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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1月20日，青海省文联在对昌耀做出“送农业生产合作社监督劳动”的决定后，并未让他立即动身。因此，昌耀在西宁迎来了1958年的元旦，继而又在2月18日度过了农历狗年的春节。
1958年不再开展反右斗争了，但它却是一个更为轰轰烈烈的年份——是一个以全国的农业生产“大跃进”为旗帜，把“革命浪漫主义”的想象力演绎到了极致的年份。
1958年3月，昌耀由文联办公室的人员陪送，来到青海湟源县的日月藏族乡“劳动”，劳动期限为3个月。
湟源县城位于西宁西部，相距约50千米；日月乡在湟源县城的西南部，相距约20千米。由此再往西约20千米，就是中国历史地理上著名的日月山。
作为祁连山朝东南方向延伸出的一个支脉，长约90千米，平均海拔4000米的这条日月山系，在青藏高原的诸多山系中原本算不上什么。但它却由于唐朝文成公主唐蕃和亲途经此处留下的传说，而闻名于历史教科书中。
日月山顶部因由地质纪元中的第三纪紫色砂岩组成而呈红色，故在中国古代被称为“赤岭”，昌耀在1981年所写的《驻马于赤岭之敖包》一诗中的赤岭，指的就是它。据说，当年文成公主西行和亲时，其父唐太宗为释女儿思乡之念，便赠予了一面有着特殊功能的日月宝镜。当文成公主一行登上赤岭，其身后农耕场景中她所熟悉的良田沃野至此结束，前边则是群山起伏，横无际涯的茫茫草原，公主的思乡之情油然而生，遂拿出日月宝镜，镜中霎时出现了“八水绕长安”的皇城盛景，这更使公主柔肠寸断。但当想到自己肩负的唐蕃修好和亲大计，公主遂决然将日月宝镜抛入赤岭东坡，以明和亲之志。由此而留下千古佳话。后世也因此而将赤岭更名为日月山，以示崇敬纪念之意。
然而，这段历史掌故却掩盖了日月山一个更重要的特征——它是中国自然地理上一条重要的分界线。中国西部地理气候上的季风区与非季风区，中国西北地区的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都是以这条山脉分界的。另外，正像文成公主当年所见到的，青海省内的农业区和牧业区，也是以它为界。
更为重要的是，在唐代，它还是中华内陆的唐王朝与吐蕃王朝各自所辖地域的实际分界线。因为文成公主的和亲，公元734年，唐蕃双方使臣会盟于赤岭，并立汉文与藏文界碑各一座，碑文上刊刻有“甥舅修其旧好，同为一家”之句。20世纪80年代初，青海省政府在青藏公路穿越日月山的垭口（海拔3520米）的两侧，修筑了砖木结构、琉璃瓦覆顶、彩绘飞檐的八角形日亭和月亭各一座，成为青藏公路线上的一处著名景观。
日月山的确是一道自然风景和人文风景的奇观。直到今天，日月山以东，大片的墨绿色的青稞小麦，大片的金黄色的油菜，绿树环围的村廓农舍，在川地、浅山、半垴山相衔接的地形中，铺展开农耕文明的图景。而当你乘坐的汽车驶上日月山垭口西望，则又立时进入了彤云漫卷辽阔无树的游牧时代。
正是由于这样的地理位置特征，才衍生出这片地域的另外一个重要功能：就在日月山以东现今的湟源县城位置，清雍正年间修建了丹噶尔城，道光年间又改为丹噶尔厅，用以作为中原内陆和西部游牧民族“茶马互市”的物流集散地。
还是由于这个原因，湟源县城周围是汉族农业人口分布区；靠近日月山的日月乡聚居的，则主要是藏族，他们以农耕为主，兼有少量畜牧。日月乡因此是藏族乡。
此后，我们在昌耀的诗歌中，不止一次地看到了丹噶尔这个名字，并感受到了一种古老的民间小商品的货殖物贸信息。而对于昌耀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他正是以这里为入口，获得了进入博大神秘的青藏高原历史文化腹地的路径。当然，我们还知道，他此后更成了这片地域的“义子”和“赘婿”。
3月份的青海没有风景，大地和树木的枝头不见一星绿色。处在由东部川地向西部日月山垴山地带过渡的日月乡，在大地缓缓抬高的斜面之上，被称作半垴山地区。日月乡这个季节天上的太阳发白，它最活跃的自然元素便是寒风。刮过地面的风把将化未化的雪粉、逐渐开始发酥的地皮，同时拔起，在枯树的枝头拉响一声声尖厉的哨音后，最终在它再也无力蹿升的空际哗然散开，为白太阳蒙上昏晦的浊黄。
带着自己行李、书籍和简单生活用品的昌耀，在乡政府暂先住了下来，等着进一步地下派。对于这样的生活，有着长期独自下乡生活经验的昌耀，早就不再陌生，他甚至喜欢乡下的生活。但这一次，他却显得郁郁寡欢，这使得原本就白净文弱的他显得年龄更小，近乎有点可怜，也因此引起了乡政府大院中一个人的注意。此人名叫杨公保，藏族，乡政府武装干事。既然昌耀还要被再往下分派，杨公保就在征得乡政府领导的同意后，把昌耀带回自己家所在的村庄——下若约村。他让昌耀住在自己的家中，参加村里的生产劳动。
这一年，杨公保的年龄虽然不过27岁，仅仅大昌耀5岁，但在社会角色的承担上，已经具有一种中年人的感觉。他不但早已结婚，而且已经有了一子三女，他的二女儿尕仁卓玛此时8周岁，三女儿万玛措也已经2岁。杨公保的父亲虽然在30岁的年龄上早逝，但加上母亲，自己两口和4个儿女，这却是一个有着7口成员、烟火气息浓郁的家庭。
昌耀的到来让这个家庭感到新奇、兴奋。在这家老少的世界中，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一个文静且浑身透着干净气息的汉族少年，并且，他的家是在遥远的南方；并且，这么文静的他还曾上过朝鲜战场；并且，他还是一个诗人。这一切传奇性的“并且”相加起来，使昌耀此时的“右派”身份不但显得无足轻重，反而还引发了他们对这位落难少年的怜悯、关切，乃至保护的情愫。“啊——啧啧，尕娃孽障着！”——这个家里的老奶奶这样叹息。“尕娃”，即孩子；“孽障”，即可怜。
几天之后，被每天早餐中的鸡蛋牛奶浇灌得滋润了的昌耀，逐渐从抑郁中走出，并喜欢上了这个家庭。这是从13岁参军之后，或者还可以把时间前推到空城堡中的童年生活为止，他再也没有享受过的上有奶奶，下有弟妹，中间又有父母的，烟火之气旺盛的家的生活。在心情颓丧的1957年，他曾在给五叔的信中感叹自己是无依无靠的“流浪儿”。而现在，在他的想象所不曾企及的日月山下，却有这样一个藏族人家接纳了他。这不能不使他感到温暖，进而是一种几欲流泪的温暖。这个家庭院落中圈养的奶牛，颠着碎步无事忙碌的小狗，麦糠中刨食的芦花草鸡，傍晚灶膛中柴火的红光，点烧热炕时牛粪、柴草碎末阴燃时特殊的呛辛，矗立在房屋平顶上烟囱中袅娜的烟炷……当整个村庄由曲巷中流动的烟霭和暮风，将这一个个相同的庭院单元连接起来，并次第点亮灯盏，它对于薄暮中无家可归的人，无疑就是大地上的天堂。
1962年，已经离开下若约村4年的昌耀，在祁连山的流放营地写下了一首题名为《烟囱》的诗。根据写作此诗之前昌耀所有的生活经历来考察，它无疑就是昌耀对这段生活牵念不已的沉湎和回忆：
我是这样的迷恋——
那些乡村垩白的烟囱。
那些用陶土堆砌的圆锥体，
像是一尊尊奶罐，
静静地在太阳下的屋顶竖立，
没有一丝儿奢华——
我对这生活的爱情
不正像陶罐里的奶子那么酽浓，
熏染了——
乡村的烟火？
…………
1962.8.6
这首《烟囱》和前边援引的《水鸟》等其他4首诗一起，最初都刊发在1979年底出版的那部青海省庆祝建国三十周年《三十年诗歌选》中。如果追溯我与昌耀的交往，那么，首先就是因为他的这首诗。这首完全独立于一个时代政治抒情语境之外的诗歌，对于1979年的我是震撼性的。它来自土地的陈旧的温暖，它的本色性的纯粹，以及朴素与醇和，让我看到了另外一种诗歌审美体系，并迅即改变了我的诗歌注意方向。也就是由此开始，使我对昌耀产生了与一位大诗人相关的想象。1981年，昌耀对这首诗又做了辞采和表述层次上的丰富，并在诗的末尾注上了“1981.4.19重写”。重写虽然明显加重了此诗的艺术意味，但在我看来，它无论如何都不如这一原作来得那么本色自然。由之而使我一直耿耿于怀。
杨公保给了昌耀一个家，更确切地说，杨公保给了家破人亡之后，又陷入落难中的昌耀一种比家更温馨的感受。老奶奶的疼爱自不必说，尤其杨家的几个子女，在最初的腼腆好奇之后，接下来就是人来疯式的热情。有事没事总要往昌耀的房间里跑，炫耀式地带昌耀在巷道村外周游，进而以村庄的知情者和昌耀的保护人自居。特别是这个家中8岁的二女儿尕仁卓玛，因为长得漂亮出众，又心眼特多，处世活络，便在兄妹之中有一种天然的心理优势，愈发伶牙俐齿、聪明狡猾。跟村中的同龄孩子在一起，没有人能耍得过她，所以大家便送了她一个汉语绰号——“尖尖”。在青海方言中，“尖”，便是聪明狡猾之意。它在本意上应该有“奸”的成分，所谓的“奸诈狡猾”，但与机灵和智商过人这个意思相联结，便成了“尖”，进而还有了在同伴中做事或游戏时，总喜欢拔尖，也总能拔尖这层意思。亦即所谓的人中尖子，说“人精”也成。遇着昌耀这么一个兄妹们都以儿童的虚荣心争当保护人的白净书生，“尖尖”尕仁卓玛便要再次拔尖，要形成对昌耀保护人身份的垄断。而此时的昌耀，似乎也乐于接受“尖尖”的这种垄断。
昌耀和这个家庭相处得颇为融洽，似乎已成了杨家家庭中的一员，但这样却又出现了一个问题：他在这个家庭中的辈分怎么排呢？按理，他只比杨公保小5岁，无疑是属于同代人，但杨公保无论在外面还是在家中，都是支撑着一方天地的汉子，与他相比，小模小样的昌耀在给人的感觉上，显然不能与之辈分并列。而相对于家庭中的这群孩子，昌耀从年龄上无疑属于叔叔辈，但他们却很难从昌耀身上找到叔叔的感觉，并在内心更愿给他以大哥哥的地位。想来，这是这个家庭的成员都意识到了，然而却分断不清的一个问题。那么，就让它这样模糊吧，但正是这种模糊，最终却模糊出了另外的意味。
关于这个问题，暂先按下不表。
然而，这个天高地远的下若约村，同样不是桃花源。比如当村人大都把昌耀作为落难的“学生娃”看待的时候，昌耀在这个村的支部书记眼里，却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右派”，并且就是看昌耀不顺眼。
昌耀要参加生产劳动了。青海半垴山地区3月份的劳动，基本上是围绕着春播而展开的。其程序首先是为农田准备底肥——先将粪肥从大牲口的棚圈中起出，然后是敲打粉碎，继而是用套着马或牛的大木轮车（亦即昌耀诗歌中的“高车”），或用套着小毛驴的架子车，再就是以人代替小毛驴的架子车，从村头往地头运肥。由于这里的农田大都是在坡地或梯田式的台地上，所以，运肥车无法直接进入农田，只有卸在路边。接下来的一项劳动工序，就是男女老少每人肩上斜背着一个背篼，在路边装上粪肥后，再背着转运到农田中。一背篼粪肥的重量，大约等于一袋50斤面粉的重量。农田中堆积的粪肥撒开之后，就开始了小麦或青稞的春播。在这一套工序中，人拉架子车的运肥和用背篼往农田中背肥，是比较繁重的力气活。也是没有赶车技术的昌耀所干的活。
春播的活干完之后，就是按照国家在1957年第4季度做出的“今冬明春大规模地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农村工作部署，修整农田和兴修水利。兴修水利的意思很清楚，就是兴修干渠、支渠、毛渠等水渠，把水引进农田中灌溉。修整农田对平原地区是一个不存在的问题，而对浅山、垴山地区来说就是“与地奋斗”，把大地原生态的那种坡地，改造成梯田，从而使之能够引水浇灌。这两种工程叠加起来，就叫作“战山河”。这其中巨大的土方量是无法计算的，并且完全是用车拉、肩挑、背篼背的形式来进行的。我们在此后的许多电影和纪录片中，都看到过那种红旗招展、歌声浩荡的壮观场面，但这种群体壮美表情的表述，却遮蔽了无数个体蜡黄脸色上的虚汗。
昌耀不是在《辞职报告》中表示，要“参加农业生产去”吗？现在，正是兑现这一愿望之时。他跟村里的村民一起出工，一起收工。他干活卖力，态度诚恳。也许，出一身热汗果真就可以把他体内陈积的抑郁给彻底蒸发出来，让浑身松快一下。然而，迄今为止从来未曾真正干过农活的他，比起村中的农民来，其劳动能力最多也就能顶得上个妇女，甚至连那些健壮泼实的妇女还不如。于是村支书就更看他不顺眼了，不但经常给他脸色看，还时而拿一些暗示他“右派”身份的话来刺激。昌耀是一个何等敏感的人，并且，他在杨家获得的关爱和情义使他更珍惜自己的形象，也更爱惜自己的羽毛。虽然他还不便和这位支书争执一番，却还是可以将自己鄙夷的脸色还给对方看一看的。支书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而在他的记忆中，这个村子中的百姓还从来没有人向他这样表示过，更何况一个送到乡下来改造的“右派”——他竟然也敢！于是，被冒犯了的恼怒使这位支书更加变本加厉，而此时的昌耀，想置若罔闻也不行。于是，两人之间的摩擦便不断地撞出火星。
事已至此，村支书觉得再也不必顾忌什么了，便直接拿“右派”的问题敲打昌耀。而此时的昌耀，如果再听而不闻他也就不是昌耀了，便回敬对方：别老拿“右派”来压人，“右派”这个帽子对我太大了，我承受不起。别忘了，我还是个国家干部。
随口说出这句话后，双方都突然一愣。昌耀之所以如此，是一直笼罩在“右派”的心理阴影中，并专注于用劳动洗刷自己的他，突然被自己提醒了——我难道不真的就是一名国家干部吗？凭什么一再受你的鸟气。
对方之所以如此，也完全是基于同样的提醒：眼前这个被他看不顺眼的人无论再是什么“右派”，他国家干部的身份还不是要远远地高于自己？于是，支书一脸的悻悻然，嘴巴弧形的弓弦上，再也射不出更锋利的冷箭。
昌耀突然觉得自己出了一口恶气，心头不无快慰之意。
而对方，又岂能善罢甘休？如果这样，他这个支书也就不是这个村庄的“尖尖”——人群中的尖子了。
很好，你不是体力不行吗？我偏偏就要让你好好地锻炼锻炼。于是，派给昌耀的体力活被暗中层层加码。
而昌耀，他明白自己这时必须承受，离3个月劳动结束的期限不远了，挺过这段时间，一切也许都将会出现新的转机。
然而，不断加码的体力惩罚使昌耀终于失去了耐心——我病了，我需要休息，我是公民，我还有因病休息的权利吧？
事情终于发展到了最坏的一步，村支书使出最后的撒手锏——向上级部门做了歪曲真相的检举汇报。1958年5月1日晚，湟源县公安局的一辆吉普车开到下若约村，把昌耀直接带到了县看守所。
而收留了昌耀的乡武装干事杨公保，因此而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纵观昌耀一生的人生风浪，这几乎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塄坎，但真正使昌耀栽下万丈深渊的，却正是这个小小的塄坎。事情就是这样，一只钻进飞机螺旋桨中的麻雀或乌鸦，可以使一架巨型飞机焚毁。
按照1958年这个时候的情况看，作为一个“一般‘右派’分子”，昌耀的问题并不怎么严重。当时就有众多的“一般‘右派’分子”，戴着这顶帽子工作在自己原先的岗位上。从对昌耀的处置意见来看，为期3个月的“监督劳动”这一关过了，那么，接下来的去向就应是收回文联，尽管是仍然戴着“右派”的帽子，却可以继续工作。
嗨啊——还有什么可假设的！1958年是中国农历的狗年。
对于昌耀来说，日月山下的这个下若约村，既是他落难中的天堂，也是他走向地狱的入口。
而这个村支书，仅仅在数年之后，突然患上了一种莫名其妙的“黄病”（这是当地人的说法，疑为肝腹水），其表征是脸色蜡黄，瘦如饿鬼，不久便一命呜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