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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佐和诺思的研究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思维模型的重要性，以及它们如何影响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正如统计学家乔治·伯克斯（George P.Box）所言：“所有模型都是错误的，只有一些模型有用。”实际上，就像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揭示的，一些有严重缺陷的模型可能是有害的。谈到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时，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承认，“我错误地认为那些追求自身利益的组织，尤其是银行，最有能力保护公司的股东及其股权……我发现，我原来视为阐明世界如何运行的关键功能结构的理论模型，其实是有缺陷的”（英国《卫报》，10月23日，2008）。
另一个说明有缺陷的思维模型如何产生有害副作用的例子是最近全球对新冠疫情危机的应对。当前应对危机的政策方案来自非常狭隘的思维模型，这些模型看起来只关注眼前的健康恐惧和担忧，忽视了许多其他重要的社会问题。埃肯伯格等人（Eichenberger et al.,2020）声称，最近的新冠疫情危机与大多数其他流行病一样，既是“生物事件，也是公共卫生灾难”，会引发“对实际或想象的健康风险的社会和经济反应”。狭隘的反应会产生意外的次生危机，从社会的角度看，“这些危机的长期影响很可能超过生物事件本身”。目前专门用于防止新冠病毒传播的方法“正在影响集体意识，许多观察到的行为、仓促实施的政策和突然出台的法规都印证了这一点”。我们当前采用的思维模型存在有害的盲点，使我们无法看清这一现实。因此，如果要制定一套全面的战略（即更全面的共有思维模型）来应对新冠疫情问题，我们必须首先采取能够提供更广阔视野的思维模型。
提交给本次专题研讨会的各篇文章陈述了令人信服的见解，无疑大大有助于我们不断加深对世界运行方式的理解。我们相信，读者将会吸取重要的经验教训，帮助我们构建更好的思维模型以应对未来的经济和健康危机。
（颜超凡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