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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2014年）国庆的时候，我和老伴儿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我老伴儿说：“都解放65年了，你说快不快？”65年，哪里能快？你说一个人要经历多少苦、多少甜才能把65年度过来？那天我心里想了很多，真的很不平静。65年前，我丝毫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道路是这样的，也无法想象。一个21岁的小伙子能想多少东西？更何况那个时候每个人都很单纯，特别是像我们这样参加过革命的人，每天都很乐观，都在为每一天的革命生活激动。
我是在读书的时候参加革命的。不过，一个学生，革不了多大的命，但思想上是很进步的。我算是在昆明真正成为一个成人的，我最早的共产主义思想都是在昆明时期形成的。而真正扛起枪参加革命则是在1949年，那一年我加入了游击队。
这一年全国各地陆陆续续都解放了，云南还在打仗。国民党有两个军的人马在云南，他们的任务就是所谓的“剿共匪”，其实是垂死挣扎。但云南重要啊，边境省份，又有那么多少数民族，国民党肯定不想放弃。解放大军还没打到云南，所以在云南和他们打仗的主要是共产党领导的一支叫作“讨蒋自救军”的队伍——名字里有个“军”，其实不算正规部队。参加的人有一直在云南打游击的老游击队员，有进步学生，有从国民党队伍里面起义过来的士兵，有一些生活过不下去的农民，还有一些收编过来的土匪，真是什么人都有。我和我两个堂兄弟在里面算是文化素质比较高的。我当时是自救军二支队十四团三营九连的游击队员，在云南的路南、陆良、泸西、师宗、罗平这些地方打游击。但我们进行的游击战，不是正面和他们打，而是利用自己对云南的熟悉，变换着地方打仗，在有利的地方和有利的时间跟他们打。毛主席“敌进我退”“敌疲我打”的话应该听说过吧？我们那时就是这个方针原则。
应该是那年（1949年）5月的时候，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改名字叫“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二支队”。所以也可以说我是军人出身，是真正扛过枪干革命的军人。
即便是改编成为正式军队，我们的条件还是很艰苦的，吃住都成问题。住方面肯定是居无定所，游击、游击，不就是移动着打仗？打到哪里住到哪里，睡外面的时候也不少。吃就不说了，上面的供给不是很稳定，有也不多。一两个月吃不上一顿肉很正常，饭嘛，基本上就是吃苦荞。我们活动的区域主要是彝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当地人为了防备天灾，都需要粮食储备，没有大米，只有苦荞，我们就是吃他们的苦荞。那是真的苦，现在听说苦荞对人体有好处，真拿来当饭你试试看。
不仅吃住不好，每天都是提着脑袋活，不知道哪一天命就没了。我记得从昆明来参加自救军的进步学生有100多人，到改名为边纵队的时候就只剩下50多人了。坚持不下来的都是因为生存条件太艰苦，打仗也太残酷。我记得有一天，在泸西午街铺，那是个小镇，刚吃完午饭，队伍刚刚换完班，我所在的连队正好被换到了队伍的最前面。我和连部的通讯员坐在一起，我记得他的脸上长了好多麻子，很好玩的一个人。记不得我们当时正在说什么，突然一颗炮弹就飞了过来，刚好插在我俩中间。我事后才知道那颗炮弹是缓爆炸，引线长一些。他突然一脚把炮弹蹬（踢）了出去，就是几秒钟的事，炮弹一下就爆炸了，喷了我一身的碎石碎草和土，乱七八糟的。我大叫：“你搞什么？！”那个通讯员说：“你还叫，我把炮弹蹬下去了，不然咱俩都完蛋了，你知道不知道？”我这才反应过来。这个通讯员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排长，是起义过来的，对打仗比较熟悉。我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人生第一次感受到“死”距离我很近，随时都有可能死，真的是生死一线间。
所以我从那时就知道，把每一天安排好，就是对人生负责任。想得太多，没有任何意义。
我和我的堂兄弟们当时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尽管我想象不出社会主义会是什么样子。我们都认为只有跟着共产党才有出路，所以眼前的苦算不得什么。跟着共产党干，风险是有的。不过不管了，我们都相信解放后就好了，一切都会变好。
但打仗总归是很残酷，很多人都因为打仗死了，比如我的堂哥褚时仁。时仁堂哥的死对我思想冲击很大，我和我大伯、三伯家的几个堂兄弟相处一直都很好，如果论兄弟情深，和褚时俊、褚时杰、褚时仁这几个堂哥堂弟更甚过几个亲弟弟。可能是我早年成长时期几个重要阶段都是他们和我在一起的缘故。我的共产主义思想，对共产党的信任，很大程度上和他们有直接关系。褚时杰和褚时仁还是我游击队里的战友，褚时仁和我在同一个团，我那时20岁出头，他大我几岁，也就二十四五岁，白白胖胖的，不像我黑黑瘦瘦的。我和他都是年轻小伙子，只想过如何活，从未想过有一天会死，而且那么早。
我记得是1949年秋天的时候，10月份。当时我们连所在的边纵队二支队十四团三营在陆良马街和国民党的征税队交了一次锋，说是征税队，其实就是搜刮民财的军队。当时三营的人掌握了征税队正在马街的消息，搞了次突然袭击，结果胜了，还俘虏了好几十个人。这下整个营队都高兴得很。那个时候外省解放的消息经常传来，这个胜仗让我们觉得，云南的解放也有希望了。老百姓也高兴，共产党打胜仗了嘛！国民党快完蛋了。老百姓都很实在，送了好多猪肉过来。
一高兴就轻敌了，其实国民党已经派了部队过来报复三营。那天正是中午，平时吃午饭的时间，营队通知说晚一点吃饭，因为老百姓送了猪肉过来，每人可以分两公斤猪肉。我们难得吃到肉，心里都很期待。但大家都不知道其实就在那个时刻，我们已经被国民党一个团的人包围了。
队员们刚刚领到猪肉，国民党部队的重机枪从两个侧面就开始响起来，我听见连长叫大家赶紧撤退。时间太紧张了，猪肉丢得满地都是，我和我们连的通讯员一起，跟着连长往村子外撤。一路上我有点心疼那些丢掉的猪肉，和通讯员两个一边退一边用枪挑了不少肉跑出来。
晚上到了安营的地方，大家正准备架锅生火做饭的时候，也在三营的我堂弟褚时杰慌张地找到我，说：“二哥没出得来。”我心里一下就沉了下去，心想“坏事了”。我堂哥褚时仁那段时间因为得疟疾，本又加上那几天连续打仗，他的身体肯定已经吃不消了，根本跟不上大部队。后来我知道，他就是在往村子外撤退的路上，被国民党机枪手的三颗子弹打在脊背上，从心脏穿了过去。我二哥当场就没命了，老百姓帮忙收拾的尸体。后来他们告诉我，褚时仁是扑在地上死的，三颗子弹形成了三角形，留在他的背上。
你现在去昆明附近的东风水库，那里有一块纪念讨蒋自救军的烈士纪念碑，上面就有褚时仁的名字。我们小时候在一起玩，一起说很多话，一起做很多事，欢欢喜喜的时候多，根本没想过二哥会死得这么惨，会做烈士。他在昆明读的是师范，文文静静的一个人，不爱枪啊炮的。本来还有个未婚妻，叫周兰仙，两个人很恩爱。但他20多岁就牺牲了，真的很可惜。革命就是这样，要牺牲，要付出代价。我当时就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对于生死的看法和现在的年轻人不一样，当然不一样，怎么能一样？我们是经历过活了今天就可能没有明天的人，过去如何、将来如何都不重要，现在、目前就是一辈子。
想想1949年我们在一起打仗的战友们，死得都差不多了。据我所知，现在还活着的80多岁的人，只有两个——我和一个女战友。她不打仗，只是演点戏、唱唱歌，和我们枪林弹雨的不一样。我们是敌人来了要冲上前，她们是敌人来了要先撤。生生死死的事女同志经历多了不好，毕竟女同志要脆弱得多。
一个20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有多么坚强也不好说。战友们和我二哥的死给我的触动还是很大，让我对人生的看法有了很大改变。什么改变？做什么事更坚决了，不爱多想了。我那个时候在部队里还算是有点文化的人，毕竟那个时候能读到高中的人并不多，所以我说话做事都比别人显得更有想法。可能就是这个原因，我们连长让我做了连队的指导员。连长叫李国真，加入自救军之前曾在龙云的护卫旅任连长，本来都已经不当兵回老家路南了，但共产党成立边纵队，他又出来当兵扛枪了。他很熟悉打仗，我们都很佩服他。我一直觉得自己刚刚加入部队，要学习的东西很多，特别是有关共产党的一切，了解不多。对于共产主义，以前听堂哥褚时俊介绍很多，但我自己的觉悟还是有待提高。但不知为什么，李连长把我看中了，让我来做连队的指导员。（旁问：您是不是很会跟人聊天？）嗯，这个倒是，我平时不爱说话，但说话别人都还是愿意听的。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我枪法好，李连长就把我看中了。他对我说：“你做好大家的思想工作，打仗的事情我来负责。小老弟你放心，咱俩一起工作，不会比任何人差。”李连长大我十多岁，以前在龙云部队领导过将近200人，所以我很信任他。
我这个指导员当得也不错，一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指导一个连，没有点真材实料别人不信服你。49年（1949年）在路南圭山，我们支队的两个团和国民党的481团打了一仗，然后两边就对峙起来了，好几天都没有开一枪。有天正好是我们连驻守，我和几个老兵在一起，先是不知哪里飞来一颗炮弹，炸了，没伤到人。但马上就没有声音了，大家都没怎么在意，以为是国民党那边随便甩了一颗过来探情况的。但我还是觉得不对，我就爬到阵地上去，四周还是静静的。我更奇怪了，这颗炮弹到底哪里来的？我也没通知其他人，一个人摸到后面的荆沟（云南方言：杂草丛生的山沟）旁边去看。这一看不得了，沟里斜斜的方向那边，有几十个穿黄军装的国民党士兵，距离我们阵地就一点点距离。哎呀，他们要动起手来我们就完蛋了。我没敢多想，马上摸回去让我们的士兵拿出手榴弹，有多少甩多少，照着沟里炸。幸好我们动作快，这一次我们没死伤一个人，对方死了好几个，只好撤了。
李连长高兴得很，连连拍着我的肩说：“学生哥能文能武，有本事！”他夸我一两句，我是真高兴。他有打仗经验，是我的前辈。
指导员嘛，主要还是做思想工作的。我们这样的部队，平均文化程度低，思想基础弱，经常有打退堂鼓的人，仗打着打着就不想干了，有的干脆不打招呼就溜了，很让人头疼。我咋个做工作？就讲道理嘛，我的工作就是稳住他们，要根据他们的情况给他们说知心话。我这个人跟老百姓打交道，很会打。像这些游击队的战士，都是从农村来的，我们连里少数民族，特别是彝族人还多，但我能找到共同话题。我说我们受剥削，受压迫，然后举些例子，这些事我还是点得出来。我告诉他们，只有跟着共产党才有饭吃，等以后解放了，楼上楼下住，有电灯有电话，享不尽的福气，那就是社会主义。不跟着共产党，进入不到社会主义。那个时候每到一个地方住下来，我就和他们坐一排去聊天。我们那个连，没有一个走的。所以说大家都觉得我还是个很称职的指导员。
嘴上在说的这些道理，我内心也是相信的。人家说赤子之心，我们那个时候真是赤子之心，一心向往新中国。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向往的新中国，其实就是过上安宁的生活，不要打仗，老百姓不要折腾，好好搞经济建设。日子过好了，就是新生活。我能把大家的思想做通，也是因为说到了他们心里面。
解放后，当年一起打仗的战友们就分开了，虽然都在云南，但很难再见到。80年代的时候，我还到路南李连长的家乡去找过他，想见见他，但没找到，不知道是去世了，还是到了别的地方生活。他比我大十几岁，现在肯定不在人世了。
都死了。
1949年底，卢汉起义，第二年（1950年）2月，云南就解放了。生活开始完全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