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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佐和诺思1994年在Kyklos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综合了诺思关于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和丹佐对基于实证主义理性选择的经济思想的探索。
20世纪80年代，诺思开始专注于解析为什么人类经常做出看似与直接经验数据“背道而驰”的决策，并以纯粹理性选择视角无法解释的方式行事。例如，一直以来，诺思对苏联领导人和经济政策制定者持续支持中央计划经济模式极感兴趣，这种模式已被证明是失败的，并且始终未能为人民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与此同时，丹佐与迈克尔·芒格（1984）、罗伯特·麦凯（Robert Mackay，1983，1981，1981，1980）以及肯尼斯·谢普塞尔和威廉·里克（Kenneth Shepsle and William Riker，1985）的合作研究在实证制度分析领域越来越重要。在随后的研究中，丹佐开始质疑许多基于理性选择的普适公理，这些公理支撑着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模型。通过分析，丹佐逐渐认为，可以将主观因素纳入其分析基础从而改进这些模型。丹佐和诺思对思想如何影响人类决策的共同痴迷，促使他们开始就一篇研究制度和思想体系作用的论文展开对话。
当然，丹佐和诺思并不是提出思想在经济分析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第一人。譬如，被公认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首先是一位道德哲学家，也是18世纪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中研究思想力量的主要先驱之一。他的两部标志性著作《道德情操论》（1759）和《国富论》（1776），都植根于一种哲学信念，即人类是社会生物，通过在自由市场上与他人自愿交换来寻求增进个人的物质利益。亚当·斯密在其著作中概述的开创性思想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思想和道德基础。有趣的是，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农·史密斯（2020）指出，“新古典经济学最突出的是偏离了斯密的《道德情操论》，而这部作品对于全面有效地理解《国富论》的思想至关重要”。超过一个半世纪后，被公认为宏观经济学之父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36）感叹道：“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无论对错，都比人们通常理解的更有力量。事实上，统治世界的不是别的什么人。自以为不受任何思想影响的实干家，往往是某位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的确，这一直是一个未得到充分研究的领域。20世纪90年代初，关于思想如何影响经济学的研究开始赢得了特别关注，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研究。政治经济学家马克·布莱斯（Mark Blyth，1997）描述的所谓“比较政治经济学的观念转向”得益于众多人的研究。
尽管如此，丹佐和诺思1994年的文章仍然具有开创性意义，因为该文提供了一个逻辑一致的分析框架，帮助我们更好地从理论上分析人类大脑如何处理思想，以及思想如何影响我们看待周围的世界。丹佐和诺思促使我们关注思想是如何得到发展和共享的，进而关注这些动态如何反过来影响我们对物质主体的理解和对人类真实经验的解释。
丹佐一直是自由市场的坚定支持者，他很清楚并非所有市场都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和规则运作。20世纪90年代末，丹佐开始探索思想对拉丁美洲和非洲市场化发展政策的因果作用。丹佐认为，世界银行引发争议的有条件贷款计划的某些内容是对市场的误解（有些时候是有悖常理的），需要修改。世界银行的这些计划规定了从私有化和财政紧缩到自由贸易和放松管制以换取金融援助的一系列政策组合，并编纂成一套被称为结构调整计划（SAPs）的微观经济政策策略。这些“条件”可概述为后来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的一组“共有思维模型”（Roy、Denzau and Willett，2007）。“华盛顿共识”最初由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1990）提出，它描述了一套广泛（但绝非决定性）的市场化目标，主流经济学家认为这些目标将激发经济增长和发展。但是许多结构调整计划偏离了主流的新古典主义的思维模型，强调在经济困难的地区实行严格的固定汇率制度和财政紧缩。因此，越来越多政治上左翼的批评家开始将这些计划与更激进的经济自由主义，即广为人知的“新自由主义”联系起来。
丹佐和诺思关于共有思维模型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论视角，帮助揭示了一个事实：在很多时候，不同领导层接受的资本主义思维模型其实大相径庭。共有思维模型为此提供了重要而又可靠的理论基础，使之有别于对这个主题的已有研究。因此，共有思维模型在发展领域日益引人注目。最值得关注的是，世界银行将《2015年世界发展报告》（World Bank，2014）的主题确定为“思想、社会和行为”，强调了丹佐和诺思的研究，这一研究旨在说明共有思维模型如何影响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人追求的与发展相关的投资决策和战略。世界银行在《2015年世界发展报告》（2014，第62—63页）中有如下论述：
思维模型包括分类、概念、身份、原型、刻板成见（sterotype）、因果叙事和世界观。如果没有关于世界的思维模型，人们就不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做出大多数决策。而如果没有共有思维模型，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就不可能建立制度，解决集体行动问题，获得归属感和团结感，甚至不可能相互理解……思维模型为我们提供了有关与我们互动的人和我们面临的情况的默认假设。因此，我们可能会忽略违背这些假设的信息，并用思维模型暗示有可能为真的信息自动填补缺失的信息。
借鉴共有思维模型的见解，世界银行（2014，第62页）承认，“不同社会的思维模型存在巨大差异，包括对世界‘运行’方式的不同看法”。正如著名管理理论家爱德华兹·戴明（W.Edwards Deming）强调的：“理解差异是质量和业务方面取得成功的关键。”的确，无法欣赏和理解差异是堂吉诃德式“理性主义”经济理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很多时候，经济行为人对世界运行方式做出了错误的假设，与此相关的思维模型也有严重缺陷。致力于发展的行为人如果在工作中带着扭曲的视角，他们往往就会错误地理解对现实环境产生影响的问题、情景和困难。
政治和经济行为人的行为直接依循他们认为能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和损失最小化的思维模型。信息成本、视野范围有限、事先存在的偏见、范式学习（paradigm learning）和教育培训等因素会制造认知过滤器，影响人类理解其社会内部发生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事件的方式。显然，经济行为人在决策过程中采用的风险评估主要根据先前的经验和实证数据。但环境很容易改变，在动荡时期甚至可能发生巨大变化。因此，行为人会不断面临被称为“新奇之事无处不在”的现象，即先前的经验、信息或数据严重受限或难以处理的情况。
戴明（1994，2000）声称，不确定性源于“未知”和“不可知”的变量。因此，这些情况的原因和影响很难操作和量化。对理性行为人的决策产生影响的往往是不确定性，而不是风险。戴明认为，光有数据还不够，因此，“我们（首先）应该以理论为指导，而不是以数据为指导”。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理论都同样有效。实际上，我们能否做出合理的经济选择，取决于能否形成合理准确的思维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