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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3月，在昌耀逝世7周年之际，我收到了燎原历时近3年而写就的《昌耀评传》。
捧着这一摞厚厚的书稿，我的心瞬间沉重起来。睹文思人，引起我对故去的友人的伤感和怀念，同时也深感这部心血之作沉甸甸的分量。
我想起7年前的大年初三，我和小雪（雪汉青）去西宁专程探望昌耀，与其诀别的情景，那不愿让对方看到的忍不住的泪水，心的疼痛和他去世后的哀思。我也想起了在昌耀逝世之后，全国数十家报刊自发地刊发文章和专版，对这位经历了太多的冷寂、孤独和苦难，灵魂中却充满爱和良知的诗人予以纪念的日子，甚至直到今天，对他的怀念和研究仍绵延不绝。这种自发性的、带有民间意味的敬重与缅怀，在中国现当代作家和诗人中，可谓绝无仅有。这位谦卑且内心清澈的诗人，他的在天之灵该得到告慰了。
在西宁看望昌耀的那几天，我便得知在生命将尽的关头，他以超常的毅力和坚忍选定并最终修改罢《昌耀诗文总集》的所有作品，交给了责任编辑班果，并郑重地将这部《总集》序言的写作，亲自指定由他的忘年交燎原完成。正在写《海子评传》的燎原，诚挚而又凝重地接受了这一嘱托，并告之昌耀，他还要写一部《昌耀评传》。这部书，便是燎原继《昌耀诗文总集》一万八千字的序言之后，履行自己承诺的又一成果。面对这数十万字，我对燎原这满面胡须的西北汉子的一诺千金，对诗的真知灼见以及对友人的深情厚谊深深感动，并肃然起敬，因为在欲望烧红了人们眼睛的今天，这样值得敬重的人已越来越少了。
诚然，喜爱昌耀诗的人颇多，有识见的、对诗有透析能力的人也为数不少，但真正理解昌耀、熟悉其人及其生境，并与昌耀有共同地域生存体验、被昌耀信赖，又同时具备前者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燎原，鉴于此，《昌耀评传》也只有他才能写好。
我是在繁杂的工作之余断断续续读完这部书稿的。掩卷之后，发现我原本熟悉的昌耀木讷、孤苦、衰弱的影子突然活了起来，幻化成不同时期十来个昌耀先后向我走来。他们年龄不同，面目相近，身份与情绪相异，却都血肉丰满、性格孤僻、倔强，心灵敏感、细微、清澈、无羁且自由，然而，对艺术的赤诚，对诗精微的理解与创造，命运、苦难、爱与精神的丰富，又把他们聚合为一个人。尽管他们曾分别为空城堡中胆怯尿床的幼主，朝鲜战场伤残的文艺兵，河北荣军学校的诗坛新秀，青海省文联的诗歌编辑，以诗罹祸的“右派”，因饥馑而恍惚的大山的囚徒，北国天骄的义子，土伯特女人的丈夫，峥嵘亮相的归来者，头戴便帽造访城市的诗人，首届中国诗人奖的获得者……诚然，诗人这些不同的身份和经历我大略知晓，但大都只是个空洞的概念，以及凭借诗句中的描述与感受去想象。可诗大抵无法还原成具体的生活状态，这再造的世界纵然离不开生活的实感，但和现实毕竟是两回事。是这部书弥补了我的缺憾，生动展现了诗人全部生存的命运遭际，来龙去脉、细枝末节，以及情感波澜、地域风俗史与诗人的心灵史。我知道，在不容虚构的评传作品中，这样厚重的作品将付出多少耐力与艰辛，需占有多少信息，继而提炼与选择，才能写出恰到好处的文字来。
作为评传，与传记有别，对诗的剖析与透彻理解，从作品中抽象出诗特有的精神元素，高屋建瓴般地把握诗之总体，在中外诗歌的对比中为诗人定位，由表及里，见微知著，需要批评家的慧眼，需要识见，需要广博的眼界和雄厚的理论准备，正如惠特曼所言：“唯其存在着伟大的读者，伟大的诗歌才有产生的可能。”而中国的批评家，多为小说批评家，遇到诗时大都说不出话来，因而，真正能对诗有独立见解，说出奥妙者少之又少，能被诗人认可并钦佩者则更少了，我认为，燎原应当是其中的一个。
燎原告诉我们，从佃户的女儿曹娥儿教昌耀的乡间儿歌俚曲，到王家坪私塾他所学的《幼学琼林》、“四书五经”，以及其父王其桂桃源县城的书楼，其母梳妆台上木版的《梁祝》唱词，这些早期的文学启蒙，对古今中外作品的心领神会，为昌耀的写作打下了牢固的根基。继而，燎原还从中发现了昌耀家族对命名的兴致、对文墨的热衷，与诗人的写作形成的隐秘的血缘关系。而在朝鲜战场，与写下《祖国，我回来了》《把枪给我吧》这些名篇的诗人未央同处一室，朝夕相处，无疑对昌耀的写作有着深刻的影响和激励。在诗人最初写作的《人桥》中，燎原也洞悉了其避热觅冷、避同求奇、“铤而走险”所露出的最初端倪，成为昌耀独有的写作方式长期延伸的起点。
在河北荣军学校，昌耀亢奋而贪婪地进入对诗歌经典的第二次大规模吸纳、阅读。莱蒙托夫、希克梅特、聂鲁达、勃洛克……对此，燎原指出：“这一时期的大规模诗歌阅读，从两个基点上确立了昌耀一生的诗歌创作基座。其一是显性的，它为昌耀延伸出一条与世界现代诗歌写作现场相连接的路径，并初步昭示了其腹地的纵深景观。这样，从诗歌理念、物像取譬、构词方式等艺术形态上，都将使他的诗歌获得一种陌生、新鲜元素的注入，由此而与同时代的诗歌写作者仅只从古典文学中建立传统，或者根本没有传统，只从同时代流行作品中仿制的那种写作，显示出了区别。其二则是隐性的，上述诗人的作品，从人民性、大地情感、自然热爱、社会平等自由等内涵上，为昌耀确立了一种诗人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情结。这是昌耀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支点，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昌耀此后诸如《哈拉库图人与钢铁》《划呀，划呀，父亲们！》《毛泽东》《一天》等社会意识形态上的诗歌思想踪迹，就无法理解他在《一个中国诗人在俄罗斯》中，那种几乎是用了一生的跋涉，终于回到‘精神故乡’的大欢畅、大欣悦。”应当说，燎原对昌耀的理解是深刻的，眼光是犀利的。很多人喜欢昌耀的古奥、典雅、稚气和天真，喜爱诗人作品的诗性意义、雄奇、高邈、博大和精微，却鲜有人能看透诗人的灵魂。
对于昌耀之诗的本质把握，燎原强调了与置身异地、寄情山水的灵光一闪的即兴写作不同的“方向性写作”，并强调这是诗人积累自己，强化风格，凸现个性的必由之路，终而成为其区别于其他诗歌民众的标志。而这种“方向性写作”，是以诗人特殊资质禀赋的直觉、特殊的敏感，亦即对于大地的原生形态之美、本相和品格的追溯与还原为出发点的。当然，这不是外在的描摹，而是以对于事物特殊的命名能力去发现原始的真涵，使其成为具有创生品格的诗人重要的标志之一。浓郁的本土地理元素，诗歌的“民俗学”气质，被燎原称为昌耀写作手段中的“绝杀”。但这一切，人文地理、语族源流，是一种光源和能量，是打通时空屏障后，大地、古今、物我在大时空中的同怀和化合。
对于昌耀此类重要作品的写作，燎原的剖析和揭示是层层深入的。在对其“流放四部曲”尤其是《慈航》的解读中，燎原写道：“这种民俗学意义上的土著经验元素和物象，是昌耀本人的诗歌标记，也是他对于中国诗歌语言物象库廪的特殊奉献。”“对于昌耀的诗歌，生命与哲学角度上的体认固然重要，但若忽略了这一元素，那么他与同时代诗人间的差异将会因之大大缩小。”同时，燎原还认为，除土著经验元素外，昌耀在艺术造型上严谨的分寸感和非凡的腕力，是他诗歌世界的另一个标记，它既是一种基本功，更是一位大诗人的重要标志。其作品的恢宏气象，皆赖于每一笔触所渗透的“雕虫”般的汗血与心力。“这里体现的，是一种宗教性的艺术情感。它代表着艺术家在艺术之途上朝圣般的诚勇和苦行，也因而使他们的作品获得了那种真金足赤的艺术含量，并进而具备了‘典’的性质。”难怪这首长诗受到那么多诗人的尊崇，诗评家叶橹先生则称“《慈航》是20世纪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一幕《神曲》”。
对于昌耀作品中的语言特色、旁逸而出的不同写作方式、几种不同的笔墨、对民歌的营养吸收，以及对西部诗的理解，《昌耀评传》都有着独特的感悟和精辟的见解，以及恰到好处的阐述，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如果说《昌耀评传》“评”的部分切近本质，精当、深刻，独具慧眼，言人所未言，而占本书大部分篇幅的“传”的部分亦写得本色、翔实、鲜活、生动，摇曳多姿，不少段落尤为精彩。其中对地域习俗的展示、特有场景和人的生境的描绘，没有长久的生存体验者写不出来。书中对人物性格的把握、揭示，细节的捕捉，令人入脑入心，意味十足。更为难得的是充盈的感性与理性的融会，“评”与“传”的浑然一体，让这部书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既色彩斑斓而又深入诗的内部与人的内心。
例如这样的书写——
“这里是一个拒绝容留生命的世界。此时的天空如果突然闯入一只飞鸟，我想它定然会在转瞬之间被高空气旋所吸没……”
“阴历四月下旬，刚刚起身的麦苗在轻风的吹拂下，从川口一路连绵波动着涌向川谷尽头。依旧是梨花覆盖下的村庄和院落，梨花之下，则是几枝探出农家宅院低矮土墙的红杏，为这个空旷的世界平添了一份寂寞而灼红的热烈……”
“草原上的云雀不仅能从地面啼鸣着直冲云霄或垂直下落，而且能微微扇动翅翼，悬置云空达数十分钟之久。那似乎是一次拼尽一生气力的绝技表演，在这样的高空悬置中，它们枉自长啼，歌声颤颤，直到力竭。就像俯偎大荒中喉头泣血的诗人……”
这些西部场景与生命的描述，饱含诗情的散文笔调，细腻、生动，看似闲笔，却与诗人的生存命运凝于一体，与一些散文佳作相比也不逊色。
燎原还用节省的笔墨，勾勒出昌耀偏执、倔强、精细，以及蔫、闷、嘎，外在拘谨、内心放纵的性格。一些生活细节，也只有昌耀和他的土伯特妻子才能做出来。昌耀给孩子买了一台小电视，怕孩子乱扭乱拧弄坏，出差时便把电视搬回书房，给机子贴上盖着自己印章的封条，然后再把书房暗锁一道、明锁一道地锁上。每个月买粮油时，他怕妻子算不清账，就事先在一张纸条上逐一写好米、面、油的价钱，然后一分不差地交给她，让她将纸条和钱交给粮站售货员。如此三番五次，连售货员都禁不住地笑道：怎么还有这样的人！刚刚把家搬到西宁的时候，昌耀教妻子一个外出回家的方法——每行走20多米时，弯下腰来用粉笔在地上画一个记号，再走20多米，再画上一次……如此持续重复。回来时，一边在地上寻找记号，一边抬头同周围的建筑物对照……这样的细节，也确是这位大诗人和其不识字的土伯特女人独有的行为方式。他们的日子清苦，却不寒酸，昌耀一直以家庭开支上的精打细算，保持着一个家庭，也保持着自己作为一个诗人的自尊。当我们读到这样的文字，再联想到诗人那坎坷的命运、苦难、孤独，倍感心酸，也为这苦寒之地竟孕育出一位当代的大诗人而庆幸，也慨叹，伟大的创造往往存在于孤苦和艰难之中。
认识昌耀，似乎有个渐进的过程。一些颇具创造力的年轻和并不年轻的诗人对他尤为推重，一大批爱诗者都喜欢他的诗。对于中国新诗而言，他是一座卓然独立的高峰，他的诗也以其自在的方式进入了新诗经典。因而，对于他的研究，这部《昌耀评传》颇为难得，它将与昌耀的作品一起留诸后世。
燎原在书的后记中说：“它是我对昌耀的还愿。他曾经用谦卑而清澈的光束照耀了我，现在，我要将这一光束返还回去，使他从幽暗中豁亮现身。”而我同样作为昌耀知心的朋友，能为这部即将出版的书写序言，是我的荣幸，能为昌耀的“现身”再做一点事儿，也是我的渴望和心愿。
2007年4月7日
写于北京潘家园寓所
2003年10月2日，当我们一行数人从一条狭长河谷的汽车公路驶上高处的分水岭时，我的手机响了，是威海我的朋友的电话。他问我现在在哪，为什么手机老不在信号服务区？接着他说他刚驾车在海水浴场游完泳，打算约我一同去国庆节的特价书市。
而我此时正置身于一片雪原中的高大坂上，公路旁边孤零零的路标指示牌上写着：景阳岭，海拔3800米。这是青海北部祁连山支系中的一条隘口，群岭环围之中手机刚刚能接收到信号的一个海拔高度。在我下车接听完电话，再次朝着祁连山腹地八宝农场的方向回首眺望时，觉得心头蓦地怔了一下——仿佛整个世界在身后关闭了似的，我已根本看不清刚才的来路。箕形的雪原上，两侧的山脉以舞台上多重帷幕式的参差掩映，大写意般地退向远方，退向视野尽头横向堵截的山脉，退向山脉之上峥嵘的岭垛。而在岭垛的背部，似乎是北冰洋涌来的叆叇云阵遇到遏阻般的，在汹涌的反弹中徐徐弥漫、上升，直到彻底封死了天空。继而以大气环流疾驰的雾霰，在我回望的视野，笼罩出一个空蒙浑莽的太极世界。身旁的俄博上，风马旗十字形的帆索迎风凄厉。
当我的朋友在同一国度东端的海水中，海豚般快活地出入时，眼前的景象则显示，这里是一个拒绝容留生命的世界。此时的天空如果突然闯入一只飞鸟，我想它定然会在转瞬之间被高空气旋所吸没；而此时如果一定要给这片空间假设一个人，那么，与之最为吻合的，唯有雪原穹庐之下流亡的苏武。
在写下苏武这个名字时，我突然意识到，公元前50年这位被流放于冰雪大荒中的西汉使节，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社会族类迢遥谱系的源头。这个谱系的名字，就叫作“流放者家族”。
20个世纪后的1979年8月，诗人昌耀在其长诗《大山的囚徒》题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即今，当我回望西北云空，看层峦叠嶂，有过我们流放的营地，心总是难以平静。——莫不是这天地有负于我们多情儿女如许深情的缘故？”这首500多行的长诗，写于诗人结束了21年流放生涯回到青海省会西宁约半年之后。这里所谓“我们流放的营地”，即上述空间腹地的祁连八宝农场。那时节，我们一行6人正在探访过昌耀的“流放营地”返回西宁的途中。我身边一位身材干瘦但精神顽健的73岁的老头——1951年中央戏剧学院的首届毕业生，已经退休的青海民族学院教授刘启增——当年就是那片流放营地中的一员，并且曾任昌耀同一劳教小组的组长。
《大山的囚徒》是此后成为中国20世纪大诗人的昌耀标志性的作品之一。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昌耀最终之能成为昌耀，正是从长云笼罩下的祁连山流放营地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