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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连昌耀自己都确信，他之最终被打成“右派”，就是因为《林中试笛》这两首诗歌。但联系到接下来的事实我们就会发现，这只是他被打成“右派”的砝码之一。而根源性的症结简直令人无法相信，但却千真万确，这就是省文联那天上午开会时，他激怒了某主任的宿舍中的睡觉。某主任当场就放出话来：“我一定要搞清你的问题。”
的确，没人能想象得出这句话潜含的威力。
1957年11月20日，青海省文联就王昌耀的“右派”定性问题，做出了一个《结论材料》。这个材料显示：《林中试笛》仅仅是昌耀众多问题中的一个，并且，它甚至不是问题的核心，而问题的核心，则是某主任发出的那句狠话。然后，昌耀所有的“罪证”，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或被无中生有，或被恶意歪曲来罗织的。
那么，这其中到底伏藏着怎样一个演化过程呢？且先从进入演化程序的开始说起。
《林中试笛》的问题是这一演化过程的第一步，某主任在1957年7月那个下午，就这两首诗以辩论会形式发出的突然袭击，的确收到了奇效。昌耀一下子就给打懵了，他有口难辩。其实昌耀又算得了什么？连诸如周谷城、陈寅恪那样学富五车的大学者，他们在1957年类似的场景中，还替自己辩护过关了吗？
这让昌耀感觉到了空前的气馁，那么到底还有没有解脱之道？如果有的话，那么，就是根据当时的众多范例，先把自己骂个狗血喷头，然后再疯狂地检举、揭发，把狗血泼给那些顽固不化的重点斗争对象，以实现火线立功。无疑，昌耀没有这样的思维。然而，昌耀毕竟是昌耀，他以自己作为一个诗人的超现实主义的想象力，终于想出了一个“超现实”的解脱之道，一个在苦恼无奈中保持尊严的举措——辞职。
于是，我们在1957年整个中国铺天盖地的揭发、批判、辩解，既而是自我批判的文字材料中，见到了一份堪称是独一无二的特殊文本。现将这份辞职报告全文抄录于下：
时间宝贵，人生短暂，我应该多读一些书，多干一些工作，以劳动的代价，来弥补光阴的流逝。
如果，我还有生活的权利的话，在我们国家里，还允许有不关心政事，而倾向进步事物的公民存在的话，请准许我辞职，请让我参加农业生产去。
不管我走到哪里，干什么职业，我都可以心安理得地对祖国说：我问心无愧，我无罪！
王昌耀
57年8月16日
关于这段文字，我不想展开评述。但我要指出的是，它是我们认识昌耀这位此后的大诗人，他的思想立场、人生立场、艺术立场一个重要的文本。这种以“倾向进步事物”为原则的独立知识分子立场，此后贯穿了昌耀终其一生的诗歌和人生道路。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与郭老郭沫若几乎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倒是让我想到了另外几个坚持自己独立知识分子人格操行的人物：巴金、冰心，以及昌耀的湖南前辈沈从文。而在时间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的文化思想界开始探讨体制内和体制外写作的一系列延伸性问题时，作为诗人的昌耀，已在半个世纪前表达了自己的选择，时年仅21岁。尽管这是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做出的，但它表达了一种潜意识中的心理方向。
如果我们还记得昌耀在此后给五叔的信中，表达了他要回故乡桃源待一段时间的那句话，那么，此时我们就会明白，他的那个想法，正是眼下这个决定的结果。当时的昌耀还为自己设想了一个去向，就是到大伯父王其梅工作的草原上去。当时身为西藏军区副政委的王其梅，还身兼18军修筑川藏公路的总指挥，而指挥部则设在西藏东部的重镇昌都。
对于昌耀这份辞职书中的表达，也许只有在今天开放的社会文化氛围中，我们才能更清晰地感受到它发自骨骼的深刻性，但在彼时彼刻，他的这种想法，这种做法，则无疑是天真的。比如说，去了草原之后，他《林中试笛》的毒草问题，就能一走了之吗？而他对这个问题的设想则是，经过“天长地久，自然会弄明白”。
就这样，他向某主任递交了自己的这份辞职报告，并且估计着很快会被批准。
但就在第二天，这份辞职报告，又变成了被毛笔抄写成的大字报，张贴在青海省文联反右斗争的墙报栏里。
接下来，他便有了新的“罪行”：用辞职刁难组织，以此曲折地向党进攻。如果说，文联此前的批判注意力还集中在运动初期，其他几个比较活跃的大鸣大放者身上的话，那么，他遂由此招来了更为强烈，也更为集中的批判火力。也因此，就有了《青海湖》杂志“群丑图”专辑中，“韩秋夫叫嚣他支援／‘罢工书’贴在了胸前”的新罪证——所谓的“罢工书”，便是这份辞职报告。这种对于事实真相下流的歪曲，实在是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
这样一来，昌耀越发说不清了。长于文字表达的人，一般都比较嘴笨，放在气氛紧张的批判辩论会上，他更是不知所措。但他还是想把不是问题的问题说清楚。于是，又一次地求助于文字，把他自己自小参军受党教育的历史，把自己的创作道路，由这些而决定了的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以严谨的逻辑演绎，写成了一个《我的自白》。这一次，他还决定和某主任单独进行一次面谈。
也许，在只有两个人在场的宽松气氛中，某主任才能够冷静下来，心平气和地理解他，接受他的说法？他这样设想。
一进入某主任的房间，看到这位曾把自己调入省文联，并对自己表示过关爱的长者，昌耀不知怎么的，眼泪哗地就涌了出来。他诉说着自己的委屈和内心想法，絮絮叨叨、词不达意地诉说着。然后，拿出了那篇《我的自白》对某主任说道：我用嘴说不明白，请你看看这份材料。某主任平静地听着他的诉说，又平静地看了材料。见他看完了，昌耀觉得这份材料的功能也就完成了，并似乎多了个心眼似的，要把材料收回。某主任依然是一副平静，甚至还带着一丝温暖的表情：先放到这里，让内部的几个同志看看再还给你。由于有前车之鉴，昌耀便小心翼翼地特别要求：那可不能再用大字报写出去呀！某主任和蔼地回答道：不会的。
但与上一次一模一样，第二天，《我的自白》就又以大字报的形式被张贴了出来，并且，还和几天前的那张《辞职报告》肩并肩地挨在一起。这样，当《林中试笛》（二首）被称作“向党射出的两支毒箭”之后，这两篇材料，就成了向党投出的两杆标枪了。
昌耀自己曾经就是上过战场的军人，但他却根本不懂政治上的诱敌深入战术。
接下来，就是火力更为猛烈的揭、批、查。他平时跟同事们说的一些回忆部队生活之类的话，他平时在哪个地方怎么样了，便经过添油加醋的歪曲，被“揭批”到了某主任面前。
至此，材料已经够了，接下来，就是全面反击——
昌耀必须对已经揭发出来的所有问题做出承认；昌耀必须在这个基础上深挖自己的思想根源；昌耀的内心和思想中，还必然有未曾暴露出来的问题，因而必须进一步地坦白交代。
一个小小的文艺兵，在一个老练的政治战略家的面前，如何能形成对峙？昌耀节节败退。而节节败退的形式，就是对被“揭发”出来的子虚乌有进行包揽，昌耀只好包揽。
1957年9月11日，昌耀在接连的检查不能过关之后，又一次在文联全体人员大会上进行交代。在按事先写的书面材料交代完后，被充分调动起来了的“群众”们，仍觉得交代得不具体，于是便相继火线立功般地发出质疑……而就在这个时候，昌耀的心中却忽地一下子轻松了，他已无路可退，最坏的结局也不过如此吧，还能怎么样呢？于是，胸中的气流猛地朝上一顶，遂向质问他的人们发出了更为严厉的质问：“难道我还有更严重的问题没谈吗？那么，更严重的问题是什么？……”
他的对面顿时哑然。
昌耀在此后的那份《甄别材料》中，记述了自己当时的心理状态和思维运行轨迹：“在那样的氛围里，我像一个进行答辩考试的学生似的，许多从未考虑过的，却要我做出回答。我要怎样回答呢？最后，我采取了轻率的、容易的、满不在乎的做法，我参考了报纸上揭发的“右派”言论，根据自己的身份，绘声绘色地包揽了一切材料，这样，我觉得容易通过些，便写上一份书面发言，照本宣科。结果，像一个胡乱吃了许多止疼药的病人，反而将病相弄得隐蔽化了。”
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昌耀生性中那种已封存起来了的“嘎”或者“顽劣”，反而反弹了出来。此时，他和一位名叫谢林基的同事，被安排在同一房间反省。起初，两人差不多每夜通宵达旦，为自己的问题而苦恼。时间一长，昌耀便慢慢地“皮”了。灯光与香烟烟雾的呛辣，使他实在难以入睡。于是，有那么几个晚上，他干脆在半夜时分跑到不远处的一个俱乐部，在俱乐部的地毯上倒头大睡。第二天，他还调侃对方“不如自己乐天”。
就在这样的心态中，昌耀为了尽快过关，开始为自己罗织“罪行”。这些罪行包括：
（1）把《青海湖》的诗歌，引到自由主义方向。
（2）想办一个名叫《女神》或《和平万岁》的自由主义诗刊（昌耀此后解释，这是受了报纸上揭露出来的《夜莺之友》《广场》《探求者》诸刊物的启示之后，灵机一动编造出来的）。
（3）向往资本主义的城市繁荣。
（4）觉得党的“大鸣大放”政策是“放长线、钓大鱼”。
（5）觉得谁入了党或入了团，感情上就蒙上了一层人为的虚伪色彩。
（6）同情韩秋夫，觉得他有学问，读的书多，有一套。
（7）觉得鲁藜、满涛有才气，对他们的批判是教条主义。
（8）在运动中散布奇谈怪论，说：“如果每个人脑门上生一个天窗就好了，这样，领导要考察谁的思想，可随便看，两方便！”
在昌耀的这些自我揭露中，如果前边的几条，都是按报纸上披露出来的“右派”材料而结合自身的模仿，那么，最后这一条，则无疑属于“原创”。他对此曾颇为得意。在谈到这个意象的来源时，他说自己首先想到了阿Q在法庭上画押，还生怕画不圆这件事。然后又想起自己在一本科普杂志上看到的，一种供心脏手术用的大约叫作“脑电波指示器”的文章。这两个形象使他灵机一动，就用联想的方法，把“指示器”改作了“天窗”。
“如果把这也‘炮制’成一条材料，可能效果还要好”——昌耀这样供认自己的创造动机。
看来，昌耀到底是一个具有天生原创欲望的诗人，即使编造自己的“右派”言论，也要编得不同凡响。
当五叔王其榘在20世纪60年代知道了昌耀的这一言论，先是哭笑不得，既而是满腔怒火地在信中训斥道：我简直难以想象，你竟会想出这么恶毒的语言！
以上是昌耀自己供认的“右派”言行，这些，都作为他的重要“罪证”，写进了将他定性为“右派”的《结论材料》之中。
《结论材料》中有关昌耀的其他问题大致上是：
（1）其反动诗《车轮》是留恋旧日的地主生活，并妄图旧日重现。
（2）其反动诗《青羊》是影射党的思想改造，表达的是人总归要为党的“猎枪”所捕获。
（3）《辞职书》《我的自白》是向党进攻，企图保持自己的反党立场。
——以上三条，属于文联整风领导小组的分析结论。
（4）对土改时的农民斗争“有杀母之仇”。
——这一点，属于某主任的推论。
（5）不参加反右大会，在宿舍睡大觉。
——这是将个别现象扩大为全部事实。
（6）在贵德下乡期间，藏族农民要戴他的手套，他不愿意。
（7）叫他给大字报写稿，他说“别跟我来这一套”。
（8）骂文联办公室的汪永禄放屁。
——以上三条，属于群众揭发。而其中的第7条则属恶意歪曲。真实的事实是，7月中旬的一天，一位文联工作人员看见昌耀之后，以调侃的口气说道：“我们的诗人，给我们的墙报写首诗吧。”这样的语气让昌耀觉出了一种油腔滑调的挖苦，遂不客气地回敬对方：“别跟我来这一套。”
（9）“该人的社会关系极为复杂……其三叔父王其植系伪三阳乡乡长，于1951年土改反霸时被镇压；其四叔父王老八系伪军师长，现在台湾；其九叔父王石成曾在桃源县伪警察局担任负责工作，现在劳改，正因为他出身如此，故阶级仇恨根深蒂固……”
——这一条至为重要，它是罗织昌耀罪行，追究其思想根源的基础和核心。但是，关于这一条，可以用昌耀不知何故骂了汪永禄的那句话来处置——放屁！
昌耀的老家桃源县王家坪村，应该肯定有这么三个姓王的人，但他们又与昌耀何干？难道王家坪一切有黑色历史的王姓人氏都是昌耀的亲戚，而唯独有红色历史的人，比如伯父王其梅反而不是？而昌耀的父辈们，也就是他的直系亲属一直清清楚楚，一共二女五男。这也是某主任原先对昌耀政审时已经确认了的，怎么又突然冒出了这么三个角色？
——以上这一切，就是昌耀被打成“右派”的全部“罪证”。从这些“罪证”中不难看出，所谓的《林中试笛》的问题，在其中仅占了一个很小的比例，几可与“骂文联办公室的汪永禄放屁”的“罪证”并列。
如此的材料罗织，显然是在儿戏党的实事求是政策，有错必纠的党是定然不会放任如此胡来的。仅仅是两年之后，某主任就因另外的问题，在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中落马。
而此时，一切都按照某主任的设计而发展，整治昌耀的材料已经足够了。
1957年11月20日，青海省文联整风领导小组，做出了对本部门编辑兼创作员王昌耀的《结论材料》。在这份结论中，昌耀被定为“一般‘右派’分子，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做出“送农业生产合作社监督劳动，以观后效”的决定。
至此，昌耀终于从无休止的批判辩论会上，那无论如何都说不清楚的苦恼中彻底解脱。
但是，关于昌耀在他人生这一特殊时期的整体情形，我的叙述暂时还不能结束。因为就在我们把这期间的昌耀想象得疲于应付、痛苦不堪的时候，他却像丝毫没有被耽搁似的，竟然写出了许多诗作。这其中最可注意的，是《水鸟》这首诗：
水鸟啊，
你飞越于浪花之上，
栖息于危石之巅，
在涡流溅波之中呼吸，
于雷霆隆隆之中展翅。
像恋群的马之于集体，
离开这波涛，
你就会像落伍者一样难过。
你遗落的每一个羽毛，
都给人那奔流的气息，
叫人想到那磅礴的涛声
和那顽石上哗然的拍击……
这首诗后面所署的写作时间为“1957.8.20—21”，考虑到收入《昌耀诗文总集》中他1979年以前的诗作，大都在后来重写过，所以，我在这里援引的，是这首诗在1979年10月出版的青海省庆祝建国三十周年《三十年诗歌选》中的版本。在此后收入昌耀的几部诗集时，这首诗的改动也非常小，仅将这个版本中的“像恋群的马之于集体，／离开这波涛，／你就会像落伍者一样难过”这样三行，合并更改成了“失去这波涛，／你会像离群之马一样感到寂寞”。
而1957年8月20日，正是昌耀先写他的《辞职书》，再写《我的自白》这两份材料之时。这样的时候，他竟还能有心思写作？毫无疑问，这是一首最能体现他彼时彼刻心情的诗：一只怒涛拍溅中，孤独而茫然飞翔的水鸟，对于它所属的群体，以及激越壮美的搏击生涯的眷恋。这使人油然联想到昌耀自己，在颓丧的心境中，对朝鲜战场上火热的少年军旅生涯的神往。
彼时彼刻这样的写作，我们可以把它视作特殊心境下寄情励志的需要，就像相同的情境中，许多人在自己的日记本上所写的那种励志文字一样。所谓的痛苦出诗人这句话固然不错，但它只是一个原理，诗人们在最痛苦的、大脑中一片凌乱的当时，是很难写出那种完整意义上的诗作来的。极端的心境会导致语言的撒野，影响措辞的准确，丧失表述的分寸。而《水鸟》这首诗，则无疑是准确体现了诗人的心境，并措辞严谨的创作。如果再将它放在当时整个诗坛那种大而化之的公共语境中来看，这首诗已经显示出了昌耀在语词锤炼上，那种卓尔不群的结实。
而由这首诗所体现的那种庄重、成熟和严谨，则与昌耀在反右运动中表现出的懵懂、张皇，乃至天真的顽劣，形成了截然相反的对照。
在这首诗之后，再接着直到1957年12月21日，也就是已经对昌耀做出了“右派”结论的前后，他又相继写下了《寄语三章》《激流》《群山》《风景》等更具艺术纯粹性的诗歌。
而在这稍前的7月25日，昌耀还写出了他早期诗作中最为重要的作品——《边城》。
这种现象能够说明什么呢？它说明昌耀是一个天生性的诗人。以上这些诗作意味着，在陷入人生最难堪的境地，大脑中已沸腾成一锅粥的时候，他却能在若干个时段完全抽身退出，几乎不受干扰地写作，并且写得兴味盎然。这的确是一个令人奇怪的本事，也似乎正应了他在检查中的一句话——“只有艺术能够使人沉醉”。不过此时的他，是把这当成一个错误观念来检讨的。
以上的现象还能说明第二个问题，这就是在写作中与现实中，存在着两个昌耀。一进入写作中，哪怕是《辞职书》和检查材料这类文字，他都能够立时满身光华，不但深刻、老道，并颇为足智多谋；但从文字写作中一松手掉入人群，他就成了一个问题少年，沉默拘谨中对这个世界通行的世故规则，时而违规越矩。从这个意义上说，写作就是他的命，所以，他才在自己的一生中紧紧抓住写作不松手。不是他不愿松手，而是不敢松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