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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夏秋之际，我去云南红河州的弥勒县参加一个财经杂志的年会，归程且行且游，进玉溪境内，有友人邀约到一大湖边吃湖鱼火锅。此湖出于大山之间，缥缈旷远，据说极神秘，因事涉军事，在很多年的全国地图中竟未标出。友人遥指湖畔一峻岭说：“这就是哀牢山，褚时健在那里种橙子。不久前王石刚刚上山探望，吴君愿否一访？”
我在做企业史研究时，曾遍阅有关褚氏的种种报道，并专门写过一篇案例解读。褚时健是中国烟草业的传奇人物，他以17年之功，将濒临倒闭的玉溪卷烟厂带到全国第一、世界第五大烟厂的位置。可是，到1996年他却因贪被调查。事发之后，褚时健的妻子、妻妹、妻弟、外甥均被收审，女儿在狱中自杀身亡，儿子远避国外，名副其实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然而，褚案在经济界引起了极大的同情浪潮。褚时健创利百亿，其月薪却只有区区的1000元。有人算了一笔账，红塔每给国家创造14万元利税，褚时健自己只拿到1元钱的回报。十多位企业界和学界的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联名为褚时健“喊冤”，呼吁“枪下留人”。
1999年1月，褚时健“因为有坦白立功表现”被判处无期徒刑。宣读判决书的时候，他只是不停摇头，一言不发。两年后，褚时健以身体有病的理由获准保外就医，他与妻子在哀牢山上承包了2000多亩荒凉山地，种植甜橙。
此后十余年间，偏远寂寥的哀牢山突然成为很多民营企业家热衷前往的目的地，有的独自前往，有的结群拜访，用最早做出这一举动的王石的话说，“虽然我认为他确实犯了罪，但这并不妨碍我对他作为一个企业家的尊敬”。
对褚时健的同情和致意，超出了对其案情的法律意义上的辩护，而实质是一个财富阶层对自我境况的某种投影式认知。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提出“极限情境”的概念，在这一情境中，通常遮蔽我们的“存在”的云翳消散了，我们蓦然直面生命的基本命题，尤其是死亡。雅斯贝尔斯描述了人们面对这一情境时的焦虑和罪恶感，与此同时，也让人们以自由而果敢的态度直面这一切，开始思考真正的命运主题。
当年褚时健与老妻两人独上哀牢山，并没有想过“褚橙”的商业模式，也不知道会有什么电子商务。他对所受遭遇毫无反抗和辩驳，也不打算与过往的生活及故人有任何交集。自上山那日起，他的生命已与哀牢山上的枯木同朽，其行为本身是一种典型的自我放逐。也正因此，在公共同情与刻意沉默之间，无形中营造了一个巨大的悲剧性效果。
在某种意义上，褚时健在哀牢山上“圈地自困”，带有极浓烈的意象特征，宛如一代在扭曲的市场环境中挣扎成长的企业家的“极限情境”。面对这一场景，人们会不由自主地唤起同理心，构成集体心理的强烈回应，人人心中都好像有一座云缠雾绕的“哀牢山”。
2014年，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他们的心里都有一座“哀牢山”》。然而，此刻读着周桦的这部《褚时健传》，我却有了更深的感叹：在我们这个时代，褚时健的另外一个价值在于，他用顽强的人格魅力走出了那座“哀牢山”。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这位八旬老人开拓荒山，创建“褚橙”，并用互联网的方式逆袭，上演了一出令人惊叹的品牌大戏。“褚橙”的成功带有极大的戏剧性和互联网时代特征，可谓励志而炫酷。这两年，每逢“褚橙”新鲜上市，我都会去淘宝网上默默地订购两箱，一是感奋于八旬老人的创业励志，二是品味一下哀牢山的甘甜与“苦涩”。
在当今这个时代，人人都是改革的获益者，人人却似乎又具有“受伤情结”。褚时健的经历可谓趋于极致，然而，他以超人的乐观主义给予了我们全新的启迪。周桦在书中描述过一个细节：她与年近九十的褚老交流，居然常常谈及未来的5年、10年。
这不是一部普通的传记，它描写了一个人如何在17年的时间里缔造了一个商业王国，然后如何陨落、自困荒山，然后又如何用17年时间走出心理和职业的巨大困局。正如尼采所言，一个伟大的人格，可以在自己的身上克服这个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