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定义发展阶段的人口转折点

观察人口转变过程及其重要转折点在多大的显著性意义上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或负面影响，无疑是认识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恰当角度。从相对长期的视角来看，得益于人口红利及人口红利开始消失后的恰当应对，中国经济已经实现对中等收入阶段的跨越。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把受人口因素影响的长期趋势与受各种不测因素影响的短期冲击结合起来，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和波动性，在熨平周期的同时，使宏观经济在正确的轨道运行，从供求两侧增强经济增长可持续性。

迄今为止，我们从经验上能够观察到的人口转变最高阶段，就是一个国家在相继经过两个人口转折点之后，进入不可逆转的人口负增长时代。无论是中国的未富先老，还是一些高收入国家看似水到渠成的老龄化，都展现出类似的现象，揭示了同样的逻辑：人口负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冲击，既表现在社会总供给能力的进一步弱化趋势上，也表现在社会总需求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常态制约中。

既然这种新常态及其带来的新挑战是人口转变阶段和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必然结果，我们无法否认和回避，正确的选择便是利用尚存的机会窗口和调整空间，认识、适应和引领这个新常态，应对这些新挑战。本章描述重要的人口转折点及其对经济增长供需两侧的影响，结合国际经验和教训，揭示这个新常态的性质和这些新挑战的特点。

两个人口转折点及之后

人口转变发生从低到高的阶段性变化，其原始驱动力是生育率的持续下降。虽然一个时点上的生育水平未必对人口的动态和结构特征产生直接影响，但是生育率的长期下降终究会积累足够大的势能，使人口的动态和结构特征发生根本的变化。对经济增长而言，最具影响力的人口变量是人口总量、增长率和年龄结构。因此，人口总量或者其中一部分在数量上达到峰值的时刻就具有转折点甚至引爆点的意义。与此相应，峰值之后的负增长更具有改变经济增长常态的效应。

为了清晰地观察中国的人口转折点（见图4—1），我们按照时间顺序分别展示了两个人口峰值和两次随之而来的人口负增长，即劳动年龄人口峰值和负增长及人口总量峰值和负增长。归根结底，认识人口转变阶段的目的在于理解由此导致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下面，我们从几个关键的时间区段和节点，来认识导致经济增长态势发生重大变化的人口转变。这些时间区段和节点分别为：（1）劳动年龄人口领先增长时期；（2）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3）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时代；（4）人口总量达到峰值；（5）人口总量负增长时代。

经济学家对于划分经济发展阶段孜孜不倦，在相关文献中也不乏把经济发展与人口趋势相结合的分析框架。这方面最著名、最具代表性的著述莫过于1798年首次出版的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我们还可以指出一个致力于创建“统一增长理论”的经济学家奥戴德·盖勒。 在人类经济史的长河中，由于越是晚近的发展实践通常越是浓缩在极短的时期里，相当于一个时间胶囊，往往能够给人们提供最直接的经验和最可靠的结论。

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正是一个经济发展与人口转变相关性最强、受益于人口红利和困扰于人口红利消失最突出的案例。从经济发展研究来说，这是一个值得给予特别关注和专门考察的案例，从解决中国长期发展问题的角度来说，也需要我们集中考察这个历程。参照图4—1与图3—1，我们可以结合中国人口已经历过、正在经历及即将经历的两个峰值和两个负增长过程，对这个不同寻常的中国经验做出独一无二的叙事。

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在早年婴儿潮的基础上，出生人口逐年减少，形成存量和增量的双重作用，在人口年龄结构中产生一种回声效应。1990—2011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15岁以下和60岁及以上的非劳动年龄人口，两组人口的年均增速分别为1.17%和0.02%。不同增长速度之间呈现剪刀差形状，恰好生动地刻画了提供人口红利的年龄结构特征。

同一时期也正好是改革开放快速推进的时期，与向市场经济转轨相关的各种改革措施解除了阻碍资源合理配置的体制和机制障碍，从而把潜在的人口优势兑现为真实的人口红利，充分体现在经济增长的优异表现之中。从统计数字来看，在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的经济增长成就中，这个人口机会窗口期的表现最为突出，贡献也是巨大的。例如，1990—2010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都在10%以上。

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比重不断提高的人口动态终究是一种过渡性和阶段性的现象。经过上述快速增长，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于2011年达到峰值，随后便开启负增长，2011—2022年以0.14%的速度逐年减少。与此同时，由于人口老龄化率加速上升，非劳动年龄人口在这一期间以年均1.65%的速度增长。这就意味着此前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趋势已经转变方向，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表现为GDP的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都呈现趋势性的下降。

这个以人口总量负增长为特征的人口转变新态势一旦形成，便一发不可收拾且不可逆，并且产生全方位的影响。如果说，在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的第一个10年，这个年龄组人口的减少还是相对缓和的，在人口总量进入负增长的第一个10年，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速度则明显加快。从预测数字看，2022—2035年，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减少幅度将达到0.83%，同期非劳动年龄人口则以1.0%的速度增长。

对应的经济增长预测也显示，这期间潜在增长率将继续下降。与生物学中关于遗传的“趋中律”类似，经济增长理论预言，所有因特殊且过渡性因素导致的高速增长都属于超常规现象，终究会“回归到均值”，由人口因素决定的潜在增长率就会遵循这样一种规律性的变化轨迹。由此可以断言，中国人口的新趋势将持续下去，经济增长速度也将长期趋于下降，直到增长率达到相当于世界经济平均增速这个“均值”为止。

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时代，并不意味着人口红利完全消失，或者说，还不是人口变化因素冲击经济增长最严重的情形。根据联合国最新的人口预测，中国在人口总量于2022年达到峰值后，就进入真正意义上的人口负增长时代。应该说，这才是最具标志性的人口转折点。人们在谈到人口对经济增长的挑战时，通常用人口老龄化这个概念一言以蔽之。其实，这样说过于大而化之，常常让人看不到老龄化语义背后的真正含义。也就是说，老年人口数量在人口总量中占比的提高，尚不足以揭示人口转变阶段变化对经济增长负面影响的全貌，更表达不出这种不利影响的严重程度。通过考察两个人口转折点，即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人口总量两个峰值及随后的负增长，我们可以更确切地揭示人口红利消失的具体表现，从而更深刻地认识人口负增长时代的经济增长挑战。

从“生之者众”到“生之者寡”

人们常常用“生之者众，食之者寡”形象地刻画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把“生之者”视为劳动年龄人口，把“食之者”视为非劳动年龄人口，这样的人口结构就表现为：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占比高；另一方面，非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慢、占比低。一般来说，这就是能够带来人口红利的那种合意的人口结构特征。反之，一旦人口年龄结构逆转到“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格局，即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从而占比下降，而非劳动年龄人口（特别是老年人口）增长快从而占比提高，就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我们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进一步认识这种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口红利理论在经济学界特别是增长理论中破土而出，人口红利这个概念也渐渐成为许多国家政府和智库的热门语题。然而，如果说存在这样一个理论流派的话，总体来说，它始终没有在经济学甚至增长理论中获得过主流的地位。究其原因，是这一流派过于局限于用单一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做出解释。例如，在该领域，多数研究只把人口抚养比作为人口红利的代理变量，观察其影响经济增长的方向、显著性和幅度。

如此这般进行的人口红利研究，不啻对分析的范围做了自我限制，未能看到抚养比这个人口变量之外的变量，甚至很多增长核算和增长回归中采用的多数其他变量，从根本上说都是与人口因素相关的。站在纯粹的学术角度看问题，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如果不能与主流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保持逻辑上的内在衔接，并在此基础上充分理解进而阐释清楚人口红利，这种理论范式便失去对前者做出颠覆性修正的良好机会，致使人口红利理论在增长理论中始终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

不过，归根结底我们关心的是如何认识现实中的人口红利现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妨设想一个生产函数，其中等式右边的各种变量均被用来解释等式左边的GDP增长率。根据经济学家具有共识的生产函数自变量，我们可以观察其中的每一种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对GDP增长率的贡献及其变化。实际上，借用生产函数这个概念，意图就在于揭示人口红利的具体统计含义，从供给侧认识经济增长现象。下面，我们先来看“生之者众”条件下的情形。

第一，人力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种贡献可以从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是用人数来衡量的劳动力。劳动年龄人口并不全是劳动力，因为在符合法定就业年龄的人口群体中，总有一部分由于在学、生病、失能，或者需要照料子女或老人等原因，并没有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意愿。显然，只有那些有就业意愿的劳动年龄人口才是劳动力。不过，劳动参与率（即希望就业的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一般是相对稳定的。所以，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和增长决定了劳动力的规模和增长。二是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的人力资本。在中国的情形下，新成长劳动力具有更高的受教育程度，因此，当这个人口群体增长快的时候，劳动力整体的人力资本改善速度就明显。

第二，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种贡献也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观察。一是经济活动中的物质资本投入，包括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流动资金和形成新的生产能力的固定资产投资。二是为使用土地或其他资源而投入的资金。这种物质资本的投入与人口年龄结构有密切的关系。一方面，“生之者众，食之者寡”就意味着具有较低且持续下降的人口抚养比，即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间的比率，因此社会有条件形成较高的储蓄率。另一方面，劳动力供给丰富，就可以使物质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维持合理的投入比例，阻止资本报酬递减规律发挥作用，避免出现资本投入内卷的现象，就能保持较高的投资回报率。

第三，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根据产生的性质和度量的方法，通常有两个重要的生产率指标。劳动生产率衡量的是单位劳动投入创造的产出，通常由人力资本水平、资本投入强度和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决定。全要素生产率是资本、劳动、资源等要素投入的产出贡献之外的产出增长，主要反映的是要素的配置效率。在有利的人口机会窗口期，除了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新机器设备的使用，农业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地转移到非农产业，实现更充分的就业，就意味着资源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较高的部门，实现重新配置。对中国来说，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在相当长时间里是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源泉。

有利的人口结构在上述方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表现为生产函数中相应变量的系数为正值，合成的结果就是强劲的产出能力，使一个经济体具有更高的潜在增长率。然而，“生之者众”的人口结构特征不是永恒的。一旦劳动年龄人口在达到峰值后开始减少，人口结构特征就日益转变为“生之者寡”，上述各种与人口相关的因素或变量就会按照相反的方向影响经济增长，变量的系数就转为负值。这通常会通过劳动力短缺、劳动力素质改善速度放缓、资本回报率下降、生产率提高减速等，使潜在增长率下降。

由此可见，并非从劳动力丰富这一个特征即可充分认识人口红利，也不能单纯观察经济计量模型中设定的代理变量（即人口抚养比）的系数作用，而需要认识到几乎所有增长因素或解释变量都反映出人口红利的作用。一旦了解这一点，我们就能够对以往研究中得出的诸多结论做出新解，即人口红利的解释。这样做，即便不算是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颠覆，至少可以使以往增长理论的新古典式的老生常谈增强一些解释力。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可以说是一位数十年如一日、始终如一地批评东亚经济模式和中国发展奇迹的学者。他认为，无论是当年的“亚洲四小龙”，还是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大陆，实现高速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的是生产要素（即资本和劳动力）的积累和投入，而全要素生产率并没有得到改善，因而统统算不上是增长“奇迹”，增长速度也是不可持续的。

这里，关于资本和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绝对重要贡献，克鲁格曼看得完全正确，然而，正如前面讨论的，这恰恰就是人口红利的表现。克鲁格曼并不了解人口红利的作用机制，所以做出符合理论预期却不符合实际经验的判断。此外，之所以在“东亚奇迹”和“中国奇迹”中看不到生产率的进步，也正是因为他没有从资源重新配置的角度观察生产率的源泉。

以劳动年龄人口快速增长和非劳动年龄人口停滞不前为特征，中国的典型人口机会窗口期是1980—2010年。这一时期，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高达10.1%，是除了因突然发现丰富的石油储备而致富的赤道几内亚外 ，全球增长速度最高的，高达同期世界经济增长率的3.3倍。2011年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且随后转为负增长，标志着中国的人口结构特征从“生之者众”到“生之者寡”的转变，即人口红利的式微。相应地，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进入下行轨道，2010—2021年的年均GDP增长率降低到6.9%。

现在我们可以从生产函数的角度，整体理解中国在其人口红利收获期实现的高速增长，以及人口红利消退期的增长减速。理论上，在人口红利的收获期，所有经济增长变量都处于有利的状态，而在人口红利的消退期，同样的这些变量都变得不再有利。其实，在类似于总体生产函数这样的计量研究中，如果剔除周期性需求侧扰动因素，估算结果所解释的就是由要素供给和配置（生产率）能力决定的GDP潜在增长率。

换句话说，只要有正确的解读，已有计量研究中所估算的各种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其变化，完全可以作为检验人口红利的经验依据，帮助我们理解人口红利如何在不同的阶段影响经济增长表现。作为一例，下面我们引用经济学家纪志宏对1979—2019年中国GDP增长率的分解结果，有助于在统计上更直观地观察在人口转变的不同时期，四个经济增长变量（即资本形成、劳动时间、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对增长率的贡献及其变化。

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需要做出一定的假设，以自己的方式展示该研究结果。先要消除主要来自需求侧的较大幅度的周期性影响，也就是把一些经济增长波幅过大的年份（如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三年治理整顿时期、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从亚洲金融危机开始的宏观经济低谷期、2007—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的数据剔除掉。接下来，我们把1979—1994年视为人口红利的起始期，把1995—2010年视为人口红利的主要收获期，把2011—2019年视为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期。总体而言，从对GDP增长贡献的百分点来看，随着时间的推进或人口红利的预期变化，四个因素或变量的增长贡献都趋于下降（见表4—1）。

从“食之者众”到“食之者寡”

我们把“食之者”理解为人口中的单纯消费者，即不处于就业状态的群体，因此，他们的消费需要依靠自身的储蓄来满足，或者靠家庭成员的收入转移，或者靠社会保障体系等支持。这个群体包括尚未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儿童和青少年、退休老人、因需要照料家庭成员而不工作的人员，以及其他不参与劳动力市场的人。鉴于在一定时间内劳动参与率是相对稳定的，大体上可以把非劳动年龄人口作为这个群体的代表。

伴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且占比降低，一定意味着全社会作为纯粹消费者的人口处于规模扩大和比重提高的趋势中。所以，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另一个经济特征，就是从“食之者寡”到“食之者众”的转变。从经济增长的供给侧来看，这个转变必然导致人口年龄结构的生产性降低。不过，如果从经济增长的需求侧来看同一问题，我们可以把“食之者”解释为任何参与消费的人口群体，而不管其是生产者兼消费者还是纯粹的消费者。于是，在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条件下，同时还发生一个从“食之者众”到“食之者寡”的转变，表明社会总体消费能力趋于减弱。

消费的主体是居民，因此，人口因素对消费的影响主要通过人口增速放缓、人口总量减少和年龄结构老化产生。诚然，消费也有社会和经济属性，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这里，先把人口因素作为消费的自然属性进行分析。从理论和经验看，随着人口负增长时代和老龄社会的来临，人口总量和年龄结构的变化都会产生抑制居民消费的效应，因而改变经济增长的常态。这方面，无论是世界经济还是中国经济，都提供了足够多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国际上宏观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就是，人口老龄化如何塑造了各发达经济体和世界经济的新常态——长期停滞。从供给侧来看，劳动力短缺、生产率停滞导致资本回报率降低，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均相应下降。从需求侧来看，投资和消费需求持续低落，抑制通货膨胀率和长期真实利率，使社会总需求陷入低迷，还推动负债率的高企及过度储蓄。

基于跨国数据，我们可以粗略地观察到一个方向性趋势，即在老龄化率超过14%这个老龄社会门槛之后，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即居民消费率）便进入下降的轨道（见图4—2）。从一些人口已经开始负增长的国家来看，在人口达到峰值并转入负增长这个转折点上，居民消费和经济均亦步亦趋地跌到零或负增长的谷底。在没有外来移民的情况下，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通常不可逆转，人口特征的这种变化趋势也以既定不变的方向影响经济增长的供给驱动力和需求拉动力。

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下降和老龄化加剧通常以几种效应的方式抑制居民消费，我们将讨论相应的机理和相互关系。先看人口的规模效应，又可将其分为人口总量和增量两种效应。2020年，中国人口总量的世界占比为18.2%，居民最终消费支出额的世界占比则为11.9%。虽然总体来说体现了庞大的人口规模是大规模消费者群体和消费支出的基础，但这里的居民消费规模与人口规模表现出并不完全对应的特点。也就是说，中国的消费率显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人口增长的条件下，消费增长尚有不容忽视的巨大空间，但是在人口总量达到峰值并转入负增长的情况下，这种格局便不可避免地成为抑制中国居民消费扩大的顽固因素。

以往人们不敢小觑中国的消费水平，是因为伴随着高速的经济增长，居民收入的提高也十分迅速。然而，在人口红利消失的过程中，经济增长减速将不可避免地抑制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从而产生抑制居民消费的收入效应。事实上，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峰并开始负增长以来，人口增长、经济增长和居民消费增长处于同步减速的态势。例如，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GDP增长率和居民消费增长率在2001—2011年分别为6.5‰、9.7%和8.3%，在2011—2019年则分别降低到6.0‰、7.0%和8.0%。因此可以预期，在人口负增长时代，人口和收入都会以更明显的负面或递减效应抑制消费的增长。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即老龄化）在中国具有更加突出的抑制消费效应，这主要缘于老年人的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均偏低，可以说是中国特有的未富先老现象的结果。第一，由于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与年龄成反比，大龄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能力和劳动参与率都低于较年轻的人群。第二，由于新技术的应用速度快，人力资本需求型的岗位多被新成长劳动力占据，所以既然大龄劳动者所能获得的多为人力资本强度较低的岗位，他们的工资水平自然也受到抑制。第三，由于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率和保障标准均不够高，养老金待遇尚不足以使退休人员保持原有的消费水平。

以社会养老保险的给付水平为例。2020年，全国有1.28亿人领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均领取水平为40 198元；1.61亿人领取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人均领取水平仅为2 088元。此外，覆盖率和保障水平尚低的基本社会保险，以及子女家庭面临过于拮据的预算约束，也使老年人对消费存有后顾之忧，这些都显著降低了他们的消费倾向。

实际上，老龄化加速来临与基本社会保险不健全的结合，不仅抑制老年人的消费支出水平，而且给就业人员加诸多重负担，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均因此降低。其一，现收现付型养老保障体制的缴费负担全部压在了这个群体的肩上；其二，他们还要承受未被社会保险体系充分覆盖，或者保障水平不够高的自家老人的生活和照料负担；其三，他们也能预期到现行的现收现付型社会养老保险体制的不可持续性，以致被动地进行预防性储蓄。

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进行了一项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收集了城镇居民分年龄的消费支出数据，可以用来检验前述关于老年人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不足的判断。从调查数据可知，平均来说，中国城镇居民年龄达到23岁时，消费支出达到最高水平（52 809元），之后，消费支出便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递减，在年龄达到85岁时，消费支出降至最低点（16 951元）；在23～85岁整个区间，年龄每增长1岁，平均消费支出降低1.8%。

人口负增长的国际经验

全球遭遇新冠疫情冲击以来，媒体报道了很多国家人口增长率创新低的消息。随着2022年联合国发布了最新的人口预测报告，我们能够看到更宏观、更全面、更具趋势性的全球和各国人口状况。新冠疫情暴发后，全球作为一个整体，记录下一系列崭新的人口数据，包括整个时间序列数据库中最低的总和生育率、最低的自然增长率及最高的老龄化率等。其中最引人注意的现象是，在长期趋势与新冠疫情的双重作用下，2021年经历人口负增长的国家和地区数达到前所未有的33个。

对任何国家的经济增长来说，人口负增长都不是值得期待的现象。同时，对各国而言，经历人口负增长的原因也不尽相同。利用跨国数据逐一考察新冠疫情以来的人口负增长现象，以及近30年来经常处于人口负增长状态的国家和地区，分类揭示不同国家陷入类似境地的原因，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警示和启示。这里，我们以2021年人口处于负增长状态的国家为例。这类国家既包括苏联解体后经历过政治经济转型的东欧国家，也包括一些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市场经济国家（见表4—2）。总体来说，这些国家都面临一定的经济增长困难，虽然“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苏联解体后的东欧国家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转型伊始，就因经济陷入严重衰退而经历了人口负增长，并且在多数情况下没有再回到人口正常增长的轨道上。事实上，在这些国家开始转轨之前，世界上人口负增长的国家和地区少之又少，例如，1985年仅有8个国家和地区处于人口负增长状态。到1992年，经历人口负增长的国家和地区迅速增加到26个，直至新冠疫情暴发前，大体上稳定在这个数字。

虽然人口与经济增长及经济转型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但是可以观察到的事实是，在这些国家，经济增长随人口波动及负增长而大起大落。即便剔除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的特殊影响，所有这些国家转型后都经历了人口负增长，经济增长也都大幅下降。有些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有所恢复，但人口增长很难恢复，反过来制约经济增长前景。

为了增进对人口、增长、转型之间相互影响的理解，我们可以进行一项反设事实的考证，即假设在没有经济政治转型的情况下，人口和经济增长表现是否会有所不同。根据世界银行的分类，我们选择两组国家进行比较，近似于这种反设事实研究要求的实验组和对照组。比较的一方是中欧和波罗的海国家 ，另一方是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两组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比较接近，但人口增长状况有巨大的差异。

例如，自1990年以来，中欧和波罗的海国家的人口总体上始终处于负增长状态，2021年达到4.9‰这一最大的减少幅度。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人口却始终保持强劲增长，尽管2021年的增长速度也达到最低。虽然中欧和波罗的海国家的人均GDP为18 569美元，显著高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10 836美元的水平，但在很长时间里，前者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度低于后者。2011—2021年，中欧和波罗的海国家的GDP增长率仅为2.7%，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达到4.6%，两者相差1.9个百分点。

表4—2中为数不多的几个经历人口负增长的中等收入国家，几乎无例外地处于经济极度困难的状态。正如苏联解体后的东欧国家在转轨初期发生的人口显著减少，一旦经济崩溃落入民不聊生的地步，必然会通过预期寿命的降低和人口大规模外迁做出人口的反应。例如，黎巴嫩经历了严重的外部冲击和内乱；古巴长期遭受美国主导的经济封锁，经济发展一直处于艰难竭蹶的境地；2021年之前人口一直在减少的委内瑞拉，更是以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崩溃著称。

对高收入国家来说，人口负增长相对来说更具有水到渠成的性质，但同样可能伴随着严峻的挑战。在某种程度上，高收入国家出现人口负增长现象，更为恰如其分地揭示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关系。不过，发达国家之间既有共同点也存在差别，其中一些差别就表现在人口的增长状态上。通过观察，我们可以概括几个相关的特征化事实。

第一，经济增长率伴随人口增长的停滞而下降；在人口越过零增长点时，经济增长率大约同时达到最低点，在很多情况下也跌破零点。葡萄牙、意大利、日本和希腊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这种相关关系如图4—3所示，其中，关于日本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显著负面影响，学术界的研究比较充分。特别突出的一点经验是，日本在人口总量趋近于峰值，乃至于2010年跨过峰值进入负增长的过程中，不仅潜在增长率继续降低，社会总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制约效应也日益显现，经常使已经显著降低的增长潜能不能得到实现。例如，1993—2016年，日本经济基本处于持续的负增长缺口，即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的状态。这标志着总需求不足成为经济增长的常态，也使日本成为长期停滞的典型案例。

第二，经历人口负增长的高收入国家同时表现出投资和消费趋于疲软的特征，社会总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由于受到人口总量效应、经济增长速度减慢带来的收入效应和财富效应的影响，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从趋势上推动过度储蓄，在这些国家推动形成了长期停滞的基本特征。从这里考察的四个国家来看，除了日本长期具有储蓄大于投资的特征外，其他三个国家都在人口峰值前后，或者发生了储蓄规模超过资本形成规模的相应转折（葡萄牙和意大利），或者在这个方向上迈进了一步（希腊）。

第三，新冠疫情造成人员跨国流动受阻，使那些在更大程度上接受国际移民的国家首次受到极大的影响。鉴于欧洲、北美和大洋洲发达国家是国际移民的主要接受地区，疫情和防疫措施对迁移的不利影响使这些地区的人口增长受到抑制。例如，2021年欧元区和欧盟均呈现多年未见的人口负增长，而高收入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人口增长率降低到0.56‰，为史上最低水平。

在学术研究和社会舆论中，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声音，认为接受国际移民是解决人口停滞和劳动力短缺问题的有效办法。诚然，像新加坡和德国这样低生育率的高收入国家，多年来能够保持人口增长和经济繁荣，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益于外来劳动力的贡献。不过，从全球层面来看，一方面，即使在2020年国际移民人数达到2.81亿这一有史以来最大数目时，也仅占全球人口总量的3.6%；另一方面，人口迁入与人口迁出在数量上是相等的，对世界整体而言，两相抵消之后只是零。

从经济社会意义上看，既然移民是自主做出是否迁移及向何处迁移的决策，他们总是可以获得或预期获得生活条件、工作状况和收入水平的改善。与此同时，移民的迁出国和接受国分别从汇款和追加劳动力中受益。所以，国际迁移并不是一种零和博弈。但是，人口总量终究是此消彼长。也就是说，新冠疫情造成国际迁移受阻的这一现实，无异于针对人口停滞和老龄化的后果再次敲响警钟。 vpymisw145SEpuoAidBlCNfp5MpQMttWXtu5H6PDFoSJBb5Uo+F9ZyIeznEuodQ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