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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经成为高度开放的国家，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在全球拥有至关重要的地位，这使中国面临的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性和内生性。一方面，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从低收入阶段到高收入阶段的成功跨越显著影响着世界经济的走向，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和方案；另一方面，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和机构的改革，特别是坚持自由贸易原则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也是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提供的国际公共品。本章将结合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分析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的新特点，特别关注全球老龄化的影响和经济全球化的命运，揭示中国应对挑战过程中的主动引领作用。
中国经济不仅面临自身发展阶段的变化，也面临崭新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来说，国际环境不再像以往那样，纯粹是外生的变量。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地缘政治影响力大幅提升，国际环境不仅在更大的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发展，也越来越多地成为中国自身发展的内生结果。也就是说，中国的发展在受到国际环境影响的同时，也在重新塑造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反过来影响国际环境的变化。我们基于中国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在全球的显著性来观察，就可以形成关于全球老龄化与中国老龄化的相互关系，以及世界经济新常态与中国经济最新发展阶段特征相互关联的认识。
长期以来，中国都是以人口总量及其占世界人口比重的独特地位对世界产生影响。在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趋于下降，甚至不再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情况下，中国人口结构特征仍将具有显著的全球影响。把2020—2022年的平均水平与2033—2035年的平均水平相比较，中国在联合国会员国人口总和中的比重，预计从18.4%降低到16.3%；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预计从25.3%提高到27.3%；在65岁及以上人口的年度增量中的比重，预计从37.4%略微下降到35.8%。
从经济总量和增量来看，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增强，2021年中国GDP占全球GDP的18.5%，此前5年中国GDP的增量占全球经济增量的33.1%。尽管中国经济增长将延续下行趋势，中国对世界经济总量和增量的贡献仍将保持显著。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特别是日益壮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更是重要的消费支出群体及消费升级换代的引领者，在很长时间里将扮演全球消费需求支柱的角色。此外，中国以庞大的规模作为进口国和出口国，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的接受地和输出地，都会对世界经济潜在增长率和总需求产生巨大的影响。
那么究竟应该从哪些方面着眼进行观察，才能深刻地认识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特别是这种环境的形成原因、组成部分和政策含义呢？需要研究的问题应该符合下列三个标准：第一，这些问题必须是全球性的，从而具有足够显著的重要性，而非无关紧要的；第二，所涉问题与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有关，事件发生和问题存在的范围无远弗届；第三，在问题的产生和表现中，中国既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也是受影响最显著的对象。按照这三个标准的要求，我们至少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眼，认识和概括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
首先，人口老龄化作为世界范围的现象和全球性的挑战影响到世界经济的性质和走向。联合国会员国作为一个整体，65岁及以上人口占人口总量的比重（即老龄化率）已经从1980年的5.9%升至2021年的9.6%，预计在2035年和2050年分别达到13.2%和16.5%。高收入国家的老龄化程度无疑是最高的，但是中等收入国家（特别是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也在加快追赶。即便是低收入国家，终究也会在不太遥远的将来走向老龄化。鉴于高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的占比高达90.1%，这两个收入组的老龄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全球性人口老龄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既表现在供给侧，也表现在需求侧，并且供需两侧出现的不利影响具有相互强化的效应。一方面，很多国家人口红利的式微乃至消失，不仅产生降低本国潜在增长率的效应，还对世界经济的增长能力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在人口增长停滞和老龄化的大趋势下，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甚至可能削弱需求因素支撑潜在增长率的能力。在一些国家，这就表现为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导致经常出现增长缺口。
人口老龄化不利于经济增长，这个结论在经济学家中越来越具有共识，也可以从丰富的经验研究中得到证明。然而，在现实中及在诸多具体的结论方面，人们还是常常做出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的判断，并由此阐释出大异其趣的政策含义。
以美国经济学家劳伦斯·亨利·萨默斯为代表的一种宏观经济学观点最具影响力，其认为世界经济正深陷被称为“长期停滞”的常态之中，最具标志性的表现便是低通胀、低利率、低增长、高储蓄和高负债等现象同时存在。围绕这个判断进行的讨论热度之强，使得身处宏观经济学前沿的学者纷纷涉猎其中。不出所料地，持不同观点的研究者也大有人在。例如，随着畅销书《人口大逆转》于2020年问世，查尔斯·古德哈特和马诺吉·普拉丹的另类观点引起人们的关注，他们特别强调了中国人口转变的新阶段，特别是劳动力短缺因素的重要影响，预计人口老龄化将使全球性的通货紧缩逆转为通货膨胀。
新冠疫情确实导致高通胀在很多国家重新出现，为因应这种情况，各国中央银行转变政策方向，特别是美联储的连续加息，对世界经济已经产生负面影响，在这些国家本身也可能造成通货膨胀与经济衰退并存的滞胀现象。无疑有人会认为通货膨胀高企这一事实恰好验证了古德哈特等人的观点，然而，另一部分经济学家则只承认过渡性通货膨胀的存在，认为世界经济终究会回到以前的长期停滞轨道，并且既然老龄化将日趋严重，全球经济增长甚至可能陷入更低迷的常态。
其次，随着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的套利空间渐趋缩小，经济全球化的动力确实有所减弱。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大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开始拥抱全球化，世界经历了一轮经济全球化高潮。也恰恰在此期间，中国的改革开放促进了高速经济发展和减贫成就。在中国贡献因素的带动之下，其他很多低收入国家的贫困发生率也大幅度降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有所缩小。
以1980年为起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在第一个10年期间仅为1.3%，在第二个10年即有所提高，达到2.0%，第三个10年更高达4.9%，第四个10年为3.0%。与此同时，高收入国家在这四个10年期间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则呈现递减的趋势，分别为2.4%、2.1%、1.1%和0.8%。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增长率显著高于发达国家，无疑表明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的国际差距趋于缩小，在增长理论中被称为趋同。
对于这个世界经济趋同和全球减贫成效，全球化功不可没。然而，以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为开端，诸多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因素都出现断层线，经济全球化遭遇了强劲的逆流。不过，全球化不再以金融危机前的速度高歌猛进，并不应该在意料之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更多的国家参与世界经济分工，特别是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产生了促进全球化的巨大效应。然而，这个效应固然具有自我持续的特性，其显著的作用却具有一次性释放的性质。既然诸如此类的新机会并不能常态化地出现，全球化的动力总体上是边际递减的。
此外，全球化放缓还受到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中国因素的影响最为突出，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恰好呈现一定程度与此前趋势相反的特点。例如，由于人口红利式微且加速消失，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均趋于弱化。作为开放程度最高的庞大经济体，中国一些与贸易相关的指标从方向上呈现出逆转性的变化，也是合乎发展阶段逻辑的。
最后，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以及一些利益集团对全球化的诟病，都或多或少增强了各国内向发展的倾向。虽然冷战的结束给众多国家带来和平红利，但是冷战思维并没有销声匿迹，地缘政治冲突的土壤仍在。此外，对于国家内部长期累积的难解矛盾，一些国家的政治家也习惯于诉诸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叙事，尝试转移政治焦点和舆论热点，表现为在国际经贸关系中奉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这类做法加大了地缘政治冲突的风险，导致贸易摩擦乃至贸易战，使技术和供应链的片面脱钩大行其道。此外，新冠疫情造成的供应链断裂、全球气候变化推动的发展模式转型，以及极端灾害性天气和军事冲突造成的能源、粮食等瓶颈制约，都不啻雪上加霜，在现实意义上加大了风险，从心理上自我强化了不确定性。
上述国际环境表现出的种种现实无疑给中国的发展带来诸多风险，提出严峻挑战。然而，外部环境不是宿命，也并非不可改变。这个说法对于任何国家都是成立的，对中国来说更是如此。为了使关于全球化前途的认识少一点儿莫衷一是，多一些求同存异，我们有必要在讨论中更多地诉诸科学和理性，而不是意识形态和情绪。唯其如此，才能避免把全球化前途当作一个大而化之的概念，就此得出笼而统之的结论。具体来说，我们需要加强的是全球化判断中的辩证思维、历史视角和经验分析。
首先，全球化从来就不是直线前进、一往无前的过程。在全球化的历史上，不仅有低潮、逆流和倒退，即使在上升期也常常遭遇逆风。所以，站在历史的视角，做出现实中的经济全球化已经死亡的判断，既不符合规律也缺乏证据。不仅如此，全球化甚至尚未处于垂死状态，更难以想象任何国家能够聚积足够的力量促使其寿终正寝。
这里，我们可以回顾一个经济学界的逸事。美国第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在学生时代曾被问到一个问题：在社会科学中有没有一种理论，可以算得上既正确又重要。他迟至30年后才给出自己的答案，认为比较优势理论正是这样一个既正确又重要的社会科学理论。
萨缪尔森给出这个答案迄今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事实上，他本人也结合变化了的情形，对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的作用条件进行了新的思考。
今天，我们仍然认同比较优势理论的正确性和重要性，不是由于把比较优势理论作为一个无须证伪的原理看待，而是作为一个反复自证的特征化事实。实践表明，国际贸易也好，生产要素（特别是资金的跨境流动）也好，对于这个世界都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会给所有参与者带来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在所能容纳的效率增进和收益提高潜力得以全部发挥以前，全球化既不会死亡也不应该发生实质性的倒退。
其次，全球化并非普照之光，从来不曾以同等的程度覆盖和惠及所有国家、所有产业和所有人群。更经常发生的情形恰恰是，全球化的影响和对全球化的感受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我们之所以关心全球化，正是由于它给国家和人口带来各种影响，所以人们不无道理地把全球化与全球化影响同日而语。所以，全球化不是空洞的概念，也不是所有国家、所有产业或所有人的全球化，而是具体的、特指的全球化。
从这个逻辑出发，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全球化相当于英国作为集中代表的殖民主义全球化，战后冷战时期的全球化则可视为东西方分裂和南北方脱钩的狭隘全球化，而1990年以后的全球化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具包容性的全球化。所以，在坚信全球化不会消亡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做出这样的预判：未来的全球化在内涵和形态方面都将发生巨大的变异。虽然此时就尝试刻画未来全球化的典型特征还为时尚早，但可以肯定的是，全球化得以生存甚至再创辉煌，必然需要更精心的设计和更悉心的呵护。
最后，无论是主张全球化终结的论调，还是主张全球化持续的观点，任何人得出任何结论都需要有必要的经验证据来支持。既然一般认为全球化的倒退趋势始于国际金融危机，我们不妨选择几个标志性的全球化指标，进行一个从那时以来的时间序列比较。从我们将给出的一些数据来看，证据是略显复杂的。一方面，我们并未发现世界整体的经贸活动出现明显的式微；另一方面，受发展阶段变化和比较优势变化的影响，中国在参与全球化的程度和方式上确有变化。与此同时，中国与全球化之间也存在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关系。
如果不做特别说明，我们使用的数据均系名义值，来自世界银行公开数据库，主要反映2006—2021年的变化。在这期间，全球货物和服务出口总规模提高了85.5%，中国不同寻常地提高了2.58倍；全球货物和服务出口额占GDP的比重保持在29.1%的水平不变，中国却从36.0%降低到20.0%；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入额在2006—2020年下降了43.0%，中国则逆势增长了1.04倍；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出额占GDP的比重显著下降，即在2006—2020年从4.13%下降到1.21%，中国则从0.87%小幅提高到1.05%；全球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16.3%略微提高到17.0%，中国却从32.5%下降到27.4%；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在全球占比从10.6%大幅度提高到29.8%；制造业出口占全部商品出口的比重，全球和中国都呈现不显著的提高，分别从70.1%提高到72.0%，以及从92.4%提高到93.6%。
鉴于全球化本身及相关国际经贸活动和组织框架仍然具有内在生命力，一些国家把经贸关系政治化的政策和行为虽然破坏性极强，却终究阻挡不了发展的大势。实际上，历史上每一次全球化高潮的到来，总是伴随着挫折之后的大变革和大变动。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化受到的挑战越是严峻，也就意味着重塑全球化的任务越紧迫。经济全球化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而是基于规则的全球经贸秩序，以及在这种秩序中进行的国际经贸活动。因此，与其他制度和行为一样，经济全球化的消与长、存与亡取决于制度需求。现实中的严峻挑战恰恰是重塑全球化的强烈的需求信号，而不是让全球化死亡的理由。随着这种制度需求的与日俱增，全球化必然得到再生和重塑。
在特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全球化演变的方向通常受到两种制度需求的影响：一是，全球化的大潮流对更开放、包容的全球化新版本提出根本性需求，以数字技术为特征的技术革命为全球化提供了新的框架和形式；二是，为了应对全球化的挫折，阻挡和对冲全球化逆流，做出一些带有权宜之计性质的制度安排，或者采取此类性质的举措，也在所难免。这两种在方向上不尽相同的制度需求，决定了重塑中的全球化具有一些新的特征。当然，在这些新特征呈现出来并争取获得主导地位的过程中，也难免生出诸多歧途和风险。
在这些新特征中，以下三个方面值得特别强调。首先，远程办公和数字货币的普遍化使劳动力实现全球范围配置，日益替代以不受限制的资本跨境流动为特征的旧版全球化。其次，气候危机、地缘政治冲突、供应链断裂和全球债务等巨大风险的存在和强化，使得安全问题在新版本的全球化中获得前所未有的优先考虑地位。最后，全球化新旧版本转换的过程也将是从单极走向多极的过程，包括打破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和执行话语权的一尊独大，以及通过建立区域贸易协定的方式，推动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重建。
于己于人，中国都有义务、有责任、有能力引领、重塑和获益于未来的全球化。与此同时，中国也将在更为纷繁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在各种不确定的条件下，通过不断克服各种风险挑战，保持高水平开放下的发展。中国参与重塑全球化的作用领域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扩大高水平开放条件下做好自己的事情。虽然江水东流的大方向和大趋势未变，但是全球化确实正在遭遇逆流。一些国家从地缘政治目的出发，热衷于制造摩擦和介入冲突。与此不同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决定了中国既不会参与“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零和博弈，也不会放弃对自身利益有力有据的保护。可以说，做到既不关闭大门也不受制于人，就是维护全球化的中国贡献。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把国际环境与经济增长出现的新制约因素结合起来，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正是这样一种战略部署。
第二，在国际经贸规则和全球治理结构改革中发挥积极作用。在全球化饱受诟病和遭遇逆流的同时，作为贸易和投资等国际合作的制度和组织框架，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布雷顿森林机构”也受到挑战。不同国家和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声音纷纷表达出各自的改革意愿。在很多情况下，建议的改革方向常常大相径庭，提出的路径和举措也不尽相同。
例如，2022年4月，正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召开春季会议之际，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和欧洲央行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分别在著名的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和彼得森国际问题研究所受邀做演讲。这两位曾经最坚定的多边主义者，可以说是欧美发达国家意愿的代表，都在演讲中主张把地缘政治和价值观因素纳入贸易活动，耶伦还为地缘政治版的供应链重构发明了一个新词——“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
实际上，布雷顿森林体系是按照新自由主义原则建立的，长期以来也保持着开放性，之所以没有刻意强调地缘政治的需要，是因为在冷战时期，国际分工和经贸活动在东西方之间和南北方之间都是割裂的。所以，当时的开放性和自由贸易原本就是西方国家自己圈子里的规则。如今，在世界经济更为一体化和涵盖了更广泛国家的条件下，美国等西方国家热衷于形成一个以自己为中心、更加排他的体系，据此提出自身的经贸规则改革诉求。对中国来说，维护自身利益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同维护自由贸易原则及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是一致的。
因此，中国坚定地主张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中遵循三个基本原则：一是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核心价值，其中最重要的是非歧视和开放；二是保障发展中成员的发展利益，克服发展中国家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困难；三是遵循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主张国际社会共同制定规则。与此同时，作为世界经济分工和自由贸易的受益者，在参与世界经济活动时，中国也要坚定地避免任何可能导致技术脱钩和供应链脱钩的情形。
第三，推动形成更加包容的国际经贸关系格局。归根结底，货物和服务贸易及外商直接投资等国际经贸活动，遵循的是基于国家多样性和国家之间差异性的比较优势原则。为了防止国际经贸的规则制定权过于集中，经济全球化本身陷入单极化，以至排斥广大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的情形，中国尊重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开放性地与各国进行经贸合作，特别是注重发展与金砖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新兴经济体的合作。在这种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中，中国还需要把互利互惠原则与提供公共品的义务良好结合，做到两者在理念上更加统一，在实务中清晰界定。
虽然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消亡，也不会消亡，但是地缘政治上的意识形态划线和冷战思维、国际关系中的民族主义和单边主义，以及国际经贸关系中的保护主义和零和博弈，都对全球化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特别是，美国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和威胁，不仅在安全事务上采取限制和打压的手段，还制造贸易摩擦，甚至发动贸易战，强行推动技术封锁和供应链脱钩。在国际关系方面，美国采取“搞小圈子”的方式，拉拢部分西方国家为一方，把中国和其他一些美国不喜欢的国家划到另一方，即再次做出人为的阵营划分。
诚然，中国在遵循联合国宪章精神和国际经贸规则的前提下，自主地发展与相关国家的正常交往和合作关系，这与美国拉帮结派、打压对手的做法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即便在已经被人为划线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可以实施一个打破现有格局，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的策略。事实上，中国在全球舞台上正在扮演这一角色。
我们不妨设想一个世界各国被人为两极化的情形。假设美国的国际主张和诉求处于一个极点，从地缘政治意图出发打压和牵制中国，对其他国家的拉拢手段和威胁效力则基于其强大的军事实力、政治司法的长臂管辖霸权、经济控制和辐射力、技术领先地位和贸易制裁能力。鉴于中美关系的现状，中国无疑处于与美国相对的另一个极点。中国的吸引力是平等对待所有国家，尊重发展中国家的自主选择，具有巨大且迅速增长的经济规模，以及拥有庞大的人口规模和市场规模。其他国家的立场都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有些与美国更接近，甚至采取了与美国深度捆绑的战略选择，有些则与中国更为接近，更乐于奉行合作共赢的原则。
不管具体程度如何，我们都可以做出这样的假设：在以美国和中国为两个极点的横坐标上，处于中间位置且或多或少地秉持中间立场的国家数量以正态分布的频率反映在纵坐标上。也就是说，有大量的国家并不情愿在两极之间选边站，既畏惧美国在政治上的孤立又乐于与中国发展经贸关系的国家，即尽可能站在中间立场的国家形成了一个众数。对中国来说，不遗余力地抵制外部加诸我们的极化举措，消弭不利于我们的恶意抹黑，最大限度地争取正态分布曲线上处于中间位置的国家，无疑是最有利的策略。
归根结底，中国争取尽可能多的经贸合作，创建尽可能大的朋友圈，最大的吸引力在于使世界各国认识到且始终相信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联合国宪章精神和组织框架基础上建立起的国际关系秩序奠定了多边主义的基石，确定了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发展了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为维护世界和平提供了规制基础。中国坚持这些准则，继续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的主张，坚定奉行多边主义。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基础上建立的国际经济贸易体系也发挥了推动经济全球化的积极作用。中国40余年的对外开放得益于这种国际秩序规则，因此，中国也确有义务和责任予以维护。
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发展速度是其扩大合作范围的最大优势，也是对每个参与全球化的国家来说最大的吸引力。我们不妨参照世界经济论坛编制的2019年“全球竞争力指数4.0”排名，观察和说明中国的全面竞争优势。
这个指数的编制和排位基于有利环境、人力资本、市场和创新体系等方面的12个支柱性指标。在被列入排名的14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排在第28位，位次显著高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其中，中国的市场规模为满分（100分），宏观经济稳定性也接近满分（99分）。
科学技术进步反映可预期的长期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提升潜力。中国在这方面的地位，可以通过科技学报发表的论文数量来观察。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0—2018年，中国发表的科技论文数量增加了9倍，成为世界第一大科技论文作者所在国，2018年占全世界发表总量的20.7%。另据媒体报道，日本文部科学省科学技术与学术政策研究所通过分析2018—2020年的数据得出结论：在这三年里，中国不仅在论文发表篇数上继续领先，而且在引述最多的前1%论文中也居第一位，占全世界总篇数的27.2%。如果说科技创新是各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引擎，经济和科技的合作及要素的全球配置则是启动这一引擎并保持其持续运行的必由之路，由此来看，中国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合作伙伴。
利用自身独特的优势扩大朋友圈，特别是在保障安全发展的前提下扩大高水平开放，并在开放中提升驾驭开放的能力。在这一博弈中，从被人为划线的一个极点上争取中位区间上尽可能多的合作者，就要努力做到在科技合作和供应链分工上不与世界脱钩，这样主动权就始终在我们手中。正如中国古代纵横家王诩（鬼谷子）所说，争取尽可能多的合作者，不求“结以党友”，但求“结以财货”。我们扩大合作伙伴的范围和朋友圈规模并不一定是寻找志同道合者，更主要的是最大化经济贸易的机会——无论交易的数量是多是少、合作的程度是深是浅。
在具体行动中，中国应着力推动对外贸易市场化和便利化的发展；推进全方位的关税改革，局部战略性推动零关税和零壁垒；提升中国在新兴领域和重点领域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中的参与度；优化外资准入管理，建立稳定、透明、统一和内外一致的负面清单；对标世界银行新的营商环境评估体系，推进透明度建设，打造世界一流营商环境；稳定对外经贸秩序，持续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加快完善多渠道自贸协定和投资协定，扩大经济辐射带和区域生产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