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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拉齐尔是我生活中最接近父亲角色的人。在我23岁时，我的父亲去世了。他从未花时间教过我如何判别是非对错，更没有提到过核心价值观和性格品质问题。我的青少年时代恰逢20世纪70年代越南战争结束和水门事件的落幕。那个时代全无远大的事业观、方向感或者使命感可言。直到1980年大学毕业时，我从未和我的同学讨论过服务于社会的话题，也没有考虑过以此作为人生的主题的可能性。我们很少谈到怎样遵循一套核心价值观，用它来指导自己的事业。20岁出头时，我总是有种挥之不去的痛苦感——我好像错过了某些重要的东西。它们是什么？我说不清，也道不明。
接下来，我遇见了比尔。
快过25岁生日时，我正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读大二。就在这时，“人运”（who luck）与我不期而遇了。“人运”指的是一个人遇见贵人、改变自身命运的可能性。比尔当时50多岁，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和创业家。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务长向比尔抛出了橄榄枝，邀请他到校讲授一门选修课。比尔欣然接受了斯坦福的邀请。他决定把积累多年的实践智慧分享给学生，把主要精力从创办新企业转到了年轻领导者的培养上。我当时正想换一门选修课，结果随机选课系统恰好把我分到了比尔平生的第一堂课上。我问周围的同学：“谁听说过拉齐尔教授？”每个人都在摇头。“好吧，我先上几节课，看看这位老师怎么样。”
我做对了。假如选课系统把我分配到别的课堂，假如我中途放弃了这门课，我也许永远不会是今天的我，也不会有今天的诸多成就。这本书将不可能存在，其他由我撰写（或者合作撰写）的著作也不可能问世，例如《基业长青》《从优秀到卓越》《再造卓越》《选择卓越》等。我有幸做过的研究和由此撰写的著作统统不可能存在。最重要的是，我的个人品质——实际上也是我的核心价值观——一定是另一副完全不同的模样。
不知道为什么，比尔似乎对我很感兴趣。也许他当时已经感觉到我就像一台能量充沛的推进器，苦于没有明确的目标来指引方向。他定期邀请我和乔安妮（我的太太）到他家做客，与他和多萝西（他的太太）共进晚餐。即使我毕业后，比尔的邀请也从未间断。他用这样的方式促使我努力思考——怎样最好地发挥自身的才华，做出不同凡响的贡献。比尔的做法既温和又执着，不断激励着我投身科研、写作和教学工作。
1988年，在我刚满30岁时，比尔为我做了一个真正勇敢的决定。我的人生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突然失去了一位明星教授，这位教授本来和比尔搭档，为他的“创业与小型企业”课讲授辅导课程，这门课很受欢迎。教务长急于找到一位“真正的”人选，补上下个学年的教职空缺。他们问比尔有没有合适的人选，比尔推荐了我。
教务长对此深表怀疑，比尔极力为我争取。比尔说：“我非常相信他，而且我会负责指导他。我们教的是同一门课，只是分讲不同的部分，我会带着他的。”
教务长也没有别的人选，只好同意了比尔的提议。他把希望放在比尔身上，希望他能把好关，不要让我表现得太糟糕。
想象一下，假如你是一名小联盟的年轻投手，有一天，大联盟球队的大巴车在开往新洋基球场的路上抛锚了，比赛即将开始。球队经理心急如焚地寻找一位能够上场投球的人，而你恰好站在旁边。这时，有人站出来对你说：“嗨，年轻人，拿上手套和球，上场投球！”这就是我当初走进斯坦福大学的MBA（工商管理硕士）课堂，填补一位明星教授空缺时的感受。
比尔交给了我一副极其沉重的担子——他信任我，对我充满期待——我不能让他失望。比尔指导我，教我怎样在最重要的时刻做出最好的表现。就好比我站在赛场边，面对一生中最重要的比赛，比尔教练对我说：“你的机会来了。如果投得近乎完美，你就会有更多上场机会，这会改变你的一生。拿起手套，上场投球吧！”
结果，我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这座“新洋基球场”一口气征战了7个赛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