者团队：李艳洁（翻译“对话”和第一部分）、白瑞霞（翻译第二、第四部分）、白云峰（翻译第三部分），任月园审定了全书译稿。
我想引用奈教授在《中美之间：展望未来40年》一文中的话语来结束本序：“未来在到来之前有无限可能性。美国、中国和世界的命运并没有被封印。”是的，美国、中国和世界的命运取决于我们当下的选择与行动。
王辉耀
博士、教授、CCG理事长
2022年12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