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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3月，珍珠港事件发生三个月后一个寒冷的日子，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白宫会见了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亨利·“哈普”·阿诺德（Henry “Hap” Arnold）
。此次会见只有一个议程：罗斯福总统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计划。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挑战，尤其是当时的形势看起来极其严峻。罗斯福总统本可以详尽阐述地缘政治格局，或是列举和分析每一种可能出现的前线形势，也可能会陷入纷繁复杂的细节。然而，总统先生只是拿起一张鸡尾酒餐巾纸，并简单写下三点计划：
1.守住四大战略要地
2.进攻日本
3.在被占领的法国击败纳粹
该计划重点突出、行动导向、简单明确。罗斯福的餐巾纸提供了美国军事领导人迫切需要的东西：清晰。
1942年3月，罗斯福总统用上面这张鸡尾酒餐巾纸简单勾勒出他赢得二战的计划
该计划最终获得了成功，而这绝非巧合。会议结束后，阿诺德将军把罗斯福总统的餐巾纸带回了五角大楼。这份计划一直被列为绝密，直到D日（D-Day）
，并在其后的几十年中也被严格保密。2000年，企业家兼图书收藏家杰伊·沃克（Jay Walker）在拍卖会上买下了这张餐巾纸，并在他的图书馆展出。
沃克说：“每当有人告诉我某个问题太过复杂，因而无法用一个清晰而简单的计划来解决时，我就会给他们看这张纸巾。难道你需要解决的问题真的比二战还复杂吗？”
温室气体是大气中吸收热量的气体。太阳辐射出能量，当你走出阴影来到阳光下时，你就能感觉到它。这些能量中的一部分被地球吸收并辐射回大气中。
氮和氧是构成空气的主要气体，热能可以自由地穿过它们进入太空。但温室气体则是一种结合更为松散的复杂分子，它能吸收一部分热能量并将其再次辐射回地球表面，从而产生“温室效应”，即令地球在因接受太阳直接辐射而升温之后还有额外升温。
我们需要适度的温室气体，因为温暖对生命至关重要。但温室气体过量也会造成问题。二氧化碳是含量最多的温室气体，它无味、无形，而且难以清除。一旦从排气管或烟囱中释放出来，二氧化碳就会在大气中停留几个世纪。
甲烷是另一种强效温室气体。它是天然气的主要成分，能够点亮我们的炉灶，并为家庭供暖。牛类等牲畜大量地释放甲烷。甲烷在大气中停留的时间比二氧化碳短得多，但它的短期吸热能力却高达二氧化碳的数倍。
其他一些气体也会使地球变暖，包括一氧化二氮（化肥的一种副产品），以及一些常见的制冷剂。所有这些温室气体都可以通过一个统一的测量方法进行校准，即二氧化碳当量（CO2e）。这一总括性指标可以统一度量不同气体对气候变暖的不同影响程度，有助于进行更有意义的比较。
在前工业时代，每百万个空气分子中大约含有283个二氧化碳分子。
2018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警告说，我们需要将二氧化碳当量保持在485ppm
以下。问题是现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当量已经超过了这一阈值，达到了500ppm以上。
［这些数据来自世界各地的80个采集点，由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严格测量。］
为了避免气候灾难，我们的目标必须是防止一切额外的温室气体积累，将二氧化碳当量降至430ppm以下，并保持在那个水平。
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在过去200年中急剧上升
改编自NOAA/ESRL（2018）和Our World in Data
的数据和可视化资料。
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评估时，二氧化碳当量通常以10亿吨（即1万艘满载的航空母舰的重量）为单位。
就排放量而言，燃烧110加仑
汽油会排放1吨二氧化碳当量。
用化石燃料为1.2万户家庭供电一年会排放1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驾驶20万辆汽油驱动的汽车，平均每辆行驶1.2万英里
，总共会排放1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运营220座燃煤发电厂，一年会排放1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年因人类行为排放的二氧化碳当量总量为590亿吨。
不加控制的温室气体排放已经导致地球以失控的速度变暖。总体而言，自1880年以来，全球平均气温上升了大约1℃。
虽然这个数字听上去可能并不大，但这个小数字却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我们的气候危机由来已久。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化石燃料的燃烧和其他人类活动向大气排放了超过1.6万亿吨温室气体，其中一半以上是1990年以后排放的。
我们中的许多人都难辞其咎，无论何人，只要坐过汽车或飞机，吃过奶酪汉堡作为午餐，或是在暖气充足的家中享受舒适的环境，就是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的一部分原因。
只有抢在排放物进入大气层之前大幅减少排放，才能防止我们的生态系统崩溃，并防止地球成为一颗不适宜人类生存的星球。请考虑下列针对2100年的可怕预测：
我们将大大 突破 1.5℃的温度升幅上限。
大量研究显示，如果地球气温升高4℃，全球经济会被摧毁，尤其是南半球的经济。 [1] 这场灾难的规模将远远超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而且将会长期持续。人类将进入永久性的气候萧条。
但坦率地说，此类警告不太可能让我们就此走上拯救地球的道路。对80年后之事所做的预测对于人脑来说实在太过遥远了。气温升高几度听起来无伤大雅而非不祥之兆。同时，最大的障碍在于：如果没有路线图，人们总是迟迟不肯做出改变。真正的变革需要一个清晰且可实现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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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情境、排放和温度升幅范围预测
改编自Climate Tracker和Our World in Data的数据和可视化资料。
你是否能给我看看计划？在将数亿美元的风险资本投资于各种气候解决方案后，我都会提出这个问题。正如你我现在已经清楚知道的那样，一个解决方案组合并不是一个计划。披头士乐队在其名曲《革命》（Revolution）中点出了其中的区别：“你说你找到了真正的解决方案……我们都乐意看到你的计划。”
那么，我们如何防止气候危机演变成气候灾难呢？ 什么才是有针 对性、可操作、可测量的计划，让我们能真正避免这场迫在眉睫的灾 难？ 在我们需要的时刻，我们的鸡尾酒餐巾纸在哪里？
这些问题已经困扰我很长一段时间。在过去的15年里，关于这个无比复杂的课题，我已经阅读了所有我能读到的东西。我曾就应对气候变化的理论和实践咨询过世界级权威机构。了解得越多，我就越担心。2009年，我向美国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表达了我的担忧。我说，能源技术革命正受到糟糕的联邦政策和研发资金不足的掣肘。
此后的第二年，我和我的合作伙伴组织了一次关于气候危机的研讨会，旨在建立一个清洁技术创新网络。我们召集了诺贝尔奖得主、时任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以及一些世界顶尖的气候和经济思想家，包括阿尔·戈尔、萨莉·本森（Sally Benson）
、艾比·科恩（Abby Cohen）
、汤姆·弗里德曼（Tom Friedman）
、哈尔·哈维（Hal Harvey）
和艾莫里·洛文斯（Amory Lovins）
[2]
。
随着我们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将凯鹏在清洁技术方面的投资从我们投资组合的大约10%增加到将近50%的水平。与此同时，我开始在萨克拉门托倡导加州的先锋气候和能源政策。我饱含感情地在TED大会上做了一场关于气候变化与投资的演讲，敦促其他人加入这场运动。
作为美国能源创新委员会的创始成员，我努力敦促美国政府增加对气候研究和开发的资助。我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支持者一起参观了巴西的实验室和工厂，了解如何将甘蔗加工成为生物燃料。我们前往莫哈韦沙漠的太阳能热电厂。我们徒步穿越亚马孙雨林，爬上加利福尼亚的风力涡轮发电机。我们去白宫拜见奥巴马总统。我们的不懈努力得到了回报，联邦政府拨款成立了一个名为ARPA-E（高级研究计划局-能源）的全新机构，还有一些初创期的公司获得了一揽子贷款担保。
在国际上，2015年的《巴黎协定》号召全球各国家和地区宣布自己的减排目标，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但正如美国气候特使约翰·克里（John Kerry）所观察到的，这些承诺不足以完成阻止气候变暖的使命。即使在巴黎做出的承诺得到了充分兑现，到2100年，全球气温也将升高3℃或是更高，
远远超过造成全球性大灾难的临界点。
在寻找一个全面计划的过程中，我浏览了针对我们可能拥有的选择所进行的分析，其数量已经数不胜数，从严格的科学分析到由衷的乐观预测，再到极度的悲观和沮丧表达。这很容易令人感到困惑或不知所措。但帮助一代又一代新公司取得成功的经历令我学会一点，那就是： 要执行一个大计划，你需要明确且可衡量的目标。 我的第一本书介绍了OKR，即目标和关键结果可以如何推动各类组织获得成功，从谷歌到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从小型初创公司到《财富》500强中的巨无霸。我相信它们也能帮助我们应对全球危机。
OKR代表目标和关键结果。 它们所针对的，是任何值得实现之目标的两个关键方面，即“什么”和“如何”。目标（O）就是你努力要实现的“什么”。关键结果（KR）则告诉我们“如何”实现这些目标，通常它们会被分解为颗粒度更细的目标。
一个精心构建的目标是重要、行动导向、持久和鼓舞人心的。每个目标都得到精心挑选和精心设计的关键结果的支持。强有力的关键结果具体、有时限和雄心勃勃（同样也是现实的），最重要的是，它们应该是可测量和可验证的。
OKR不是所有任务的总和。相反，它们聚焦于最重要的事情，即在实现特定目标的努力过程中的几个基本行动步骤。它们使我们能够追踪我们的进展。其设计理念是高瞻远瞩，努力去实现雄心勃勃但仍然可实现的目标。
净零排放是我们的底线。“净”意味着不可能仅仅通过减排来实现零排放。我们还需要依靠自然和技术来消除并储存无法避免的排放。但需要明确的是，我们不能以未来再清洁大气为借口继续燃烧化石燃料。我们面临的主要工作是减少排放。
我们的首要OKR是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同时在2030年 实现减排一半 这一关键里程碑。面对如此巨大的挑战，目标和关键结果将使我们保持清醒和务实的态度。这些目标和关键结果既可以使我们免于无益的空想，也可以使我们免受所谓“闪亮物体”——那些看似辉煌却在成本或规模上并无竞争力的创新——的干扰。通过让我们对自己的量化目标负责，它们使我们不会轻易依赖于渺茫的希望。我们将毫不松懈地专注于最大、最有成效的机会，因为那些机会将使我们按时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
我们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是如何累加的
正如我在前面指出的，每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高达59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3] 一切如常、不做任何改变将使这一数字继续以每年65亿~90亿吨的速度增加。（换言之，如果一切如常，我们的日常生活将不复存在。）按照逻辑和公平的标准，对地球排放量负有最大责任的国家应该首先积极削减排放量。如果发达国家能够以身作则，也将降低发展中国家的清洁能源成本。
许多针对“一切如常”情境做出的较低预测是假设当前政策得以维持。但正如我们在美国看到的那样，没有人能保证政策一成不变。
我们的目标符合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巴黎协定》谈判代表的计算结果。这三个机构都计算了与工业化前的气温水平相比，温度升高1.5℃、1.8℃和2℃情况下的排放水平。为了简化目标， 我们所制定的 关键结果符合最雄心勃勃的目标，即气温升幅不超过1.5℃。 这是我们避免气候灾难的最佳机会，尽管科学家们认为这个目标不一定能够实现，而这种担心更成为我们尽快行动的理由。
总而言之，这就是我们的计划：解决气候危机的“速度与规模计划”。和罗斯福总统用铅笔在餐巾纸上写下的计划一样，这个计划也只包含几个词。它几乎没有暗示我们的目标将多么难以实现，它也完全可以用一张鸡尾酒餐巾纸就能写下：
我们的“速度与规模计划”
图中的六项措施支持了我们的首要目标，即不迟于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从而解决气候危机。这六项中的每一项本身都错综复杂，在本书中有专门的章节进行论述。它们构成了本书的第一部分“碳排放清零”。在这六项之下可以看到一系列加速气候行动的“促进机制”，它们构成了本书的第二部分“加速转型”。这个部分共包含四章，每一章讲述一种“促进机制”。
为了清晰界定我们的关键结果，我们招募了一个由政策专家、企业家、科学家和其他气候领袖组成的团队，他们慷慨地贡献了自己的时间和思想。我们还受到多个相关组织提出的解决方案和路径的启发，这些组织包括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项目（Project Drawdown）、美国环保协会（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能源创新公司（Energy Innovation）、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RMI（前落基山研究所）和突破能源基金公司（Breakthrough Energy）。
本着罗斯福总统的精神，我们努力将计划做到清晰、简洁：
“交通运输电动化”是指从汽油和柴油发动机转向充电式电动自行车、电动汽车、电动卡车和电动大客车（第一章）
“电网脱碳”是指用太阳能、风能和其他零排放能源取代化石燃料（第二章）
“重塑食物体系”是指恢复富含碳的表层土壤，采用更好的施肥方法，鼓励消费者吃更多低排放的蛋白质和更少的牛肉，并减少食物浪费（第三章）
“保护自然”是指对森林、土壤和海洋的干预与保护（第四章）“净化工业”是指所有制造业，特别是水泥和钢铁业，必须大幅降低碳排放量（第五章）
“清除碳”是指我们必须使用天然和工程解决方案从大气中清除二氧化碳，并将其长期储存（第六章）
有关四种促进机制，我们将通过以下行动加速推行这些解决方案：
→实施至关重要的公共政策（第七章）
→将社会运动转化为有意义的气候行动（第八章）
→发明强大的技术并将其规模化（第九章）
→大规模部署资本（第十章）
因为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我们为上述每个目标都制定了一套可衡量的关键结果。我们将追踪这些阶段性成果的进展，了解我们的成绩和不足，判断是否需要加快步伐或修正路线。
虽然我坚信我们所有的目标都是可以实现的，但没有一个目标确 保一定能实现。 我们可能会在一些关键结果上取得超出目标的进展，而在其他关键结果上落后于目标。但只要我们能够在2050年之前达到净零排放，这些都是可接受的。这是这一代人欠后代的债，我们必须全额清偿。
我们制定这些目标得益于大量数据支持，它们是全球众多果敢的气候研究人员辛勤工作的成果。太长时间以来，他们一直在孤独地大声疾呼，只是到了最后的危急时刻，那些掌握着权力、影响力和金钱的人才开始倾听。他们的工作指导我们确定碳排放源，并明确应在哪里以及如何进行必要的减排。
公平起见，我们必须加上一条警告。尽管我们非常准确地知道大气中含有多少温室气体，但对当今各国和各行业排放量的计算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削减排放的目标代表了我们对如何应对眼前危机的一种认真看法，仅此而已。
根据我的经验，在商业领域，正确答案往往不是唯一的，公共政策和气候解决方案也是如此。速度与规模计划不是应对这一危急情况的唯一“正确”计划，但我们相信它达成了一种务实的平衡。它雄心勃勃，但扎根于严酷的现实。在许多方面，它是OKR的终极应用。到目前为止，我尚未看到任何一个比实现净零排放更大胆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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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与规模：减排至净零
退一万步讲，人类已经处于巨大的危险之中。令人愤怒的是，我们本不必陷入如此境地。40年前，埃克森石油公司一位名叫詹姆斯·布莱克（James Black）的科学家就曾将化石燃料、大气中碳含量的上升与全球变暖联系起来。
当时，我们本可以通过渐进式变革（比如每10年减排10%左右）来摆脱今天的困境，但这位科学家的分析被忽视，进一步的研究被压制，因为埃克森公司以及合并后的埃克森美孚公司继续带头否定气候变化。20多年前，当阿尔·戈尔最终让步，乔治·布什当选美国总统时，我们仍然有机会，可以通过采取更具进取性的行动，以每10年削减25%左右的排放计划来解决这一危机。
埃克森公司内部报告摘录，1978年
而到了今天，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不全力以赴已经不行了。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说法，要克服困难，将气候变暖限制在1.5℃之内，我们的总排放量将不能超过4000亿吨。这是我们的碳预算，而人类正加速在这10年内花掉它。 我们必须立即采取积极的行 动。 我们需要到2030年减少50%的排放量，到2050年再减掉其余的排放量。因为无论是否准备就绪，不可逆转的气候破坏都在酝酿之中。
奥巴马总统以他一贯出众的口才阐释了这一挑战：“我们是感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第一代人，也是能对此有所作为的最后一代人。”
让我们思考可以实现净零排放未来的策略。按照影响气候的程度，它们包括：
1.削减（大幅减少排放）
2.节约（提高效率）
3.清除（清理剩余碳含量）
首先，避免温室气体排放（如通过交通运输电动化或电网脱碳）仍然是主要的行动方针。这是目前减少10亿吨级温室气体排放最快、最可靠的方法。其次是提高能源效率，使每一单位的能源投入产出更多。
第三种策略是借助自然或技术清除并长期储存碳。它解决了无法避免的排放问题，特别是在交通、工业和农业领域。即使全球做出了最大和最集中的努力，这些排放物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仍将伴随着我们。然而必须补充一点，二氧化碳的去除并不能取代避免排放或提高能效，而只是一个重要的补充。我们需要三者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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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与规模计划向世界各地的政府和企业管理者发出了挑战，要求他们以高度的气候正义和公平感为指导。为了确保转型的公正性，我们必须承认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各国在从经济上摆脱化石燃料的能力和速度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我们必须关注数以百万计的普通工人，他们的生计与化石燃料息息相关。在我们的绿色未来，他们应该得到再培训和高质量的就业机会。
最后，我们还必须认识到世界各国中与气候相关的不平等现象。化石燃料污染对贫困社区和有色人种社区的影响远超平均水平。这些群体对这场危机的责任最小，也是最无力应对气候危机破坏性的群体。那些受碳密集型产业损害最严重的人必须从已经开始的能源转型中获得他们应得的利益。
清洁技术有助于重新开始。随着燃煤发电厂的关闭，我们应该抓住机会振兴煤电相关产业社区，让工人得以转向清洁能源工作岗位。人类必须停止像往下水道中排放脏水一样，向宝贵的大气中排放碳、甲烷和其他温室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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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记住，这一计划旨在彻底减少排放。这并不是为了帮助人类逐渐适应一个日益变暖的世界。气候变化的确已经开始。没错，我们确实需要投资于保护城市和农田免受更猛烈的飓风、龙卷风、森林火灾、洪水和干旱影响的项目，但今天在限制全球变暖方面做得越多，我们就越不需要被迫适应太过激烈的气候变化。
据说，有人曾问威利·萨顿（Willie Sutton）
为什么要抢劫银行，而他是这样回答的：“因为那里面有钱。”我们需要找到排放的源头。
我们必须努力追求10亿吨级的减排。
这意味着要追踪20个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这些国家的排放量占世界温室气体排放量的80%。这还意味着我们特别要瞄准排放量占据总量近2/3的前五名国家和地区：中国、美国、欧盟（加上英国）、印度和俄罗斯。
截至2021年6月，至少有14个国家（包括德国、加拿大、英国和法国）已经制定了法律或已经提出立法，在2050年前将其碳排放量降至净零。
问题是，所有这些国家的排放量加起来，也仅占全球总排放量的大约17%。
直到最近，最大的排放国才开始表明其雄心壮志。拜登政府的气候行动计划要求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这比美国以前的政策有了惊人的飞跃。欧盟也承诺这样做。中国已经做出到2060年实现净零排放目标的承诺，我们认为这还是比目标晚了10年，但这至少是谈判的基础。而印度和俄罗斯尚未做出任何坚定的净零排放承诺。尽管如此，在国际层面，我们终于看到了一丝希望的曙光。剩下的则是至关重要的跟进问题。
要弥补几十年不计后果的排放所造成的恶果，代价肯定不会小。但大家知道，如果迟迟不采取积极的行动，一定会比今天立刻开始行动付出更大的代价。用国际公认的气候政策专家哈尔·哈维雄辩的话来说： 现在拯救地球的代价小于毁灭地球。 虽然对清洁技术的押注一度被视为冒险或轻率，但它现在已开始被视为实现经济增长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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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仍然伴随着我们，世界上许多地方的死亡人数令人难以接受。这种流行病提醒我们，在灾难降临之前未雨绸缪是多么重要。气候危机同样如此，在这场危机中，每一项小小的减排措施都将使我们免受无法想象的痛苦。
2020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我们所熟知的生活几乎戛然而止。然而，疫情带来的所有限制措施只减少了23亿吨碳排放量，约占全球年温室气体排放量的6%。而且，甚至连这一小幅度的下降也很快消失不见，碳污染卷土重来。 [4] 短期的强制措施可能有助于减缓疫情的传播，但它无助于解决气候危机。
我们面前的任务十分明确，采取行动的必要性从未像现在这样紧迫。我们如果及时实现净零排放，就可以问心无愧地为我们留给子孙后代的地球而感到自豪。
因此，让我们速度与规模并举，立刻行动起来吧。
[1] Roston, Eric. “Economists Warn That a Hotter World Will Be Poorer and More Unequal.” Bloomberg Green , 7 July 2020, 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0-07-07/ global gdp-could-fall-20-as-climate-change-heats-up.
[2] 艾莫里·洛文斯是美国作家、物理学家，也是世界能源和能源政策方面的专家，著有《赢得石油终局》（ Winning the Oil Endgame ）等影响力甚广的著作。——译者注
[3] UNEP and UNEP DTU Partner-ship. “UNEP Report—The Emissions Gap Report 2020.” Management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 2020, https://www.unep. org/emissions-gap-report-2020.
[4] Tollefson, Jeff. “COVID Curbed Carbon Emissions in 2020—but Not by Much.” Nature 589, no. 7842, 2021, 343, doi:10.1038/d41586-021-000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