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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五叔王其榘很早就从昌耀的身上，觉察到了那种特殊的气味。其时间之早，可以追溯到1953年底昌耀进入河北荣军学校，心中有了“想从事写作”的目标开始。
从离开朝鲜战场上的部队进入荣军学校起，就意味着昌耀开始以一个独立的社会人的身份走向了社会。尽管他此时年龄仅有17岁，但在母亲亡故，父亲被拘的特殊家庭背景下，昌耀不但要不容懈怠地奔赴自己的写作理想，并且，他还要和五叔王其榘一起，担负起寄养在五叔家中自己4个弟妹的成长教育责任。这是一种家庭血缘意义上的责任和约定。
而在五叔的眼里，一是昌耀自然应该负起这个责任，二是昌耀本人还有一个自身成长的问题。尤其是获知昌耀把自己的未来定位于文学创作时，他首先是对自己这个侄子的不凡志向感到欣喜。但随着1955年开始的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声势浩大的批判，中国的文艺界成为一个极易出现问题的敏感区域时，五叔潜意识中的一个反应便是，要对自己这位侄子负起思想监护的责任。所以，从两人的第一次通信开始，王其榘就对昌耀的要求颇为严格，及至到了1955年时，这种要求的严格程度尤甚。
因此，就有了1953年底，在收到昌耀忙得“连放屁的工夫都没有”那张明信片时，王其榘在回信中对昌耀的敲打：“这显然是开玩笑的话，用开玩笑的话来描写自己的生活，而且是写在明信片上的，这样办是不十分妥当的。”
应该说，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真正使王其榘感到气味不正的，一是昌耀在信中谈及自己新的打算时，那种情不自禁的兴奋，王其榘把这视之为一种浮夸。二是昌耀偶尔表现出的倔强脾气，不但曾经使王其榘伤心，更使王其榘在把它置放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联想时，而隐约不安。
1954年暑假，昌耀兴冲冲地从保定到了北京，看望五叔和自己的弟妹，不料却与五叔的儿子王念青发生了冲突。昌耀遂负气地表示：看来这里并不是我的家，我还跑到这里来干什么！而年龄小于昌耀的念青同样年少气盛：“你愿意走你就走！”于是，没等五叔下班回来后打个招呼，昌耀已扬长而去。接着，又给五叔去了一封小脾气峥嵘的书信。在这封信中，他首先表达了五叔的家，并不是像五叔原先所说的“这里就是你的家”，从而使他这趟到五叔家里去的心里“充满了革命阳光的想法，涂上了阴影”，进而以此作为自己不辞而别的理由，把怨气撒给五叔：“能走的自然会走的，这当中并没有所谓人的情感。”
大概就是从这封信开始，五叔不能再把昌耀当作一个孩子看待了。昌耀在此几乎是以对等的心态与五叔说话。尽管这里并未脱去孩子气。五叔也感到委屈，更感到伤心。这件事情说大了，会给人以他不能善待侄子的感觉。于是，他把这件事的前因后果，转告给了这个家族现今的精神家长王其梅，并随后给昌耀回了一封信，在昌耀置之不理的情况下，又在两个多月后给昌耀去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王其矩首先再次做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没有“教育好念青，使他养成了蛮横不讲理的态度”，然后他也反问昌耀：“您也许不致否认，我对您是抱有很大热望的。”进而也要求昌耀从自己的身上找一找问题。尤其是对自己弟妹们教育的责任，“您做了没有？”五叔因此而认为，恰恰是昌耀缺乏情感——缺乏对自己弟妹们教育的情感，也缺乏对自己这个抚养着昌耀弟妹们的叔叔的情感。于是接着这样提醒昌耀：“年轻人，一切不要想得太虚幻，得从现实着手，一个没有丰富情感的人，是不会创作的。一个对周围生活甚至自己不能有所认识的人，是不会活生生凸出形象的人物来的，一切得脚踏实地地去锻炼。”在这封信的末尾，五叔甚至这样伤感而又不无挖苦之意地写道：“年轻人，祝您一帆风顺吧！”
可见，昌耀这次执拗的小脾气，在心理上委实将五叔折腾得不轻。
如果我们在这封信中，注意到了五叔对昌耀使用“您”这个指称代词的细节，就能对他性格中的谨慎、自律，以及社会生活中格式化的中规中矩，有一个大致的想象。想来，这无疑与他的秘书工作经历有关。明白了五叔这样的一种性格准则，我们也就对他之于昌耀明信片中那个“屁”的批评不足为奇。
那么，在河北荣军学校忙得连放屁的工夫都没有的昌耀，对自己弟妹们的教育责任又到底尽得如何呢？我们自然没有看到一个称职的课外辅导员的迹象。然而，这又并不能意味着昌耀就是完全的“大撒把”。就在1955年6月昌耀即将离开河北荣军学校奔赴青海前夕，他实实在在地履行了一次自己的责任——应该是出于奔赴青海时轻装简行的考虑，在对自己的书籍进行了清理之后，他一次性地给弟妹们寄去了54本书。由此推想，他平日里对弟妹们的“教育责任”，大致上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的。
以昌耀在河北荣军学校仅两年的图书购买积累而言，把这54本书和他留给自己的数量更多的图书加在一起，无疑是一个甚为可观的数字。而在学校原本就有图书馆的情况下，昌耀自己又购买了这么多的图书，他当时的书刊阅读的胃口之大，我们当不难想见。
因此，这里面就又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见了自己喜欢的书就随手掏钱，而钱的问题又怎么解决呢？细想起来，由于儿童时代富裕的家境，入伍从军后又有部队的供给制，加之战争环境中也无处购买更多的书籍，这位昔日财东家的小少爷，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为钱发过愁。虽然他绝不是一个乱花钱的人，但也绝不会为钱的问题而费踌躇。这便是那种大家族出身的子弟自小养成的一种脾性。事情说到这里时，再联想到昌耀后半生经济上的窘困清苦，实在难以不让人心生感慨，的确，这就是所谓的命运。
但现在，延续昔日自由花钱的脾性不假思索地买书，他微薄的学员生活费够吗？肯定不够。然而，从未显示过理财专长的昌耀，却把这个问题给轻易地解决了。说来令人难以置信，但他就是解决了。解决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把大伯王其梅送给他的那块贵重的瑞士手表，果断地给卖了。时间是在1953年的10月，他进入河北荣军学校不到2个月的时间。至此，他的手腕上少了一块足以让许多人眼热的手表，却因此获得了花钱买书的自由。
对于昌耀来说，他当时所拥有的个人资产的总和，也抵不上这么一块手表的价值，但他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把这一重大资产给处置了。只是在事情发生后，他才突然意识到这事做得有些唐突，因为这是瞒着伯父做的，遂给伯父去了一封信，老实地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对昌耀寄予厚望的伯父，对此并没有怎么计较，他在回信中首先询问了昌耀在战场上致残的病情：“你的头是否好了，甚念。”继而这样豁达地表示：“我送给你手表，目的是希望你看时间爱惜自己的时间，如果是因为你生活困难或需要用钱买书而卖了表，这关系不大。”
这个时候的王其梅，已经作为西藏军区副政委，经常奔波于西藏与北京之间。也是在这一年，中共中央决定调王其梅到北京，出任中央民族学院院长。而王其梅为此专门面见贺龙，请求继续留藏工作，并获批准。
伯父王其梅认为昌耀为买书而卖了表，这关系不大；但五叔王其榘却从昌耀寄给弟妹们的54本书中，看到了问题，并认为问题重大。因为这54本书中，有一本是天津著名诗人鲁藜的诗集《星的歌》。鲁藜曾经有一首著名诗歌，被认为是富含哲理且适宜于人生教育而广为流传。这首诗的标题叫作《泥土》，全诗只有4行：“老是把自己当作珍珠／就时时有怕被埋没的痛苦／／把自己当作泥土吧／让众人把你踩成一条道路。”
这样的诗人和这样的诗，难道不正好与王其榘“不断改造世界观”的思想相吻合，并应该鼓励昌耀去阅读去学习吗？然而，事情却因为1955年的时代政治风云而出了问题。
王其榘在1955年7月7日写给昌耀的信中，专门就此事进行了深入而严肃的谈论：“您寄的书中，我看到一本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鲁藜的《星的歌》，我坦白地说，我对文艺是外行，但我读以后，简直是‘讨厌’！我觉得他与李季所写的玉门诗集（？）完全是两个不同的道路。说明白点，一个是革命的诗集，一个是宣传唯心论，歪曲现实的反革命的口语。而您在全国正在进行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时候，把这样一册书寄来，我真不知道您对这些家伙的认识如何？如果您没有学习‘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是不应该的，学习以后还把这样的书寄回来更是要不得的。因为这样的书，您寄回来，据我想是给昌煜们读的，您没有考虑把这样坏东西塞给您的弟弟，有什么好处？难道是为了您在乎这么几毛钱而舍不得毁弃它？”
接下来，五叔就这个话题进行了透彻的延伸之后，又笔锋一转：“关于您来几次（亦即昌耀几次去北京五叔的家——燎原注），我有这样一种感觉，觉得您生活上思想上作风上有些‘华而不实’，这可能是我保守落后的偏见，但也可以作您的参考。希望您见到我这样的说法抱着有则改无则勉的态度，对自己进行一番检查，能这样做是有好处的。我这里不是反对您寄书给他们，而是要您考虑寄什么样的书？不是说您在文艺上没有下功夫，而是说要问走的是什么样的路？如果方向不走对，越走会越远的……”
读五叔的信，要有足够的耐心。他所说的话没有一句不正确，不推心置腹，甚至是苦口婆心，但这种信就是让人不爱读。对于自己的这位侄子，五叔的一封信和十封信都是一样的，里面永远是同一个基调和主题，这就是没完没了的世界观的改造，并且这其中还隐含着这样一个特殊的逻辑推理链条：你越是不爱读这样的信，就越说明你有令人担忧的思想苗头，你就越有必要来读这样的信。
在中国20世纪的50年代、60年代、70年代，五叔的这种信，几乎是家长写给子女们书信的一个标本。最私密的信件中是最为社会化的内容，几乎所有的信件都可以公开发表，都可以成为标准的人生思想教材。所以，这样几代人的成长，此后被称作“受监控的成长”。
五叔在这封信中称自己对艺术是外行，但他却能内行地拿出李季有关玉门石油题材的诗，与鲁藜的《星的歌》进行比照，并认定后者是“反革命的口语”（这个口语并不是今天的“口语诗”，而是认为它是不配称作“诗”的口头语言），这样的认定，与其说是五叔自己独立鉴定的结果，倒不如说是他对当时媒体信息经过汇总处理的转述。若干年后，当媒体认定《星的歌》是一部思想和艺术上俱佳的诗集时，相信五叔也会随之转过这个弯子，做出同样的认定的。这就是那个时代大多数人的思维逻辑。
但此时就是此时，五叔将昌耀所寄的《星的歌》专门拿出来说事，无疑体现了他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的敏感，以及对于昌耀良好的出发点。
然而，良好的出发点就意味着无休止的书信批评吗？尤其是从任何事情上都能引发的，从寻幽发微的挑剔，再到上纲上线的批评？
两个月后的1955年9月11日，王其榘又给昌耀去了一封信，该信的第一句是：“收到您的信，知您已参加边疆工作，很高兴。”由这个说法来看，昌耀离开河北前往青海时，既未征求过五叔的意见，临行前也未给五叔打招呼告别。我们从这里不难想见，昌耀对于五叔的态度以及情绪。但自认为对昌耀负有思想监护责任的五叔，则对这个权利决不放弃。这封信的第二句话，便是对昌耀所寄的《星的歌》旧话重提。紧接着，又就昌耀在给他的信中，有关自己情况的介绍和打算，忍不住地开始了批评：“固然您有诗被选入什么集子里，您也想印单行本，这表示您这几年来在写作上下了工夫，多少有了些进步，但重要的问题是自己写作的态度，什么样的立场。如果这主要方面不着重，不仅写作只是表现技巧，堆砌了一些‘美’的词句，而且是很容易走入歧途的……我对您的期望是大的，不希望您作品里，有庸俗的东西，应该有的是无产阶级的爱与恨。从您的作品里体会到青年的成长，祖国的可爱，新中国的远景。毛主席告诉过我们，搞好文艺写作必须改变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感情。思想感情不来这一个变化，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我们应该时刻记着这指示。”
五叔的这封信中有如下几个信息值得注意：其一是昌耀在此之前有诗作被选入某本诗集。这应该是指1955年初，被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青年文学创作者丛书·诗选》所选中，最后因公木的文章而告吹的那首《祖国，我不回来了》。
其二，也就是1955年9月之前刚到青海不久，昌耀便有了出版自己诗歌单行本的打算。而这本诗集，便是我在前边专门谈及的《最初的歌》。
其三，在五叔就昌耀的诗歌写作进行诲人不倦的批评时，他的批评言词表明，他并没有读过昌耀的诗。只要读过此时昌耀的任何一首诗作，他都不会说出以上的那些话来。
王其榘对昌耀至此为止的思想批评，一是来自反胡风运动的大形势中，对于昌耀以此类推的假设性批评；二是来自对昌耀身上那种特殊气味的感觉。这种气味，就是昌耀的性格因素中，为王其榘所排斥的那种另类感。
一般而言，人的性格类型上的排斥总是相互的，但表现的形式却不同。五叔排斥昌耀的性格，是要把他塑造成同自己一样的人；而昌耀排斥五叔，则是不愿意与之密切来往。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昌耀便不愿再给五叔写信。而五叔则紧追不舍。
1956年4月18日，在昌耀长期不给五叔写信的情况下，五叔又给昌耀去了一信。信一开始写道：“许久未给您去信，近来的工作如何，十分想念！”接着又笔锋一转说：“是否我给您的信，信上说得太过火，伤了您的自尊心，使您到了西宁还只写一封信来。是否您感到没有什么可谈的，像我这样一个主观（性）很强的人不会接受您的批评和意见就没有写信来……总之，如果您有这样的想法，当然有它一定的理由，但这种情况不是不会变的，您不要固执陈见！如果原因是我低估了您的成就，那有什么关系呢？这不过是我希望您的进步更多些更好些，而您的成绩并不会因为我的偏见而减色。如果是我说得过火，态度不好，使您感到我给您的信不是温暖的鼓励而是打击、浇凉水，那也不应该有埋怨，因为您可以从我的信中知道我还只是在初步学习，以往的历史是落后的，现在的思想有了点进步，但还是有限得很，主观片面不是很自然会表现吗？这不是要使您原谅，而是希望得到您的批评，而您呢？是怎样对待的呢？不理！您想，我是多么失望！”
这是这封近两千字的长信的第一段。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叔侄俩的关系至此进入了一个怪圈。在五叔对昌耀已经形成的骄傲或华而不实的顽固印象中，昌耀如果不回信，表明了他思想上有抵触情绪；如果回了信，却总能被五叔找到可以批评的不良苗头。因此，不回信使五叔伤心，回了信则使五叔“担忧”。尽管五叔在信中也做了自我批评，但目的只是为更深入地批评昌耀所做的必要铺垫。
接着，五叔又从诗人必须在作品中“歌颂光明，指斥黑暗”，以及怎样在作品中塑造先进人物，而昌耀又是如何不可能做好这些，进行了大段的分析批评。
但这封信还有一个特别之处，这就是五叔谈到了“家事”，尽管仍然是批评：“您对您自己的诺言，看得是很平淡的，您不是在二月十五日的信里曾说过以后每月至少给家里写一封信吗（您给大伯母的信中说的），您履行了您的诺言了吗？没有……”这几句话里我想包含着这样一些信息：其一，除了五叔王其榘外，昌耀还经常要向大伯母王先梅汇报自己的情况，由此而以兄长如父的身份，同五叔、伯父和伯母，以三方会商的形式，负起共同教育自己几个弟妹的任务；其二，在伯父伯母与五叔之间，也经常以信件的形式交流、关注昌耀的情况；其三，昌耀有些话似乎更愿意给伯父伯母说，在他们面前表现得似乎更为驯顺一些。这应该是因为，伯父伯母对于昌耀似乎更宽厚一些，而五叔则是以严苛，实施对于昌耀的责任。但这种效果显然并不理想。
在这封信的结尾，五叔的严苛仍然是一以贯之：“信就写到这里为止，希望您不要认为这里写的，全是主观片面的东西。如果您认为写得不对可以提出批评，也可以问问大伯，让他替我们做个判断。我不希望您看完这封信就撕掉，顶好是过两天再看一次然后撕它。”
五叔发火了，并要将叔侄两人间的这种摩擦提交给伯父“打官司”。
从接下来的情况看，脾气执拗的昌耀还是有着老实驯顺的另一面。他没有敢再让五叔发火，因为这其中的确存在着一个属于他自己的问题，这就是没有履行每月至少给五叔写一封信的诺言。于是，他随之将功补过般地，一次给“家”里写了两封信，一封是给五叔的，另一封是给五婶妈的。
给五婶妈的这封信，还有一个“历史渊源”。这就是1954年暑假去北京五叔家，他和五叔的儿子念青发生争执时，五婶妈也是偏向儿子念青的当事人。然而，不管那次争执中的对或错在哪一方，冷静之后细想一下，在1951年王氏家族的“移民工程”中，十多口人众从桃源忽地全部涌向北京五叔家，五婶妈原本安静的生活不但被打乱，而且还要负责这一干人众的饮食起居，并且至今仍照看着昌耀的4个弟妹，因此，即便是昌耀在那次争执中有多大的委屈或怨气，此时都应烟消云散。并且，他还应该对于这位长辈表达谢意。这便是昌耀超额完成任务，给五婶妈单独写这封信的出发点。
昌耀的这封信效果不错，无论是从写这封信的姿态，到书信的内容、态度、措辞，都让五叔满意。所以，五叔在1956年5月23日在给昌耀的回信中，便有了这样难得的表扬：“您给婶妈的信写得很好。”
而对于昌耀写给自己的信，五叔留下了特别深刻印象的，是自己这位侄子突飞猛进的文字能力，以至这位有着严格文字鉴赏力的学者，也忍不住地对昌耀这样褒奖了一回：“您的信写得好，不是一天工夫练成的。”
昌耀的这封信基本上是一种自我批评的基调，而且态度诚恳，所以五叔在这句话之后，又紧接着加了一句：“您的检查也还不错。”
至此，叔侄之间的紧张关系，似乎得到了较大的缓解。
昌耀给五叔的这封信中还有两个特别的信息。其一，是告诉五叔他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其二，正是因为这一点，昌耀在信中进一步地表示，自己“要以郭老为榜样”，在写作上树立更高的目标。
昌耀在这里要以郭老——郭沫若为榜样，首先是因为郭沫若在当时已被视为中国的文豪，所以，他的这个目标可谓高远。另一方面，这其中还有一个曲折的伏笔，这就是为自己一直未能加入共青团寻找理由，因为郭沫若是党外人士。
在当时以至几十年后的很长时间内，一个青年人是不是共青团员，这是看待其是否进步的最直观的标准。而昌耀本人也不可能不把它当成一回事，因为这不光是他自己的事，他的大伯和五叔对于这件事情的看重，甚至超过了他本人。在1953年10月他刚进入河北荣军学校不久，大伯便在给昌耀的信中有这样一句话：“我认为你到现在尚未入团，这其中必然有原因，希望你努力学习，克服自己的缺点，特别要接受同学们的批评。”此后，在五叔的信中，甚至大伯母的信中，都将它作为一个重要话题多次提及。而在1956年的此时，五叔在给昌耀的一封信中还特意谈到，昌耀的大弟王昌煜已经被批准入团，以此对昌耀在这件事情上进行旁敲侧击。
这一切都对昌耀构成了一种压力，甚至使他时而为此懊恼，比如他在这同一时期写给大伯母的信中就曾这样抱怨：参加革命6年来至今还未入团。大伯母对此事的分析是，在这个问题上，你的地主家庭出身和你父亲的问题对你有一定的影响，但你自己在这方面的“努力和要求如何”？
大伯母这话说得很中肯。家庭出身和父亲的问题固然是一个原因，但同一个家庭背景的王昌煜不是已经入团了吗？所以另外的问题，就是昌耀自己对入团要求的迫切程度和努力程度。
但在我看来，这其中似乎还有一个人给人的性格印象问题。有些青少年，天生就有共青团员相，热情、听话、合群、中规中矩。而同样不乏青春热情，并有着更深刻的人生激情的昌耀，则无疑有点“独”。这也就是所谓的诗人艺术家的“清高”，或者刘启增所谓的“脾气”。所以，就这种性格特征来说，入团对于昌耀而言，或许就是一个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会主动找到团组织负责人，专门汇报思想或征求批评意见吗？
而在20岁年龄上都入不了团的昌耀，却加入了西北行政大区的作家协会。这件事情确实有点滑稽：绝大多数同龄人干不了的事情，他能干得了；而绝大多数同龄人都能做的事情，他却偏偏做不到。
但起码是同入团一样，加入作家协会，则是一个写作者的艺术能力，或再通俗一点说，是这个人是否有出息的直观标志。现今，昌耀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五叔，起码是希望自己能在五叔的印象中找到一些平衡。而他进一步地要以“郭老为榜样”，似乎是要彻底明确自己的人生坐标，并向五叔给出另外一个评估自己的参照系：不在（党团）组织中的诗人艺术家，照样能有不凡的人生。
五叔自然没把侄子的这个成就看作小事，他为此在信中写道：“加入了作家协会，这是可庆贺的事。”“家里的人都为您的进步而高兴。”既而告诫他不要因此而满足，因为这“不等于自己已经做好了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有了头衔，还要看实际！放弃一举成名的想法，踏实地干”！
而对于以“郭老为榜样”的宏愿，五叔在信中有一段至今读来仍让人觉得颇为精彩的表述：“您的信里面，以郭老为榜样，这样想，有对的地方，也有可以商量的地方。郭老是中国的科学家，在革命事业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他写过许多文艺作品，考古、历史……对年轻的人有教育意义。他以前曾做过共产党员，但今天已不是。这一点，固然有历史条件的原因，但不是我们首先要向他学习的地方。我们应该取其长，决不可因为他不是共产党员也放弃了我们自己对组织的靠拢，宽恕自己，以他的成就，不自量的比附。如果这样做，就只会有‘画虎不成’的结果。再说郭老有郭老的时代（指他的过去），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应该与他有所不同，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人，应该走的路是踏实而不是浮夸，我们首先要的是董存瑞似（式）的精神，没有这种伟大的革命热情，其余的都会成空。”
五叔对大名鼎鼎的郭沫若的这番谈论，分寸拿捏得实在到位，没有丝毫的不恭，但绝无崇敬之情。他甚至可以把自己的崇敬留给人民英雄董存瑞，而不是大知识分子的郭沫若。从这一点来说，五叔与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念和标准，可谓高度一致。
以上所援引的所有信件，都来自昌耀生前完整保存的个人资料。这件事情本身引发了我的强烈好奇。依据我本人与文化艺术界人士接触的直接或间接经验，很难说得上有几个人会这样去做这件事。那么，由昌耀从1953年17岁时起，就认真地保存这些信件来推敲，他这一做法的原初动机究竟是什么？是出于他本人凡事认真仔细的性格？出于他对这些信件的珍视？还是对“五四”之后那些老一代作家们注重个人资料保存的模仿？抑或是从当时起，他就朦胧地意识到了自己未来在写作道路上的作为，因而建立自己的资料档案系统，以供自己将来书写回忆录之需？对此，我无法一一肯定，也无法一一否定。但由此我们却似乎可以感觉到，昌耀在自己的写作之初，就已具备了深长的用心。
这里需要附带介绍的是，从这些信件来看，伯父王其梅和叔父王其矩的字都写得极见功力，深得中国传统文化和书法之真髓，王其梅的字基本上偏于行楷，间架结构回环有度，顿挫有力，字体颗粒略为粗大，凸现出一种力重而果断的将军之风。王其榘的字则偏向于行草，线条柔韧流畅，点画变幻轻捷多姿而法度谨严，笔触游弋间有一种为泉涌的文思所推进的速度感。他的书写体例在1957年之前一直是从右至左的竖写，之后才改为横写。但无论是横竖，他的字迹都有一个触目的特点，这就是字体颗粒的细密，行与行之间几乎取消了行距。20多年后，当我在昌耀的手稿中看到他在一张300字的稿纸上，能写出600个字——也就是将稿纸每行方格下端的空行都填满文字时，终而在其五叔这里，找到了渊源。
然而，在这份应该是保存完整的书信档案中，昌耀所保留的五叔王其榘的书信，从1956年7月13日，到1957年7月29日这长达整一年的时间里，却是一个空白。那么，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从1957年的7月上旬开始，昌耀的《林中试笛》已经在青海文联的反右斗争中遇到了麻烦。但这个麻烦到底有多大，昌耀心中没数。7月21日，他给五叔去了一信。而从五叔7月29日的回信中，我们大概可以了解到这样一些信息：
首先，与1956年上半年之前，五叔责备昌耀不愿给自己写信相反，这期间，五叔开始不愿给昌耀写信。因此，导致了昌耀对五叔之于自己情感上“冷若冰霜”的埋怨，接着，昌耀对五叔发出了这样两个质问，其一，我在你心中是否还占有一席之地？其二，是否就因为我至今还不是个共青团员，所以你才不愿跟我通信？
从五叔的这封回信中还可看出，1957年7月21日的昌耀，并没有把自己作品受到批判告诉五叔，但他的心情无疑非常苦恼。
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在信中表达了这样一些意思：其一，他不明白，现在的人为什么这样“缺乏人情味”——这主要是针对自己的两首诗突然受到批判，而平时相处不错的一些同事突然对自己变脸，让自己感到陌生、惊诧而言的；其二，在失去了亲生父母的依托，而五叔又长期不与自己通信的情况下，他感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成了“无亲无故的流浪儿”；其三，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表达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想法：打算回到自己已经离开了7年的桃源故乡去待一段时间——公开的理由是，重温故乡的山水，以便创作。关于这后一点，我想这其中潜含的心理因素是意味深长的。也就从这个时候起，昌耀开始真正地体会到了人生的孤独，这是一种人际环境的孤独，更是一种精神思想的孤独。对于前一点，此处无须阐释；而关于后一点，事实则是这样的：他在生活中没有做错什么，他遭到批判的诗歌同样没有什么错误，但突然之间他的一切似乎都是错的，并且，根本没有人听他分辩，他越是分辩，越是等于错上加错——坚持错误而执迷不悟。
同样的情形在若干年之后，还被他的湖南前辈——中国现代史上的两位大人物彭德怀和刘少奇相继遭遇。当然，还为更多的“右派”、“右倾”机会主义者和“走资派”们所遭遇。彭德怀曾经是志愿军战士王昌耀的司令员。
也就是在这样的孤独和苦闷中，昌耀想到了故乡。在诗人的心目中，故乡是受伤的游子最后的退守之地。但对于此时的昌耀来说，故乡的美好只不过是一种想象。尽管他的故乡叫作“桃源”，但1957年的中国，没有逍遥的桃花源。
五叔在回信中对昌耀的上述问题一一做了回答，情绪基调中少了一些“恨铁不成钢”的严厉，转换为一种事不关己的漠然。在谈到昌耀是否在他的心中占有一席之地时，五叔这样说道：“我觉得这话好回答，在工作时间，不仅您不占一席之地，就是我自己也没有占一席之地。我要说老实话，我是吃农民血汗长大的，党给了我教育，我有许多对不起人民的地方，现在我不能有丝毫为个人的打算。”“我要把一切精力集中在我的工作上，放假多几天，我即感到不习惯。我没有雅兴去观赏山水，因为我感到我责任重，能力差。我想到天安门前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的纪念碑，我有无限惭愧！”对于昌耀欲回故乡的打算，五叔给予了否决：“如果您真的要回家去看看，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不过，据我的主观想法，您不会得到什么，因为您留连（恋）的是您儿时的生活，而那时您还是剥削阶级的成员。”
在这封信的最后一段，五叔向昌耀转告了这样一个消息：“您父亲已与您的弟妹们直接通信，他曾问候您，希望您好。”
在昌耀保存的所有信件中，没有父亲王其桂的一封信。想来，他是觉得不便给已经工作了的长子昌耀写信，担心这样会给昌耀增添不必要的麻烦。
就这样，一对父子成为彼此意识中的一个概念，而不是具体的人相互存在。一个生活在中国东北黑龙江的兴凯湖农场，一个生活在中国西北青海省距青海湖100多千米的西宁。这样直到王其桂在“文革”中去世，两人始终没有相认。
五叔王其榘在20世纪50年代给昌耀的最后一封信，写于1957年11月11日。1957年的这个时候，惊心动魄的反“右”斗争已进入“收官”阶段。这是一封围绕着反“右”斗争而展开的长信。在这封信中，五叔分别从自己所在的中科院的反右斗争情况介绍，对于知识分子先天性缺陷的分析批判，以及对昌耀批评提醒等诸多方面进行了论述，有一种一个知识分子经过政治风雨洗礼之后的精神再生之感。
这封信的第三段有这样几句话：“我们这里已进入整改阶段，从报上看到青海省文联的王×是个大‘右派’，不知你们对‘右派’反得如何，彻底了没有？”
这个王×，应该就是在1957年第10期《青海湖》杂志的“群丑图”上，被与昌耀等人共同批判的一位中年女编辑。不知王其榘当时看的是什么报纸，上面竟然仅仅只有这个王×。而对昌耀之已成为“右派”，他暂时还不知道。
当然，昌耀的纸包不住昌耀自己的火。这时，昌耀向他的长辈们告知自己被打成“右派”的信，马上就要上路，1957年11月13日，昌耀先给大伯王其梅写了信，就在这同时，也给五叔王其榘写了内容相同的信。
对于昌耀从性格苗头的预感，到他最后被打成“右派”，基本上没有超出王其矩的预料，但这并不说明什么。从本质上说，这不是一个小小的昌耀的个人问题，而是中国起码两代知识分子，在1957年共同的悲剧。
五叔王其榘给昌耀的信，在1957年这一页历史将要翻过去时，从此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