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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粮工作

1950—1951年的征粮工作对新成立的政府和云南当地人来说都是一件大事。除了当时进入云南的解放大军超过10万人要吃饭,新政府还要承担国民党起义部队及原边纵队的成员、过境云南到西藏的部队的粮草供给。第一任云南省委书记宋任穷给出了一个数字——10亿斤公粮。时任西南服务团领导的刘岱峰就西南地区的财政困难曾说:当前的困难主要就是开支大,西南地区共170万人要政府养活,云南有40万人。如何办,要公开讨论,让大家都了解困难,共同来想办法。

办法的核心无非四个字——征粮收税。但这四个字后面得付出多大的代价?

对于有田地的老百姓而言,这次征粮是一次额外的征收,因为这一年度已经给国民党政府交过一次粮了,新政府要征收,对他们而言就是多交一次。而且战乱时期,田地收入本来就不佳。

能够想象征粮工作的难度有多大,有地的农户普遍对征粮带着抵触情绪,有的地方甚至爆发了反征粮的动乱。更为糟糕的是,残留在大陆的国民党力量和当地的一些土匪力量趁新政府力量薄弱,在群众中散布谣言,挑拨政府与群众关系,使得征粮工作引发的一些负面情绪一发不可收拾,云南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抢走公粮、杀害征粮干部的情况。从1950年4月起,云南匪患开始抬头,到月底土匪已经发展到4.5万余人,尤其严重的是匪患集中发生在了腹心地带的产粮区。土匪攻占了十多座县城,杀害中共征粮干部600余人,抢走公粮260多万斤。短短几个月,“征粮”与“剿匪”成了新政府并行的两大重要任务。

褚时健虽只是一个村的征粮干部,但面对的困难一点儿也不小。县里的干部们在一起开会,吐的都是苦水。随部队南下的一位南京女干部苦恼最多。她每次到村子里,就召集农民开会,号召大家诉苦,痛斥国民党如何在政治上压迫老百姓、在经济上如何剥削老百姓……说着说着,女干部自己都先掉了许多眼泪。但老百姓不认账,看着女干部一脸伤心泪,完全无动于衷,有的还笑起来:“你个娇小姐,哪儿吃过苦?还哭得鼻涕眼泪的,骗人的嘛!”征粮完全不成功。“王同志,你眼泪掉太多了,没啥用处。”褚时健提醒说。

解放初期的褚时健

在他看来里,一些干部的做法不切实际,太简单,太想当然。许多随部队南下的干部对云南当地情况不了解,也缺乏和当地老百姓的沟通,机械执行上面的征粮任务。有的干部征不到粮或征不够粮,认为老百姓有意对抗新政府,结果就把部队的强硬作风摆出来,将不交粮的农户吊起来进行惩罚,一些干部甚至动手打人。这下对立情绪更严重,征粮越发进入困境。

但褚时健征粮却一直出奇的顺利。一个村的征粮任务,规定两个月完成,褚时健10天就完成了。“什么事情都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农民的语言、农民的感情我都有,能够为他们着想,万事就都谈得拢了。”

“让农民认账”是褚时健征粮的基本原则。征粮的政策是田多多征,田少少征。他的方法是,白天叫上农民代表一起到田里去看看,量量,晚上回到村里和农民们一起开会商量要交的数量。“我知道农民的心思,谁都想少交一些。”结果可以预料,报上来的亩产数量都少得离谱。褚时健也不着急,坐下来和农户一起抽上水烟,慢慢说话:“老倌,你这个数就不合了。我也是农村人,你说你这一亩地只有300斤粮食收,哪个都不信。这一亩田,大小八九百斤粮食是有的,我让你全部都交,就是我不合适了。留你全家的口粮,你拨拨算盘,一亩交个700斤总合适吧?”

农户说不出话来,知道这个小褚干部了解情况,说得也合情合理,自己家毕竟也留了粮食,所以一般也就同意了。“好了好了,你样样都搞清楚了,骗不到你,交了交了。”

也有固执的,坚持按自己说的数来交,褚时健应对得不慌不忙:“这个粮国家肯定要收的,这是国家大事。今天我来和你评500斤、600斤一亩,你们一家都有足够的粮食吃;明天另外的干部来,评你个900斤;再碰到粗暴点的,把你吊起来问你要粮,到时你干不干?”他接着说:“十几万大军等着吃饭,我们云南那么多农民,那么多土地,负担这点不算多。人家打仗我们给点粮,总要为国家做点事情对不对?你回去想想,想一晚上,明天来告诉我你交多少粮。”

第二天,农户都来报数:“褚组长,就按你说的嘛。你说多少是多少。”

有理有节,有软有硬,农户们从没接触过这么年轻、这么会说话的干部。如此一家一家做工作,褚时健说自己半个月就完成了粮食入库,而同时开始征粮的一些干部却连征粮的数量都还没定下来。

“跟农民商量事情,或者跟其他什么人商量,把双方利益摆平,话就好说了。你的征粮任务重要,他的肚子也重要。做事做实事,说话说实话,大家都信任你。哪个服你的强迫?一杆枪顶上去逼人家听话,白天听你的话,晚上他就暴动了。事情做公平了,利益平衡了,他心里舒服,你喊他暴动他也不暴动。”

褚时健一直说自己受中庸思想影响大,什么事情都不想一条路走到绝。“留点余地,心慈一些,善一些,对大家都好。”

因为在宜良征粮顺利,周围几个县的干部们都知道了有个褚时健征粮有一套,农民都听他的。老家华宁的领导趁一次褚时健回家探亲时,把他留了下来,手续也不用褚时健去办。“函件我们写了寄过去,你们领导那边的招呼我们来打,你什么都不用管,留下来赶紧征粮。”

褚时健到华宁后,领导接受褚时健的建议,调整了征粮方式,全县很快完成了征粮任务。

到1950年底,云南省共完成1949年公粮大米3.9亿斤,初步保证了军队及地方干部的粮食供给。 K1X0MZiZPKiJklzZQVCqgWblmp0d3R3XBE9Ssigai/OWIX/hRK5SBuzZ4N+mmHx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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