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发展阶段变化中的中国经济

经济发展既是一个连续且完整的过程，也是在相互衔接中分阶段发生的，在每个发展阶段完成特定任务的同时，共同推进整体目标的最终实现。在经济学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诸多划分发展阶段的标准、方法和模式，分别与每个版本所要强调的发展目标及路径在逻辑上紧密相关。如果把经济发展看作一个包含广泛的进步特征的过程，从不同角度提出的每种发展阶段划分方法无疑都可以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不过，考虑到我们的目的，认识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终究要从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路径、当前所处阶段的显著特征，以及面临各种挑战的性质出发。本章揭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的新方位，介绍一些对中国有针对性的关于发展阶段划分的理论。同时，本章还介绍一个有益的分析框架，帮助读者在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立足点上，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变化语境中，认识、理解和判断中国经济的方位和趋势。

跨越中等收入阶段

在迈入人口负增长时代之际，中国还迎来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转折点。2021年，按现价和全年平均汇率计算，中国的人均GDP达到12 551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口径则为12 556美元。这个关于人均收入水平的数字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它确实有特殊且重要的含义，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重要性丝毫不亚于人口达峰的转折点，但较之具有的历史性意义来说，这个转折点的重要性没有得到应有的强调。

在进行国际比较时，经济学家常常引用世界银行对各国进行的收入分组，也就是以人均GNI（国民总收入）水平界定一个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即世界各经济体分别处于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中等偏上收入和高收入的阶段。按照世界银行为2021—2022年分组确定的最新划分标准，以人均GNI计算，一个国家从低收入组进入中等偏下收入组的门槛水平是1 046美元，从中等偏下收入组进入中等偏上收入组的门槛水平是4 096美元，从中等偏上收入组进入高收入组的门槛水平是12 695美元。

对中国来说，GNI与GDP之间的差异很小。因此，中国于2022年人均GDP达到12 695美元，跨过相应的门槛，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应该是符合逻辑的。 这个成绩对中国来说，不仅意味着提前实现预期在“十四五”期末达到的人均GDP目标，还意味着在相当短的时间里便跨越了整个中等收入阶段。或者说，中国不仅成功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还创造了在很短的时间里便完成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又一个奇迹。

如果说早期的发展经济学主要把关注点放在贫穷落后的国家如何摆脱贫困陷阱，实现经济起飞的相关课题上，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完成了那个阶段的跨越，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发展中国家从中等收入阶段到高收入阶段的转变过程激发经济学家与日俱增的研究兴趣。相关研究认识到，这是一个在难度上丝毫不亚于摆脱低收入陷阱的课题。跨国数据显示，长期未能实现这个阶段性跨越的国家在数量和比例上远远大于实现了跨越的国家。为此，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还创造出“中等收入陷阱”这样一个概念。

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能够反映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力的人均GDP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跨越了一个又一个阶梯和门槛。我们以世界银行人均GNI分组标准，观察几个与发展经济学关注问题有关的关键跨越。为了具有可比性，我们利用世界银行公开数据库中用现价美元和2015年不变美元统计的人均GDP数据，推算得到1979—2021年，中国按2021年不变美元计算的人均GDP（见图3—1）。

把中国的时间序列数据与世界银行分组标准进行比较，显现这样的历程：199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 070美元，跨过中等偏下收入的门槛，告别了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06年中国人均GDP达到4 110美元，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下一步，预期2022年后的一两年时间里，中国跨过高收入国家门槛。这就意味着，中国不仅用40余年的时间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到高收入国家的完整跨越，同时在30余年的时间里完成了被称为“陷阱”的中等收入阶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可期望的近期，中国人均GDP水平达到的转折点，可以誉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崭新里程碑。

对一个伟大的征程来说，新的里程碑并不是终点站。对中国的长期发展目标来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只是一个新起点。一般来说，作为高收入国家门槛的人均GDP12 695美元仅相当于2021年高收入国家人均GDP平均水平（47 887美元）的26.5%。特别而言，中国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所要求的人均GDP应该对标中等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如果把“中等发达国家”理解为，对高收入经济体进行三等分后，处于中间那个收入组的门槛水平，人均GDP需要达到23 000美元。

至少自2011年以来，随着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时代，中国经济已经不再以高速增长为特征。不仅如此，即将到来的人口负增长还可能进一步降低未来的潜在增长率。因此，在2035年之前的短短十余年里，确保达到与中等发达国家相对应的人均收入目标，虽然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行性，却绝不是一项轻轻松松的任务。

发展阶段变化提出的新课题

无论是所处的发展阶段，还是面临的任务挑战，对中国来说都没有先例可循。虽然在经历类似的发展阶段时，每个国家总是携带着自身的特点，但是发展阶段变化还是遵循着一些共同的规律性。发展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积累了大量关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以及对更高发展阶段的内涵进行阐释的文献。下面，我们介绍其中几种具有经典意义且广为引用的研究，作为认识和思考问题的参考基准，以便增进我们对于中国新发展阶段一般性和独特性的理解。

关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流传最广、引用率最高的恐怕非美国经济学家沃尔特·罗斯托的划分方式莫属。他把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经济发展划分为5个阶段，分别以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条件、起飞、迈向成熟和高水平大众消费来刻画。 在后来的著述中，罗斯托还描绘了这5个阶段之后出现的一个发展阶段，并将其特征描述为追求更高生活质量，所以也不妨将其作为第六个罗斯托式发展阶段。

应该说，中国迄今为止经历的发展阶段与罗斯托划分的这几个阶段均能够有所对应。特别是从中国正在进入的新发展阶段来看，着眼于创造经济增长的需求侧条件，同时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无疑与罗斯托最后两个发展阶段的特征，即逐渐转向大众消费和提高生活质量，具有显而易见的相似之处。

与罗斯托同时代的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从一个十分独特的视角出发，创造了“富裕社会”这个概念。虽然他的本意是针对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和面临的挑战，但对于正在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国家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加尔布雷思认为，一个国家在摆脱了长期存在的普遍贫困状况进入富裕社会之后，通常会出现丰裕的社会财富和私人生产与匮乏的公共服务供给之间的巨大落差。这特别表现在公共支出与私人投资之间存在巨大的不平衡，导致公共生活质量与私人生活质量的差别，造成就业和收入保障不足、收入差距扩大、公共服务匮乏、环境恶化等社会不平衡现象。

加尔布雷思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解决富裕社会的社会性贫困问题，需要政府以更强力的再分配手段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消除种种社会不平衡现象。 他在其著作中剖析的这些问题与中国当前面临的相关挑战直接对应。也就是说，当我们谈到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时，针对的典型现象之一就是居民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尚不够高，在供给的均等化程度上仍然存在不足。

迈克尔·波特关于经济发展的划分也十分具有启发性。他侧重于关心增长的驱动力问题，揭示出一个国家的发展从低级到高级，依次经历要素驱动阶段、投资驱动阶段、创新驱动阶段和财富驱动阶段。波特指出，一旦经济发展到达财富驱动阶段，前三个发展阶段特有的增长动力和竞争优势都将式微，这时国家很容易陷入衰退的状态。

波特特别指出，在最后这个发展阶段可能产生一系列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的现象，表现为几对矛盾的对立有所增强，例如经济发展目标和社会价值目标的矛盾，经济增量不足与福利支出扩大之间的矛盾，服务业与制造业比重消长的现象，以及创业与兼并、国内投资与海外投资之间的矛盾，等等。也就是说，虽然这个发展阶段以财富的大规模积累为特点，但是进一步发展面临的挑战更严峻，不容忽视。

波特在大学的商学院执教，然而他的研究结论不仅对微观市场主体的投资和经营活动具有启发性，他所做的发展阶段划分是宏观意义上的，对更高层次的政策选择也颇有意义。同时，这个研究恰好对应着中国所处的阶段性转变，他谈到的驱动力的转换与中国面临的增长动能变化要求也十分相符。对中国来说，从根本上而言，人口红利的消失就是要素积累和投资驱动型经济发展时代的结束。然而，创新驱动型的增长模式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形成。至于财富驱动的发展，不仅需要靠金融的发展和创新，更要以形成足够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为前提。

上述几种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及其方法，在中国的经济学界广为人知，已经被广泛引用多年。然而，它们对于中国经济的针对性此前从未像现在这样突出，其中提出的阶段性挑战虽然不尽相同，彼此之间却具有相似的逻辑，与中国面临的挑战也有相通之处。所以，对中国来说，应对挑战的紧迫性从未像现在这样突出。挑战总是伴随着机遇，成功的经济发展总是在迈上一个新台阶的同时，就酝酿着对下一个台阶的跨越。然而，能否抓住机遇，从而更好地向前发展，也取决于能否准确认识挑战的性质。

无论是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还是人口转变阶段的变化，都标志着中国进入具有全新特征的发展时期，也自然开始面临全新的挑战。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对这些挑战尚缺乏应对的经验。因此，认识到新的挑战所在并给予足够的重视，同时看到这些新挑战各自蕴含的新机遇，找准应对挑战的适当政策工具及实现新突破的关键抓手，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本前提之一。

从三个维度认识宏观经济

宏观经济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也是一个多变的过程。因此，认识宏观经济形势不仅是对几个指标进行跨期比较那么简单。无论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者，还是微观市场活动的决策者，在认识宏观经济形势时，通常希望得到以下问题的答案：第一，在诸多宏观经济指标中，哪个（些）能够提供对于形势判断最为关键和最少歧义的充分信息；第二，如何在及时捕捉瞬息万变的经济形势的同时，动态地保持认识上和判断上的一以贯之；第三，如何在看似无关甚至彼此矛盾的各种局部经济表现中，从宏观上准确把握整体趋势；第四，如何在多种视角和多重目标中抓住主要矛盾，平衡各种目标的关系，选择正确的政策优先序。

诚然，对于这些问题没有一成不变的标准答案，观察和认识宏观经济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不过，在掌握宏观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如果能够更自觉地从以下三个具有二分法性质的重要维度着眼，并从它们之间相互交织的性质出发，在多重组合式的框架中认识宏观经济现状和走向，无疑可以减少在做判断过程中的纠结与困惑，增进判断的准确性、决策的科学性和行动的确定性。

第一是“端侧维度”，要求同时从供给和需求两个侧面观察现实的经济表现。做出两个端侧的区分，就是说可以分别从总体生产函数和国民经济恒等式来认识经济增长及其波动。从供给侧来看，经济增长不是无米之炊，有投入才有产出，即总产出是由资本、劳动、人力资本、资源等生产要素及其使用效率和配置效率决定的。一般来说，供给侧的因素相对稳定，表现为某一较长的时期存在一个特定的潜在增长率。从需求侧来看，经济增长要具有延续性和可持续性，产出就必须有去处，通常表现为消费、投资和出口这三驾马车。需求侧的因素较易受到短期冲击性因素的影响，因此经常成为周期性波动的原因，造成实际增长率偏离潜在增长率。

由于经济增长总是受供需两侧因素的影响，所以对于宏观经济形势要从两个方面做出分析和判断：一是在此时此地，究竟是趋势性因素还是周期性因素发挥着影响实际经济增长的支配性作用；二是处于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各种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相互之间的协同效果及匹配关系究竟如何。

第二是“空间维度”，要求同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经济活动及其结果观察增长态势和变化。宏观经济表现为加总的经济活动及其结果，通常由GDP规模和变化率、货币发行总量、财政收支规模、失业率、物价指数、景气或信心指数等一系列总量指标进行刻画。微观经济活动则是市场参与者在个体层面的生产、销售、收入、支出、消费和储蓄行为，以及产品和要素价格形成过程及结果。

忽略宏观和微观中的任何一个层次，或者缺乏对两者之间关系的认识，都不利于准确把握经济形势。从方法论上说，两个层次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互为条件、相互影响、彼此印证。一方面，对宏观经济进行分解和做出结构性描述，有助于我们认识微观经济活动的背景；另一方面，鉴于宏观经济是建立在微观经济基础上的，深刻认识微观经济活动有助于把握宏观经济动态。总之，在观察和认识经济形势时，需要把宏微观两层视角有机地结合起来。

第三是“时间维度”，要求同时从长期和短期两个视角观察经济活动及其影响因素。就理论工具来说，经济周期理论通常从相对短期的视角看待宏观经济，而经济增长理论更加关注相对长期的问题。在实践中，这个维度的区分通常能够产生比较明显且有意义的差别。在短期内，要素禀赋是不变的，产出能力也不会出现过大的调整。因此，当需求发生较大的变化时，要么以价格变化的方式实现市场结清，要么产生数量上或正或负的缺口。长期来看，生产要素可以实现新的积累，要素禀赋的结构也会发生变化，由此便形成长期的经济增长稳态。

现实中的宏观经济表现是上述三个维度彼此交织、协同组合和相互影响的总体结果（见表3—1）。从逻辑上看，三个维度可以形成8种组合的情形，可以分别列举如下：（1）供给侧的长期宏观表现；（2）供给侧的长期微观表现；（3）供给侧的短期宏观表现；（4）供给侧的短期微观表现；（5）需求侧的长期宏观表现；（6）需求侧的长期微观表现；（7）需求侧的短期宏观表现；（8）需求侧的短期微观表现。

这个分析框架并不是一个严谨的经济模型，甚至算不上一种研究指南，因为框架本身毕竟是空泛的。但是，如果赋予这个分析框架适当的内容和充分的信息，就可以激活它，使其具有意想不到的分析效果。甚至可以说，用这个框架对丰富的经验进行叙事，可以显现出其中蕴含的一些思维方式的革命，包容更多具有经验含义的特征化事实，甚至有些变量关系还可以被视为拇指规则来作为参考。下面，我们择其要点做简要的概括。

首先，鉴于人口变化的相对稳定性，以及人口对经济增长的确定性作用，人口无疑是影响宏观经济格局最重要的长期因素。关于这一点，第一章已经从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舵和锚的作用，即人口决定增长的源泉、潜在能力、常态速度及稳定机制等角度做了论述。需要强调的是，与人口相关的统计信息包括总量、增量和结构等方面的情况及变化，在涉及人口及其组成部分时，总规模及其增长速度固然重要，发挥更显著影响的却是增长的方向或符号，也就是说，人口总量或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是增加还是减少，往往对经济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自2004年经历普通劳动力短缺的冲击，以及2011年经历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以来，中国的学术界和政策研究领域也存在一种声音——以劳动力数量充足来否定劳动力短缺现象的存在。如果仅仅由此得出空泛的乐观结论，本来也无伤大雅，但是基于这种认识提出政策建议则有可能产生误导，或者在需要有所警醒时导致反应不及时，进而贻误战机。如果这种情况再次发生，关注中国人口规模仍然庞大的特征，忽略人口从正增长转向负增长的现实，可能产生的误导将会更加明显。

其次，宏观经济是经济增长趋势和周期性波动的统一，影响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与短期因素不仅相互影响，而且可以彼此转化。面对需求侧的冲击，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意图通常在于通过采取扩张性手段，促使经济增长回归常态，即回到潜在增长率水平。然而，经济史不止一次地揭示，经济增长常态或潜在增长率往往因受到冲击的影响而发生始料未及的变化或偏离。特别是，在长期变化趋势与周期性冲击方向相同并产生同步性的情况下，经济增长或许不再回到此前的轨道上，而可能转变为另一种新常态。

再次，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趋势的因素并非只来自供给侧，需求侧的因素也能够对经济增长产生长期影响。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短期的周期现象。由于供给侧的短期冲击现象并不经常发生，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周期理论比较侧重从需求因素考察经济波动。第二部分是长期的增长现象。主流增长理论主要从动力源泉，即生产要素投入和生产率变化的角度，解释长期的经济增长。然而，无论从经济史上的经验看，还是从当代各国和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看，需求侧因素对经济的短期波动和长期增长均有显著的影响。因此，增长理论应更加注重对需求制约因素的研究。

最后，宏观经济总是在特定的微观经济活动基础上运行，包括生产者、投资者和消费者在内的市场主体，以各自的特征和经济活动表现，由表及里地影响宏观经济的格局。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

一方面，宏观经济的总供给和总需求是千千万万市场主体和千姿百态的微观行为的加总体现。从静态角度看，整体是由局部有机地汇总而成，但是任何一个局部也无法完整刻画整体。从动态角度看，宏观经济特征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变过程，只有在宏观和微观双重视角的结合中才能辨识出来。

另一方面，微观市场主体的决策行为和经济活动都会受特定经济理性的支配，或者受理性预期的影响。在受经济理性和理性预期支配的微观决策过程中，各市场主体具有较多共性和共识的时候便会产生同方向的经济结果，而个体之间存在的差异也会造成经济行为的相互对立，经济结果则彼此抵消。因此，宏观经济表现并不像教科书展示的那样，只是一种简单化和直线性的结果，而是显现出多样性和不可预期性，有时甚至产生颇为微妙的结果。只有将宏观和微观有机结合并紧密配合，政策制定才能把握好种种变化，实现对症且有效。

还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国际环境会从供给侧和需求侧、长期和短期及宏观和微观等方面影响经济格局，但在常规的分析中，国际环境通常被当作一种外生因素来处理。一般而言，这里介绍的观察框架可以视为开放性的，在逻辑上可以同外部环境的变化相衔接。然而，对中国来说，由于具有超大的人口规模、经济总量和世界经济影响力，外生因素及其产生的冲击在很大程度上是内生的。换句话说，来自国际环境的某些影响方面，实际上是中国因素发挥作用之后形成的反作用力。

从理论上说，上述组合情形都是可能产生的宏观经济表现。然而在现实中，每种组合情形发生的频率并不相同，其中一些是出现频率更大的事件，与“灰犀牛事件”相对应，另一些是出现频率较小的事件，或许与“黑天鹅事件”相对应。虽然我们通常更关注那些出现频率较大的情形，即在进行宏观经济形势判断时更常遇到的现象，但是借助这个分析框架，也使我们可以随时随地保持警醒，及时捕捉到可能发生的小概率意外事件。

在供给和需求两个端侧、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长期和短期两个区间的多重组合中进行分析，可以使我们对经济增长现状、性质和走向的认识更加全面、综合且系统，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更加准确，政策优先序的选择更加到位，旨在稳增长、稳民生的举措更有针对性，经济社会政策的实施更有效力。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不断回到与此相关的问题上，既要借助这个分析框架认识宏观经济状况和性质，也会不断以丰富的经验和对应的统计数据从不同的角度来检验这个框架的有用性。 OECog1kXBYvTReZu5o1ee8y+TpH4S3JduNalL3AjNHuVUx53IrrAFM6jFKu+lVM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