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

一日，还叫石柱的褚时健又拎了几条鱼进家门，母亲问：“今天这么早回家？没有和你两个哥一起？”石柱忙着拿刀去处理鱼，随口回答母亲：“他们上学了。”母亲听了，停下手里的活儿，看着石柱说：“你也该上学了。”这个时候的石柱已经9岁多了，算比较大的入学年龄，但在村里，其他同龄的孩子基本没条件读书，因为家里交不起学费。

1937年9月，开学季。在一片战火的中国大地上，难得云南小山村还有着平静的时光。父亲褚开运特地安排开学那几天不出远门，他平时很少在家，但送儿子去上学、见老师这件事，他知道应该由他这个当家人去做。不过山村的人不到上学是想不起要取个大名的，反正整天都在村子里待着，取大名也没人叫。但上了学可不一样，褚开运自己在家想了半天也不知该给儿子取什么名，只好等入学登记的时候去求助老师。上千年来中国乡村的私塾先生除了教书传道，还有一项任务就是给村里的小孩取名字。尽管石柱要上的已经不是私塾，而是正儿八经的政府小学，但老师依然是当地少有的文化人，获得的尊敬旁人不能比。老师听了褚开运对自家姓氏排行的介绍，想了想，提笔在纸上写下了“褚时俄”三个字——“时”字辈，且名字必带一个“亻”部首。褚开运起初觉得这个名字并不理想，因为听起来太女气。传统的云贵山区，多爱给女孩子取名“娥”。但年轻的老师笑得很灿烂：“俄国啊，你不知道呀，大国家呢。”老师这么说，褚开运也就不拒绝了，女气就女气吧，反正儿子黑乎乎的，怎么长也不会长得像女孩子。

几年后，褚时健才知道为什么老师给自己取名叫“俄”，老师是共产党人，有“亲俄”的思想。

褚时健就读的初小就在禄丰车站附近，距离矣则村2.5公里。禄丰车站因为算滇越铁路沿线的特等站，所以带动禄丰也成为热闹的地方，周围几个村子的小孩都在这里读书。这所小学属于政府公办，里面的老师都是从华宁县城和附近宜良县、石林县请来的。民国时期的基础教育，对教师资格考察较为严格，如果是政府的公立学校，有着成套的资格鉴定制度，对老师的资格还设有一定的有效期，所以那时的小学教师，在教学业务水平上比较过关。因为读书的孩子住家都较远，所以学校采取的是住宿制，周末学生才能回家，这也是民国时期大部分乡村学校的常规制度。

褚时健初小期间，曾经有过三个国文教师。三个老师对学生的古文要求都很严格，要求学生每天都背诵一篇古文，晚上交不了功课不让进寝室休息。

褚时健算学生里学得不错的，每天都能顺利将古文背诵下来。从自由自在的小山村到书香课堂，褚时健找到了自然野趣之外的另一种乐趣，他觉得从老师嘴里读出的古诗古文竟比唱戏还要好听。老师们都很负责，褚时健年老之后还记得当年老师带领学生朗诵《诗经》和唐诗的情景，“老师讲得好，学生自然就爱学习了”。褚时健对初小的几个国文老师印象深刻。在之后的岁月里，尽管褚时健在学校受教育的时光寥寥无几，但他一直保持着一个习惯，那就是阅读，无论在任何一个生活阶段，他在睡前都要看几十页书。

相比古文每天都能顺利背诵，褚时健觉得自己在初小阶段的数学更好。他依然把这归功于老师，外地来的几个老师对这些农村娃娃严肃却并不苛刻。如果有学生完不成学习任务，最重的惩罚只是“必须完成，否则不可以回寝室睡觉”而已，传说中的戒尺、体罚都不曾出现。所以褚时健觉得自己真的上学太晚了，应该早几年上学，会学到更多。“讲得好”是他一直对自己小学老师的评价，而且他也觉得一个老师的讲课水平是作为老师的第一要义。

因为堂哥们也在这所车站小学就读，兄弟们可以在课余时待在一起，这也是褚时健觉得快乐的原因。每到周末，褚时健便和堂哥约着一起回家或返校，而每逢这个时候，就该褚时健大显神通了。

学校距离村子2.5公里，这点路程对农村孩子来说不算远。但因为村子和学校之间有火车，而且禄丰是个大站，火车必然会停，所以每次从矣则返校，褚时健都爱拉着堂兄或同学一起扒火车。就像抓鱼一样，褚时健的身手要迅疾于同龄人得多。每次他和伙伴们走到山上铁轨边，看准火车正是上坡减速时，一把抓住门边的把手，腾身一跃，成功了！“我就没有失过手。”他每每说起，都很得意。从学校回家却不能扒火车了，因为车到矣则村附近是不停的，但小孩子哪有肯老老实实走那2.5公里山路的？有什么花招就都能使出来。而且就算有人愿意走，褚时健也不会陪着，因为他还有高招儿，那就是在夏天的时候，跳进江里，顺着江流一路漂着就到家门口了。书包怎么办？褚时健有办法：顶在头上，用布带从下巴到头顶绕一圈，书包就扎紧了，以他的游泳技术，不呛一口水，不把书弄湿一点点。每每浮水回家，母亲总横他一眼：“又是水里回来的？！也不怕水淹到你！”

在褚时健的初小时光最惬意的时候，学校发生了一件事，让已经11岁的他觉得自己突然有些长大了。一天上课，同学们纷纷传说学校有几个老师不见了，褚时健感到很奇怪：不见了？那么大个人怎么说不见就不见了？待校长进了教室才知道，班上的两名老师还有学校另外一名老师，悄悄“逃跑”了，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官府正要抓他们。一夜之间，老师说不见就不见了，褚时健觉得很难理解。一段时间里，也没有其他老师及时接手这些老师的工作，孩子们也放了羊。褚时健说，从那个时候起，自己就不太爱学习数学了，成绩也开始逐步下降，因为数学教得非常好的那位老师就是失踪的人之一。

“数学这门功课，几节课不上，后面就不太跟得上了。老师生气还来不及，也不会给我们补课，所以越到后面越不爱学习了。”

准确地说，不仅数学成绩下降，其他功课也开始变得没那么有趣，上学变成了一件可有可无的事。不过因为堂哥一家就在车站边上住，偶尔伯父和堂哥都会来“关照”一下褚时健的学习和生活，他也会把功课对付过去。褚时健的成绩总不会太差，他的理解力比其他学生要强，不用使笨劲儿就轻松把初小的功课完成了。

很快初小的学习结束了，褚时健进入高小。在当地，高小是另外一所学校，并且不在禄丰，而是在一江之隔的宜良县竹山镇，矣则村里的人俗称“老街”的地方。以直线距离而言，矣则距离老街很近，但因为有水流湍急的南盘江相隔，没有桥，没有结实的船，从此岸到彼岸还是颇费功夫。因为褚时健依然是住校，每到周末回家也只能老老实实搭船。初小时头顶书包顺水漂回家的“壮举”这时是断然不能用了，每年都有小孩丧命在水深而且水势猛的南盘江，要横渡过江，就连大人也不敢想。褚时健心里有分寸，自然也不会让母亲再担心。他已经13岁多，在农村，几乎被当成成人来看待。父亲有时进山收木材，如果碰到褚时健正好周末待在家里，父亲就会扔一把尺子给他：“走，和我进山去。”儿子能帮的地方很多，丈量木材，帮忙搬挪，简单算账。父亲发现，算账时儿子的心算甚至比自己还强。父子俩尽管话不多，但干活儿的效率还是很高。每次儿子跟着进山，褚开运就发现这趟活儿干得又快又好。

褚时健还是对上学没那么有兴趣。夏天，南盘江的水涨得很高，江里的鱼正是最活跃的时候。校园里树上的蝉正鸣叫得欢，没有一点风，老师讲课的声音也显得疲倦，整个课堂的学生昏昏欲睡。这个时候的褚时健根本无心听讲，他一门心思只惦记着那一江扑腾跳跃的鱼，于是和同学使使眼色，趁着老师背转过去或正举起课本的一瞬间，小伙子便俯身下去，蹲身贴地一溜烟出了教室后门。外面阳光正好，苞谷地里的苞谷差不多一人多高了。他们三步并作两步赶到江边，随手在地上捡起一根木棍用石块打磨尖，接下来便是褚时健开心无比的抓鱼时光了……

“回到学校，老师用尺子把手掌心都打肿了，还是要去。”

对于儿子如此忽略学业，在家的母亲并非不知道，但家务繁多，家里还有三儿一女四个年幼的孩子，对于她而言，最重要的是生计，是从早到晚庄稼的长势、家里的一日三餐，儿子的学习状况她实在没心思去管。而褚时健的父亲长年在外，也没有太多精力去关注儿子的学业。在那样的年代，在偏远的乡村生活的大多数人家，远远没有足够的物质条件和精力顾及下一代的学业和未来。尽管他们知道读书是好事，但是对他们而言，送孩子上学已经是一个家庭对孩子的最好交代了。

褚时健也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爱上学读书的人，但在他记忆里最初那几年的上学时光却充满了美好和乐趣。这些快乐与乡村有关，与铁路有关，与江水有关……云南那一方天地，那一片大自然给予了他生命最初的灵气和悟性。 ARPHXT5/wXlTfMm3YXvLhGCck3yzJ/qAN/CXE3KzoDEovW4RABeiU3yJCmlGHLG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