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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5岁的昌耀进入距家四五里之遥的王家宗祠的私塾上学。
据有关资料显示，民国时期的桃源是一个教育氛围比较浓厚的地方。创建于1912年的湖南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其校址就在桃源县城。它的功能，是用于招收湖南省西部5府29县的考生，因此是当时湘西地区的最高学府。著名作家丁玲女士，当年便就读于这所学校。
在中国近代史上，桃源曾出现过两位著名人物，其一是民国时期的著名法学家，曾任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法制院院长的宋教仁。其二是著名历史学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兼教授的翦伯赞。翦伯赞是出生在桃源县城附近的“枫树维吾尔族回族乡”的维吾尔族人。这支维吾尔族人源自元明时期，先是由起兵于西域的一位将军及其所部因战功在元朝为官；到明朝初年，将军的后裔又被派往南方平定叛乱，而最终定居于此地。
一位著名人物的出现，总是有着地域生成学意义上的因素；反过来，这位人物又会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中，以自己的示范效应，加重这种因素。这就如同中国历史上粤闽出商人、江浙出文人的地域群生效应一样。
而作为著名的专家学者，宋教仁、翦伯赞的地域生成因素之一，便是来自桃源乡风崇尚中发达的私塾教育。据资料记载，从清朝初期开始，私塾便是桃源县内进行初级教育的主要场所和形式。其功能大体上为两类：其一是以扫盲为目的，学生皆为穷人家的子弟，他们在读完《三字经》《杂字》《百家姓》后即结束学业；其二是以教育发蒙为目的，学生基本上是家境殷实人家的孩子。其课文先学《幼学琼林》、“四书”，再学“五经”等国故。从入学第四年起，习作八股文和试帖诗。至于私塾的场所，则相机而定，有在塾师或学生家里设馆，也有借宗祠家庙设馆。每所私塾一般有学生10名左右，实行个别教学。
昌耀的父辈们，就是在这样的学堂，接受了自己祖父王成九的私塾启蒙。
现在，又轮到了昌耀。
昌耀入学的这所王氏家祠私塾，此时只有四五位学生，年龄最小的王昌耀被独自安排在另外一张书桌上，开始了毛笔描红的写字和古文启蒙。就是在这个学堂上，昌耀见证了私塾这种古老的教育形式，并迅即迎来了它的终结。第二年，学堂有了现代教育形式上的初小班，并更名为尚忠小学。非王姓家族的子弟也可入学。于是，空城堡中长昌耀数岁的佃户的女儿曹娥儿，便成了与昌耀一同上学、回家的同学。关于这位女同学，使昌耀终生难忘的，是她教给自己诸多的乡间儿歌俚谣：“牛角尖，飞上天。天又高，打把刀。刀又快，好切菜。菜又烂，好买饭。饭又软，好买碗。碗又深，好买针。针又尖，飞上天……”这种以颇为规范的“顶真”修辞方式编出的、车轱辘话式的语言游戏，不但给了童年的昌耀以嘴皮子上的快活，也给这位此后外表拘谨而内心放纵的诗人，在简约的诗歌语境中突然刻意饶舌，或在古奥的意绪氛围中，以对俚谣儿歌的改头换面来设置语言圈套，提供了私密的资源支持。
昌耀对自己初入学堂的表现感觉不错。他的举例说明是，有一次竟发现先生在黑板上书写某个字时，缺少了一画的笔误，随即以一个孩子不怕挨板子的代价，得意地向先生指出，事后竟受到了夸奖。
我们似乎由此可以感觉到昌耀童年的机灵，或者说，是从空城堡中寂寞的“蔫”与“闷”中反弹出来的“嘎”——“一次次我撑臂跃过竞技的木马／那位同龄女孩儿不断喝彩：小嘎儿跳得好！”（《一天》1993年）这应是他童年体育课上又一个得意的记忆。但第一个例子更能说明的，当是昌耀对于文字的敏感。
昌耀入学的第二年，虽然王氏宗祠的私塾改成了尚忠小学，但私塾“四书”“五经”之类主要的课程设置仍在延续，古文国故仍是主体。对如他这样一个于文字有着超常敏悟力的孩子，这不但初步奠定了他文化构成中的古文底座，同时更为他指示了一条领悟中国语言文字神奇魅力的路径。若干年后一个关联性的事件便颇能说明问题。那是在“文革”初期，他已沦为囚徒的祁连山流放营地，劳教队按上级的要求收缴并焚烧“封、资、修、大、洋、古”之类的个人藏书。昌耀开始时百般搪塞，而作为劳教队小组长的刘启增不执行就没法交差，便与昌耀讨价还价：你这么多的书，总得拿出来烧一些，一本都不烧你能说得过去吗？接着从昌耀的藏书中挑出一本《文心雕龙》曰：这本书以后肯定能买到，不行的话将来我负责赔你。昌耀当时气得就差跺脚。一边气哼哼地斥责刘：你根本不懂！一边无奈地看着刘将书收去投入火中。而昌耀这部20世纪60年代的《文心雕龙》传达的一个明确信息是：从私塾时代的“四书”“五经”开始，他整个文化摄取中的这一古文路径，基本上不曾中断过。进一步地说，昌耀如果没有自小就对中国古文和典籍神奇魅力的心领神会，这条路径便不可能对他形成恒久的磁力牵引。几十年后，当我们对没有接受过现今意义上高等教育的昌耀，却在他的诗作中那样娴熟地使用古汉语，乃至在中国诗坛形成了一种唯他独有的语言景观而疑惑时，答案应该就在这里。
当然，昌耀此后的人生艺术取向和儿时的文化储备，还与另外一个人有着直接的关系，那就是他的父亲王其桂。由于此后成为国家政权的专政对象，父亲王其桂的形象，在昌耀的一些自叙文字中基本上是暧昧而含混的。或者说，关于王其桂的具体人生线条，昌耀知道得并不十分清楚。譬如这位曾先后就读于北京私立弘达中学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青年知识分子，从政治的角度上来说，还曾有过可谓光辉的一页，并因此而进入《桃源县志》这一“史册”。1991年编纂，1995年出版的《桃源县志》，在《党派群团·共产党》这一章中，对王其桂有这样一段文字记载：1939年“3月，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学习的桃源籍学员王其桂、姚中雄等共产党员回县，建立中共桃源特别支部，王其桂任书记，有党员11名”。关于父亲的这段历史，未曾见诸昌耀的任何回忆文字，可见他直到去世时都不知道。
但综合一些相关资料来看，王其桂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性人物，倒更像是偏重于文化人生的自由知识分子，一个有着高雅趣味，甚至是好玩的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所做过的这样三件事情给人印象特别深刻：其一是1941年，亦即从延安回来的两年之后，在王家坪距老宅约10分钟路程的一个名叫金城湾的丘陵坡地上，王其桂修建了一座格局上类似北京四合院，但又融入了洋式风格的宅院，将家人从空城堡中迁出单独居住。但饶有趣味的是，他不但给这座宅院起了一个“金城湾别宅”的名号，还竟然如同范仲淹之于《岳阳楼记》般的，写了一篇记叙宅院修建过程及周遭景色的《金城湾记》，刊刻在石碑上，立于宅院门前。
其二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王其桂带着家人从金城湾迁居常德，因常德时而有飞机轰炸，又从常德移居到桃源县城，借居在昌耀的七姑家里。这是一座二层楼的建筑，两家各住一半，王其桂在楼下购进了一套从纺纱到织布的全套设备，雇人开了一个织布作坊，而上面的二楼，却被他开了一个图书阅览室。除了自己阅读外，还供外人借阅。昌耀此后所说的，他20世纪40年代在父亲的书架上得以翻阅《猫城记》《阿Q正传》《夜店》《重庆客》《豆腐西施》《马凡陀的山歌》《浮士德》等文学作品，以及来自香港等地诸如《西风》《文萃》《生活周刊》《世界知识》等进步文化报刊，指的便正是这个图书阅览室。
通过这些书刊，我们无疑可以看到王其桂的性格旨趣，以及他的文化品位。这些书对于昌耀更是至关重要的，它由此为昌耀开启了一扇连接现代文学现场的大门，并潜在地诱发了他不久之后即开始的文学写作冲动。
其三，王其桂本人还真的曾经就是一位诗人。昌耀在自己1995年的一篇文章中曾有这样的记叙：“我父亲喜读文史、政治、时评。我还见他整理过一本他自己的手抄本旧体诗集。”只不过，那仅是他个人一种闲情逸致式的生活方式，而不曾有过职业写作意识罢了。
但如果我们遵循“诗歌是一种命名”这一说法，那么，王其桂在“金城湾别宅”和《金城湾记》上表现出的对于命名的兴致和对于文墨的热衷，则与昌耀此后的选择诗歌写作之间，显然有着一种隐秘的血缘联系。
当然，还与昌耀的母亲相关。昌耀的母亲吴先誉，曾是常德女子职业学校的学生。一个女性拥有这样的学历，在那个时代并不太多。这是一位既有着读书女性的优雅旨趣，又有着大家族主妇的眼界见地，以及传统女性的善良和韧性的母亲。在丈夫王其桂时而做江湖之飘的许多个日月中，昌耀基本上是独自跟随着母亲成长到4岁。1940年后，昌耀的大弟王昌煜，以及再往下4个弟弟妹妹相继出生，而他们，大致上都是跟随着母亲度过童年的。
母亲是昌耀一生最热爱的人。这是一种深及骨头乃至骨灰程度的爱。2000年3月，昌耀在青海去世前立下遗嘱，若干天之后，他的骨灰千里迢迢回到故里，和暌违了整整50年的母亲安葬在一起。
而昌耀童年最早接触到的课外读物，并非父亲书架上的《阿Q正传》之类，而是母亲的梳妆台上，一册木版印刷的《梁祝》唱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