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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河边长大的孩子几乎都有一个特长——善水。褚时健也不例外，他不仅从小就在南盘江和花鱼塘里扑腾出了上佳的游泳技术，五六岁已经可以一个猛子扎出老远，而且七八岁就可以在南盘江和河滩上的鱼塘里捉鱼了。
南盘江里常见的鱼是马鱼、粗鳞鱼和一种叫金沙鲈鲤的鱼，华宁当地人叫得随便，不叫金沙鲈鲤，就叫花鱼。花鱼生性比较凶猛，平素就是靠吃江里和水塘里的杂鱼为生，要抓住它不是件容易的事。南盘江里花鱼特别多，河滩上的花鱼塘里也几乎都是花鱼。在那个年代捉鱼，没有什么工具，基本就靠双手双脚的技巧，眼明手快鱼就能到手。所以村里的人都说，哪个娃娃聪明机灵，抓几次鱼就知道了。褚时健五六岁时的抓鱼战果主要来自鱼塘和江边的浅水处，到了七八岁男孩子撒野撒欢的年纪，捉南盘江里的鱼就不是问题了。村里的大人小孩抓鱼基本上都是两种方式：看准之后用手拿下；再就是用双脚慢慢靠近大鱼，把鱼圈在一个范围内后，用一根结实的树枝迅疾地往水下用力叉下大鱼。褚时健似乎两种方式都擅长，一旦他下水捉鱼，总是满载而归。
“我双脚靠近鱼，要慢慢地靠近它，要掌握那个速度。鱼会以为我的脚是它的同伴，不警觉，不会走，趁这个时候同伴就用树枝把鱼拿到了。”难怪都说褚家石柱聪明。
在褚时健的童年，难得有一天不和水打交道，身边有条江，天然就是玩伴。褚时健有两个堂哥，年岁和他相差不多，兄弟几个从小就感情好，常在一起玩。尽管身为弟弟，但论捉鱼的本事，“还是石柱强些”。关于自己小时候捉鱼的本领，褚时健记得最清楚的一个细节是，在连续几天提着一大筐鱼回家后，母亲站在灶台边无奈地对他说：“不要再拿鱼了，家里都没油煎它了！再拿只有干吃了。”
其实母亲心里知道自己的儿子捉鱼回家是为帮补家里的生活。尽管因为褚时健父亲在外做生意，他家在村子里算得上生活比较殷实的，但兵荒马乱的年代，农村生活整体上都比较差，特别是吃肉吃盐有困难。褚时健捉的鱼，让家里的伙食改善了不少。
母亲说缺油，叫自己不要拿太多鱼回家，褚时健听了进去，毕竟是家里老大，他很能理解母亲必须节俭过日子的想法。
但母亲可能没注意到，家里的油用得快，炸鱼的确消耗了不少，还有一小部分则是褚时健悄悄拿出去了。他自然不会拿去浪费掉，还是拿去炸鱼了，只不过是给别人家炸去了。村里的小伙伴们家里普遍都很穷，一日三餐尚且不太能保证，油腥自然也见得少。有时大家一起去捉鱼，褚时健捉到一大堆，每次都不独享，一起去的伙伴人人有份儿，偶尔别人还很犹豫拿还是不拿，因为家里没油没盐的，拿回去也没意思。每遇这种时候，褚时健经常就是一句话：“把鱼拿走，油我给你嘛！”他的义气在村子里还是很有名气的。
现在矣则村村委会冯主任的父亲就是褚时健当年的玩伴，他父亲经常念叨自己小时褚时健给自己油和鱼的恩惠，甚至还有过年时的“袁大头”——民国时期的一种钱币。每逢春节，看小伙伴家里没钱过年，褚时健会悄悄从家里拿些袁大头分给他们。大人们心里都知道，但都没吭声。特别是他的母亲，知道儿子往外拿钱，而且自己家里钱并不多，但也装着不知道，对这个大儿子她一直很信任，几乎没有过责怪打骂。“我和我妈相处得好。”褚时健说。
褚时健母亲的好心眼儿在村里也有口皆碑，因为她经常给乡里其他人和一些流浪到村里乞讨的外乡人接济粮食。而且，她也不像一般乡里妇女那样爱唠叨。在矣则村，虽然名分上褚家是有土地的东家，其余人是租种土地的穷人，但褚家过得和别人没有什么大不同，事实上也很难有大不同。在那样一个年代，那样一个极小的村子，土地贫瘠，物资贫乏，贫富的差距不可能很大，与我们想象中70年前农村尖锐的阶级矛盾和人际关系大有差别。现实生活只不过是十来户人家聚居在河边，相互扶持，互相取暖而已。
褚时健的童年，算得上无忧无虑。家中自有两三亩水田，母亲操持家务繁忙，农忙时会请上一两个短工帮忙种田，一家的温饱也算对付得过去。家里另有十几亩旱田，租给别的农户种苞谷，每年也有一些盈余的粮食收入。父亲在外做生意，能给家里挣一些余钱，所以尽管在褚时健之后，他的母亲又生了一个妹妹、四个弟弟，家里负担很重，但比起愁吃愁穿的乡邻，褚时健一家已算生活殷实了。
村里的小伙伴不少，几乎家家都有小孩子和褚时健在一起玩。褚时健的两个堂哥——大伯家的褚时俊，三伯家的褚时仁——也常常在一起摸鱼捉鸟。特别是褚时俊，和褚时健最合得来。“我们两个有些地方还是很相像的。”褚时健说。起码在肤色上，几兄弟很有共同点，都是黝黑黝黑的，成年后依然如此。而几十年后，褚时健的儿子褚一斌也继承了这样的黝黑皮肤，这几乎成了褚家男丁的标志。
褚时健不认为这是遗传。“整天在江边晒，哪有不黑的道理？”水边居住的人都有常识，带水的皮肤最不经晒，一遇太阳就黑。褚时健童年时经常在日头暴晒下奔跑在河滩，想游泳了、捉鱼了，扑腾下水就开始划拉，上岸后随便找块大石头一躺，就这样把衣服晒干了。
如此与大自然亲近的童年时光，自是快乐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