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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想想，满地鸡毛蒜皮的生活对于普通人其实是幸事，起码这意味着生活无大事。每个人都可以随口、随时抱怨生活里的小麻烦小磕碰，但当真正的大风大浪来临时，有几人能承受？
1957年，中国开始大规模的“反右”运动。中国电影史上有一部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著名反思电影《芙蓉镇》，里面有一个出身贫农的无赖角色王秋赦，在解放后的各个政治运动中如鱼得水。当“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彻底结束阶级斗争为纲的日子后，他失落到发了疯，每天在镇上敲着破锣大叫：“运动啦！”
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影响深远，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起的第一场波及全社会、各阶层的群众性运动。
1957年6月，当褚时健看到中共中央发出的“反右”运动红头文件时，他正任玉溪行署人事科的科长。很快，早就训练出政治运动神经的各级地方组织行动起来，褚时健被迅速任命为玉溪地区政法系统的“反右”小组副组长。
这场运动无疑让当时各级单位风声鹤唳，参与其中的人的思想压力和内心紧张可想而知。一日，褚时健在办公室仔细阅读了有关如何定性“右派分子”的文件后，内心很不平静。他拿着文件回到家，马静芬正在午睡，褚时健“啪”的一下把文件扔到床上，闷声在一边坐下。马静芬被惊醒：“你做什么？”褚时健低沉着声音，几乎有些恼怒地回答道：“你看看！”
按当时的指导性文件，“右派”比例要在5%～10%。但是，在当时一边倒的政治鼓吹下，几乎任何系统、任何单位都揭发出了比这个比例更高的“右派分子”。更为糟糕的是，在上级单位对这种比例偏高的单位做出认可的姿态后，更多同级机关或单位几乎以竞赛的心态开始“揪出”更多的“右派”。
云南玉溪地区政法系统当时600多人，各级单位报上来竟有160多人，褚时健和任“反右”小组组长的玉溪行署秘书长王瑞亭一翻看名册，两人都沉默了。160多人里面，不少人是他俩再熟悉不过的人，有曾经的战友、同事、要好的朋友。褚时健怎么也不能相信，这些人会是妄图推翻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人。“他们有什么能力去反党？也许就是说了几句话、提了一些意见而已。”他心里很清楚，这些人是怎么被划成“右派”的，白纸黑字，褚时健看得触目惊心。他无法想象这些人的命运，在经自己的所谓审核后，就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褚时健无法接受这么大的“右派”比例，按他的一贯作风，心里不理解的事情一定要向上级领导汇报。于是，他将内心的疑虑向行署领导说了出来：“比例太高了！中央的指导意见是5%，现在我们这里都已经超过20%了！”但领导的想法和褚时健不一样：“还有的地方比我们高嘛！”褚时健不语，沉默良久。领导有些不耐烦了：“我们一定要拥护中央的决定。你可以把比例降下来，但后果你也要考虑考虑。”
褚时健心里也明白自己如果把比例降下来，可能会出现对自己不利的结果。但是，“真的划不下去了”，他说。他和王瑞亭在名单上一再删减、恢复、删减，最后，“无论如何不能再往上增加了”。他们将160多人减下一半。“‘右派’比例13%，可以了吧？超出毛主席说的5%很多了。”褚时健对王瑞亭说。“本来按我的想法，7%就差不多能交差了吧？但实在没办法了。”他后来很无奈地说。
很快，玉溪的“右派”们卷好行李，被遣送到条件艰苦的玉溪元江县红光农场。这些人从此失去了正常人的身份和生活，失去了曾经计划或憧憬的未来。“右派”的身份犹如黥刑在面，成为永远的印记和阴影。
13%的比例还是让褚时健落下了罪名——同情“右派”。“我其实是思想简单，我总觉得要实事求是，党中央的话我们当然要听，但也要结合实际情况来听。明摆着一个爱党爱社会的人，我们都了解的人，就因为一两句话，非说他是‘右派’。这种事情还是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