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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静芬虽然已经年过八十，头发花白，脸庞瘦削，但她身上保持了年轻时甚至是少女时的两个特点。一是她的眼神。那是一种利落的、简洁的，甚至严厉的眼神，和不熟悉的人见面时，这种犀利的眼神尤其明显。二是她的腰板。她从来都是腰板直直的，虽然因为年老，背稍微有些驼，几十年间也病痛不断，甚至得过足以击垮人意志的癌症，但她的腰板从来都很挺直，全然不像一个耄耋老人。
马静芬的出身和褚时健完全不同，她的父亲早年是兴文银行上海分公司的襄理，从云南昆明到上海滩工作的高级金融职员，收入和社会地位都不低。上海沦陷于日军手里那年，马静芬的父亲带着一家老小是坐着专机从上海飞到昆明的，可见家庭显赫的一面。不过这似乎也不能说是马静芬性格要强的来源。马静芬的母亲不是原配，算填房，所以马静芬尽管是母亲生的第一个孩子，但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马静芬从小就性格倔强有主见，小时候她的母亲会抱怨做襄理的丈夫忙得不管自己，马静芬小小年纪就会冷冷地劝母亲：“你不要抱怨了，你生了这么多女儿，他都没说什么，也没出去找别人，不是很好了吗？”母亲也就不出声了。“大概天生性格就是这样不好对付。”她轻轻地笑着说自己。
其实马静芬的母亲是当年昆明女中的毕业生，家庭富裕，在当时算得上非常有见识的女性。在嫁给马静芬的父亲后，大概因为家庭事务复杂，少奶奶的生活过久了，慢慢也就习惯了指挥指挥用人、闲了打打麻将的生活。在马静芬的记忆里，母亲脾气不太好，但不算一个很严厉的人，尤其在对待女儿的学业上，母亲表现得并不是很在意。
马静芬3岁时由母亲亲自领着上了幼儿园，她只记得当时的幼儿园有一张三角形桌子给自己用，里面用来装书包、零碎东西之类。之后几年的幼儿园生活基本上就是“老师讲他的，我玩我的”，晃晃悠悠到了小学。马静芬的倔强性格在小学完全展露出来，小学没上多久她就回家跟母亲说不想去读了，母亲自然不干：“为什么不去了？”“我记不住。”她的回答倒也干脆。母亲劝了半天，给她讲道理，也问了很多次“为什么不念，到底为什么”。马静芬最后找了个理由：“那个老师是个小脚，头上还梳一个‘鬏鬏’（云南话：发髻），我不想跟她学。”话说得这么坚决，母亲也无可奈何：“算了算了，不念算了，在家待着吧。”
20世纪30年代的马静芬一家
于是，她在家待着和兄弟姐妹、家里的用人玩，父亲工作忙顾不上管她。而且父亲母亲闲暇时还爱打打麻将，更没工夫管她。马静芬倒是在8岁就学会了打麻将，因为大人们习惯了晚上打麻将后要吃夜宵，小孩子们贪吃，就坐在麻将桌边边看边等那碗夜宵，看着看着不经意就学会了。
上过的几天小学仅仅教会了马静芬加法和减法以及一些汉字，一直到12岁，马静芬都对知识没什么概念。加之父亲几乎一年换一个工作的地方，一家老小便跟着四处奔波，马静芬更对学习没了兴趣。12岁时，父亲带着家人跟随银行到重庆任职，母亲又想起应该送马静芬去读读书，于是她重新入校。这次因为年岁大了些，也看到比自己小的人掌握了不少知识，自己心里也有些着急，马静芬沉下心来学习了。她记得刚进新学校那天，校长给自己考试摸底，可自己却连除号都没有写对，母亲着急得在窗外拼命比画：“不是那样！这样！这样！”不过，因为聪明伶俐，马静芬学习起来很快，她后来回忆说：“班上大概是我最先掌握鸡兔同笼的各种数学问题。”不过，她终究对学习兴趣不大，后来又转学到上海，念到初一后就彻底不上学了。
抗战期间，马静芬和家人辗转昆明、重庆、上海，生活虽然有些颠簸，但家庭小环境却是富足安逸的。虽然她对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很无所谓，但复杂的家庭结构和富裕人家的各种问题对于她来说再熟悉不过，也再厌烦不过。
马静芬的童年和少年都是中国处在战争中的时期，不过因为是女孩子，家庭环境也把她和兄弟姐妹们保护得很好。马静芬对于战争没有太深刻的印象，她只记得有一年银行迁到云南保山，一天正是“五一”节，她和姐姐挥舞着小旗子跟家里人逛公园，突然天上许多飞机轰鸣而过。公园里的人不明就里，还带着小孩子们一起数：“一架，两架，三架……”然后飞机就开始往下投掷炸弹，公园一片混乱。“那是1941年吧？太久了不记得了。就记得我们一起进公园六个人，死了两个，重伤了两个，伤了两个。我和我姐都带了伤。”
马静芬说的正是1941年，日本对云南进行系列大轰炸的时期。那些飞机从腾冲方向飞过来，一路飞一路炸，云南人死伤无数。在马静芬的记忆里，还有在防空洞里大人为了不让小孩子的哭声传出去，死死捂住孩子的嘴，结果把孩子捂死的记忆阴影。那个年代成长的女孩子，因为时代而造成了许许多多冰冷的回忆，她们的性格里，自然也就有了很多坚强吧？
外面在打着仗，家里兄弟姐妹众多，马静芬辍学在家的日子也并不清静。在上海读书的时候，她因为上手工课，学会了织毛衣和其他一些手工，所以偶尔在家动动手做手工，倒也不觉无聊。马静芬的手很灵巧，她的手工总是得人夸赞。但马静芬从来都有自己的主意，别人夸不夸对她影响都不大。有时用人来催她把衣服换下去洗，她心里想的是：“那么多衣服你都洗，你不累吗？”但她嘴里也不表达，只是“不换就是不换”。
马静芬在家中的女儿里排第二，按西南人的传统说法，家里的老二通常性格别样一点，脑子好用一点。马静芬也给人这个印象，家里人都有共识：“二小姐不好惹。”
父母大概看她没什么事情做，算算年龄已十五六岁，按习俗应该是订婚的年纪了。母亲半开玩笑半生气：“不念书就把你嫁掉！”她看中了自己娘家的一个侄子，觉得很适合自己的女儿，没想到告诉马静芬后，二小姐不喜欢，生气了：“我不和他！”母亲听了也没在意，以为女儿害羞闹点小脾气，依然把侄子请到家里来做客。
马静芬知道了母亲的心思，她起了另外的主意。家里有只很凶的大狗，平时都用链子拴在门柱上，怕它吓到人。有一日马静芬听说那位表哥要来家里，就悄悄把狗链子解开了……结果可想而知，大狗狂吠起来时，可怜的表哥夺门而逃。
大家并不知道这是马静芬的恶作剧，所以表哥还会再来。马静芬也没法第二次再解狗链子，只能甩脸色给表哥看。一次，表哥到家后表示要洗漱洗漱，有用人给他指了洗漱架，马静芬心想有好戏看了，悄悄闪躲到一边看着，大气不出。她知道洗漱架上除了香皂肥皂，还放了一支很像牙膏的外用药膏，表哥肯定会弄错。果不其然，表哥拿起药膏往牙刷上一挤，张嘴就开始刷……结果可想而知，撞到马静芬枪口的表哥……牙齿顿时红了。“后来想想还是后怕的，要是他吞下去毒死了怎么办？”马静芬年老后恢复了当年的俏皮劲儿，调皮地说。
这次马静芬挨了母亲的骂，但母亲也知道了女儿的心思。母亲了解自己这个说一不二的二女儿，不再安排这门亲事了。
父母的安排算是失败了，有个性的马家二小姐觉得应该找自己的出路。1950年，云南解放，解放大军进入云南。马静芬看到外面火热的世界，想想自己厌烦多年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决定参军。
马静芬的影集里一直留着一张1951年12月她从边防保卫局教导队四区队毕业时和二组战友们的合影。当年19岁的马静芬在画面的中间，清秀圆润的脸上全是稚气和青春的倔强，就像她更小时候的照片一样。她没有一般人照相时那样对着镜头露出的笑容，她的嘴紧紧抿着，眼神笃定，让人天然有距离感。照片中的她不算最美艳，但是，无疑是最特别的一个。照片上的几位男性领导据说大部分都和马静芬吵过架，有战友告诉马静芬：“领导错了也不可能向你道歉的。”马静芬也开朗：“没关系，反正我已经吵出来了，出气了。”
1951年马静芬（后排正中）和边防保卫局的战友们
马静芬最早在解放军的十三军里当一名战士，后来转到边防保卫局。但家人不太同意她在部队待着，大概传统的观点觉得女孩子还是少跟刀枪战争打交道比较好，虽然马静芬在部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文工团工作，但毕竟那里是属“武”系统。
1953年，马静芬从部队退伍，被分配到昆明附近的呈贡县中心小学教书，虽然是乡下，但这份工作很让家人满意。
不过马静芬发现自己在学校过得并不是很开心。本来，一个年轻漂亮的女老师从部队文工团下来教书，有资历有气质，学校的领导和老师都很认可她。但是她发现地方单位的风气和部队的作风有很大差异，这里有明显的利益之争和复杂的人际关系。马静芬自小在家我行我素，在部队也是很简单的环境，自然不习惯这样的地方。特别是每逢周末，马静芬更感到别扭。周末的时候，学校例行有政治学习，学习结束之后，多数要安排一场舞会，年轻女老师必须出席，任务是教首长们跳舞。
这是解放初期许多国家单位的休闲例排节目——教首长跳舞。革命队伍里不少年龄或大或小的领导，因为长期在战场，没有机会放松自己，自然也就不会跳交际舞。解放后，和平生活到来，各国家单位都贴心地安排周末舞会，让有文艺特长的年轻姑娘教首长们跳舞，还借此促成了不少革命姻缘。
马静芬这才知道为什么学校会把自己招来当老师，大部分原因应该是会跳舞，还是一名文工团女兵。但是，她自己的安排是周末政治学习后就回昆明的家，呈贡到昆明也就是一小时的火车车程。
她常常请假，学校领导非常不高兴。
一次，学校已经连续几个月两周才放一次周末假，马静芬已经很久没回家，但周五校长又宣布：明天周末不放假，学校要开会。马静芬憋不住了，她身体一直有些不舒服，想回昆明找医生看看。于是她找到校长请假，校长自然不批：“又请假？要开会！不能走。”马家二小姐马静芬急了，开口说道：“我是去看病。死了你负不负责？”
校长没辙，只能准假。马静芬是赌气回的昆明，自然也就没按规定时间回来。
而这个时候，正好褚时健作为地区领导到了呈贡县检查文教工作。
两人的缘分就此开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1954年，褚时健26岁，马静芬2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