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想想,满地鸡毛蒜皮的生活对于普通人其实是幸事,起码这意味着生活无大事。每个人都可以随口、随时抱怨生活里的小麻烦小磕碰,但当真正的大风大浪来临时,有几人能承受?
1957年,中国开始大规模的“反右”运动。中国电影史上有一部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著名反思电影《芙蓉镇》,里面有一个出身贫农的无赖角色王秋赦,在解放后的各个政治运动中如鱼得水。当“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彻底结束阶级斗争为纲的日子后,他失落到发了疯,每天在镇上敲着破锣大叫:“运动啦!”
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影响深远,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起的第一场波及全社会、各阶层的群众性运动。
1957年6月,当褚时健看到中共中央发出的“反右”运动红头文件时,他正任玉溪行署人事科的科长。很快,早就训练出政治运动神经的各级地方组织行动起来,褚时健被迅速任命为玉溪地区政法系统的“反右”小组副组长。
这场运动无疑让当时各级单位风声鹤唳,参与其中的人的思想压力和内心紧张可想而知。一日,褚时健在办公室仔细阅读了有关如何定性“右派分子”的文件后,内心很不平静。他拿着文件回到家,马静芬正在午睡,褚时健“啪”的一下把文件扔到床上,闷声在一边坐下。马静芬被惊醒:“你做什么?”褚时健低沉着声音,几乎有些恼怒地回答道:“你看看!”
按当时的指导性文件,“右派”比例要在5%~10%。但是,在当时一边倒的政治鼓吹下,几乎任何系统、任何单位都揭发出了比这个比例更高的“右派分子”。更为糟糕的是,在上级单位对这种比例偏高的单位做出认可的姿态后,更多同级机关或单位几乎以竞赛的心态开始“揪出”更多的“右派”。
云南玉溪地区政法系统当时600多人,各级单位报上来竟有160多人,褚时健和任“反右”小组组长的玉溪行署秘书长王瑞亭一翻看名册,两人都沉默了。160多人里面,不少人是他俩再熟悉不过的人,有曾经的战友、同事、要好的朋友。褚时健怎么也不能相信,这些人会是妄图推翻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人。“他们有什么能力去反党?也许就是说了几句话、提了一些意见而已。”他心里很清楚,这些人是怎么被划成“右派”的,白纸黑字,褚时健看得触目惊心。他无法想象这些人的命运,在经自己的所谓审核后,就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褚时健无法接受这么大的“右派”比例,按他的一贯作风,心里不理解的事情一定要向上级领导汇报。于是,他将内心的疑虑向行署领导说了出来:“比例太高了!中央的指导意见是5%,现在我们这里都已经超过20%了!”但领导的想法和褚时健不一样:“还有的地方比我们高嘛!”褚时健不语,沉默良久。领导有些不耐烦了:“我们一定要拥护中央的决定。你可以把比例降下来,但后果你也要考虑考虑。”
褚时健心里也明白自己如果把比例降下来,可能会出现对自己不利的结果。但是,“真的划不下去了”,他说。他和王瑞亭在名单上一再删减、恢复、删减,最后,“无论如何不能再往上增加了”。他们将160多人减下一半。“‘右派’比例13%,可以了吧?超出毛主席说的5%很多了。”褚时健对王瑞亭说。“本来按我的想法,7%就差不多能交差了吧?但实在没办法了。”他后来很无奈地说。
很快,玉溪的“右派”们卷好行李,被遣送到条件艰苦的玉溪元江县红光农场。这些人从此失去了正常人的身份和生活,失去了曾经计划或憧憬的未来。“右派”的身份犹如黥刑在面,成为永远的印记和阴影。
13%的比例还是让褚时健落下了罪名——同情“右派”。“我其实是思想简单,我总觉得要实事求是,党中央的话我们当然要听,但也要结合实际情况来听。明摆着一个爱党爱社会的人,我们都了解的人,就因为一两句话,非说他是‘右派’。这种事情还是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