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褚时健在地委和行署工作期间，除了常规的人事工作，还要时常带着各种工作组、工作队到下级的县、镇去蹲点检查工作。1954年，玉溪地区开展小学整顿工作，正在玉溪地委宣传部工作的褚时健和地委共青团的书记两个人负责此事。工作检查到呈贡县，褚时健在中心小学召开了一场座谈会，主要内容就是听校长介绍教师队伍情况。校长说着说着，“马静芬”这个名字就引起了褚时健的注意，因为校长在汇报教师队伍存在的问题时，“马静芬”三个字频频被提起。褚时健听明白了，这是校长认为最不听话、最不守规矩的一个老师，而且还是个女老师。
既然问题这么严重，散会后褚时健就让校长把老师们的档案都拿来看看。他也很好奇，一个女教师，怎么就成了“最不听话的”呢？校长拿出一摞档案，褚时健一张一张仔细看。看到马静芬的档案时，褚时健特别留意了一下自我介绍一栏，本想看出“坏”的痕迹，没想到看着看着褚时健却得出完全相反的印象：“短短100多个字，写得非常得体，抓得住重点，没有一句空话。一个只有小学文凭的年轻姑娘，比高中生、中专生表达得还要清楚。”再看看照片，小小的证件照，却能看出这姑娘眉清目秀。短短半天，褚时健对马静芬竟产生了好感，尽管还没见面。
工作队长毕竟做事严谨，有了好感后，还是做了一些调查。他叫来呈贡县委宣传部的小赵，点了五六个呈贡中心小学老师的名字，“你把他们的情况说来我听听”。这几个名字里就有马静芬。事实上，褚时健也只认真听了有关马静芬的那段介绍。听完介绍，褚时健忍不住对小赵说：“不咋个坏嘛，哪有说的那么严重？”小赵听了叫苦连天：“哎呀，你不知道，个个都怕她。”
60年后褚时健回忆当年感情的开始时，偶尔会把顺序记错：“好像是先看的档案，才开的座谈会？”马静芬会立即纠正：“搞错了！你以前和我说的是先开座谈会，再看的档案！”褚时健笑笑：“唉，当时都乱了。”
应该是心有些乱了。之后呈贡中心小学的分组讨论会，褚时健都出现在马静芬所在的小组，不怎么说话，只是静静听大家发言，坐一两个小时就走了。经常见面的两人很少交流，一个是领导，一个是普通教师，偶尔说两句也都是例行公事。年轻的马静芬没多想，只是觉得奇怪：“工作队这个队长怎么老在我们组开会？”不过，她对褚时健的工作评价很高，觉得这个领导实事求是，说话都在道理上，而且不啰唆，她觉得自己很愿意听这个年轻队长的一些工作建议。这对于马静芬来说的确不容易，在中心小学工作的一年多，她对于周围的人和事基本上持看不起的态度。
对于褚时健来说，这些小组会议就很重要了，他在慢慢观察这个给自己好感的女老师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慢慢地，他发现自己对马静芬的好评越来越多，“很努力，很认真，聪明，有想法”。他对马静芬的心思差不多已经定了，但他倒也不着急，因为还不知道马静芬的心思，“后面的工作慢慢做”。
因为马静芬的表现的确出色，褚时健于是和一起下到工作队的共青团书记商量，把马静芬抽调到了教改工作队。马静芬先是被调到玉溪当时条件最不好的元江县去教改，然后又去了玉溪地区条件比较好的通海县进行教改。但无论条件好坏，她越发令褚时健惊奇：虽然年纪轻轻，小姑娘做事说话却利落爽快，而且原则性很强。1954年，她因工作出色，入党申请被批准。“我越来越觉得她和其他人不太一样。”褚时健后来回忆说。而且他也承认，一年之内把马静芬调来调去，是有意为之，他就是想看看马静芬到底是什么样的性格。在通海工作期间，马静芬还被请上教职工大会的主席台，发言讲述自己的教改经验心得。走下讲台后，褚时健对她说：“小马，过五关斩六将啊！”
决定性的一次谈话是在通海县进行的。马静芬在通海工作的最后一天，褚时健把她叫到了办公室。马静芬以为又是一次有关工作的谈话，兜里装了个小本子就去了。两人面对面坐下，中间隔了张大桌子，桌子上还放了两个暖水瓶，以至褚时健看不到马静芬，马静芬也看不到褚时健。马静芬掏出本子等着褚时健说话，没想到等了半天对面也没出声。马静芬心里正犯嘀咕，褚时健说话了……说了什么，2014年马静芬和褚时健在回忆时都表示不记得了，有旁人帮忙回忆说应该是：“你觉得我怎么样？”这一类话，不过褚时健笑笑，觉得自己当时应该不会这么表达，他应该更含蓄一些。能够想象，在那个年代，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个人情感的表达不会有什么浪漫和感情色彩，况且还是从来不太会表达自己感情的褚时健。
无论如何，那就是一场隔着两个大暖水瓶、靠声音传递的表白。马静芬说自己是怎么回答的，怎么走回宿舍的，大脑里完全是空白。她只记得当晚把自己藏在被子里，哭了半个夜晚，室友无论怎么问她也不回答。
这场哭泣，不是高兴也不是害怕，只是一个年轻女孩子在爱情和未来面前的惶惑和不知所措。
紧接着，马静芬的不置可否让褚时健和周围人都着了急。褚时健的部下们有机会就向马静芬介绍褚时健的能干和吃苦耐劳。后来马静芬说：“后来我才知道，他们都是华宁人！”但她还是动了心，她想：“一个党员，应该不会错吧？”况且褚时健在干部群体里口碑太好，她觉得自己好像找不到拒绝的理由。偶尔褚时健会约她去城郊散步，她也越来越自然地赴约了。
她把褚时健的一张小小证件照带回了昆明家中，让家人看看。没想到姐姐妹妹们的反应是：“好黑！”“看着好凶！”“好老啊！”马静芬急了：“人家才26岁！”
1955年，褚时健和马静芬领证结婚。马静芬说自己都没到民政局就拿到了结婚证，因为褚时健拿了她的相关证明，自己跑了一趟民政局，回来两人就已经是合法夫妻了。但这一天的日期马静芬记得非常清楚：1955年10月20日。然后她和褚时健花了10元钱买了点糖，两人都换了身干净衣服，请两边的同事到褚时健单位会议室坐坐，领导也发表了谈话，大家吃了喜糖，说说笑笑一番，两人的婚就算结完了。本来马静芬和褚时健商量，从会议室出来再请大家去看场电影，褚时健“哦！哦！”答应了几声，马静芬就没再问。“结果我的同事们去了电影院，他也不在，没看成。”马静芬躲在屋子里，生了气。
结婚三天后，又生了一场气。因为褚时健当天没回家，也没留任何话，马静芬新婚新妇，也不好意思问别人。两天后褚时健回来了，没事儿人一样，马静芬放下了担心，却气不打一处来：“你去哪里了？”褚时健说：“出差嘛，去峨山了。”
马静芬年老后自嘲：“找对象前，我本来和家里人还宣布了自己的‘三不原则’，‘一不嫁农民，二不嫁寡妇的儿子，三不嫁独子’，结果碰到了褚时健，三条都没算数。他虽然不是独子，但是家里老大，家里什么事都要负责，和独子也差不多。”
褚时健和马静芬的婚姻生活开始了，和所有的家庭一样一地鸡毛。对这样两个婚前生活轨迹完全不同的人来说，新的考验、新的磨炼接踵而来。这是不同于战争和革命工作的考验和磨炼，平淡生活的婚姻就像淙淙溪水击打着顽石，一切改变都在不知不觉中开始并完成，男女皆如此。
马静芬不仅要适应和自己生长背景完全不一样的褚时健，还要适应和褚时健的弟弟褚时佐相处。那时褚时佐在玉溪的一所初中读书，平时住校，周末回家。褚时健的工资在当时玉溪干部里算较高的，每月有90元。因为要承担弟弟的生活费、学费，日常生活倒也没体现出高工资的优越，不过在那个年代，在国家干部之间几乎也没有贫富差距。褚时健习惯把钱放在抽屉里，弟弟每次回家就自己从抽屉里取，取多少褚时健也不管。他也不算一个特别细心的兄长，大概因为离开家比较早，他对如何照顾人比较陌生，所以和褚时佐的沟通也并不多。况且二人相差了十几岁，褚时健几乎把褚时佐当成一个小孩子来看。
结婚后，马静芬觉得他俩应该担起哥哥嫂嫂应有的责任。她看褚时佐每周末回家，不看书不学习，回家的主要事情就是从抽屉里拿钱，然后就出门玩去了。她提醒褚时健：“是不是要过问一下你弟弟的学习？”褚时健才想起叫褚时佐把功课拿出来检查检查，这一检查不要紧，弟弟的作业本上几乎全是大红叉，褚时健很生气：“你这是在学些哪样？”把弟弟大骂了一顿。马静芬提醒褚时佐：“下周记得再把作业带回来。”过一周，褚时佐又回家，打开作业本一看，全是大红勾。褚时健更生气：“哪有进步这么快？！你是不是抄了人家的？”褚时佐不出声，又被哥哥骂了一顿。马静芬说：“后来褚时佐和我们相处很不好，大概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记我的仇吧？”
家庭的事情褚时健是能不管则不管，他的工作很多，也没有养成对家庭依恋的习惯。显然，一个16岁就离开家庭、10年来一直在艰苦条件下颠沛流离的男性，很难因为婚姻就改变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这一点令马静芬非常不满。作为一个从富裕家庭成长起来的年轻姑娘，她对婚姻、家庭有很多期待，对丈夫也抱有很多希望。两人明显在这一点上毫无默契。马静芬觉得根本不了解自己的丈夫，而褚时健丝毫没感觉到妻子的不满，他的心思依然全部在工作上。
婚后不久，马静芬怀孕了。她想象中来自丈夫的体贴和照顾全部没有变为现实，多年后她依然不原谅当时褚时健的粗心：“我让他去帮我买条鱼，他竟叫我去食堂吃！”1956年11月，女儿褚映群出生。马静芬知道要指望褚时健帮忙带孩子是不可能的，于是，她把母亲从昆明接到玉溪，帮自己照看映群。这时，褚时健已经调到玉溪行署人事科任科长，工作更忙了。马静芬自己也调到距离玉溪城外10公里处的大庄中心小学任教，因为交通不方便，教学任务也很重，她经常住在学校，于是家里常常是马静芬的母亲一人带着外孙女褚映群。
女儿褚映群幼时
在马静芬看来，褚时健如此粗心是因为他自己的母亲曾经历尽苦难，所以觉得妻子受的苦都微不足道。而褚时健觉得自己并没那么想，他的解释是：“那时一心在工作上，真的没有想那么多。”
最让马静芬觉得糟糕的一次是自己入医院做手术，褚时健居然那天还安排了会议，医院里只有母亲领着褚映群陪着她。看着老的小的都在哭，马静芬心里委屈万分，她觉得自己实在不能理解褚时健。
对于大多数年轻的中国女性来说，婚姻是生命的全部，而对于年轻的男性，婚姻只是生命的一部分。所有有关婚姻的抱怨和不理解，大都来源于这个意识上的分歧。而妻子对丈夫的抱怨，也大都是“不关心，不体贴，不爱、不管”。任何年代皆如此，马静芬和褚时健之间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