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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6月，昌耀又迎来了自己人生中一次重大的转折，就在来到青海整整一年之时，这位一年之前本可进入河北省文联的“新生力量”，在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之后，很快地再次被看中，奉调进入青海省文联。
从1979年复出之后开始，昌耀的诗歌中一直亘贯着一个“命运”主题：命运的困厄，命运的沉重。但此时此刻的这一系列人生际遇，似乎也是命运——他命中注定要在一个省级文联的框架内，践约自己的人生理想。但此时命运呈现给他的，则是微笑和幸运。
是的，这一次的人生际遇，几乎完全是先一年在河北时的重复，看中了昌耀并将其调入青海省文联的，是时任青海省文联副主席的程秀山。在先一年召开的青海省文联代表大会之前，他的职务是青海省文联筹委会主任。这是一位与河北省文联领导远千里有着极其相似的经历、资历和职务的文化官员。
程秀山，江苏宜兴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1939年进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学习，曾任陕甘宁边区抗战剧团副主任，西北野战军第1纵队宣传队长，此间为配合战斗任务创作了许多短小节目。1949年转业到青海，先后任西宁军管会文艺处社教科长、青海省文联筹委会主任、青海文联副主席、青海省文化局副局长、作协青海分会主席等职务。直到1981年之前，他长期担任青海文艺界的主要领导职务。在1978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家辞典》中，程秀山因写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一些秧歌剧、歌剧、话剧、电影文学剧本等，而被定位为“当代剧作家”。但事实上，在配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建设和所有政治运动中，他的写作涉及诗歌（包括朗诵诗）、散文、小说、文艺通讯、报告文学、编辑部社评、文艺政策阐释、文学艺术思潮批判等几乎所有的文学形式。他在青海文艺界的地位和作为，基本上与周扬在中国文艺界的地位和作为相当。
而同为省级文艺界的掌门人，程秀山与远千里的区别，也许在于他们少年时代的不同经历。程秀山“幼时家贫，只读了两年小学”就在一家布店当学徒，而后又在一家医院药房当司药；而远千里则在少年时代进入保定第二师范，并接触到了勃洛克等人的诗歌。这实际上便形成了一个非知识分子出身的文化官员，和知识分子出身的文化官员，性格类型上的区别。在行为方式和处事风格上，前者以热情体恤和严厉无情呈现着一种极端性，而后者则是温和的。
前面已经说过，1955年之前，新中国的文学期刊尚还寥寥无几，但到了1956年第二季度往后，全国各地的文学期刊却突然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迅即形成了每个省区文联皆有一份的格局。不仅如此，甚至一些行业机构，诸如文化局和工、青、妇等主办的《群众艺术》《工人文艺》之类的刊物也相继面世。而青海省文联主办的《青海文艺》，则以双月刊的形式，于1956年5月正式出刊。
随着昌耀1956年6月的调入，由青海省文联和《青海文艺》编辑部混成的人事班子，在程秀山的一手调度下基本搭建完毕。所属业务人员的工作不像此后那样分工明确，此时的他们既是创作员，又是编辑，创作和编辑工作双头并举。这也就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青海几近空白的文艺事业，将由这部专业机器全面启动。
那么，当时昌耀的基本工作生活情况又如何呢？
据当年的当事人，现今早已成了老太太的资深女编辑闫瑶莲回忆：当时除了几位稍微年长，且家在西宁的画家（也同时担任刊物的美术编辑）和总务人员外，其他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青年，都住在文联的办公小院——西宁大同街紧靠古城墙的一排小平房内，过着近乎军事化的集体生活。周日休假外出，必须在晚上7点之前归队，否则以违反纪律论处。
虽然如此，但他们的工作生活在严肃紧张之外，又是愉快的。每天的晚饭时分，也是端着饭碗坐在大会议室台阶上吃饭的他们最开心的时刻。当时的这批文艺青年的确是精英荟萃。比如出身于印尼富商家庭的中央美院油画系毕业的林敦庄，以及作品在当时被选送到世界青年联欢会展览的中央美院雕塑系毕业的孙书咏。
其中还有一位，就是撒拉族诗人韩秋夫。当时的他风度翩翩，喜欢饭后散步。散步时，他总是迈着高雅的步子，高昂着骄傲的头颅，且以大家戏称他“长着普希金式的漂亮鬓角”而自美，而更加器宇不凡。
行文至此，我的心头蓦然涌现出别样的感觉，这其中的孙书咏和韩秋夫此后都相继落难，孙书咏被调到前面谈到的贵德县文化馆，从事群众艺术和节目会演一类的工作，并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藏语。而韩秋夫更是九死一生，似乎比昌耀更惨——曾被押解到刑场陪刑。他们此后都成了我的熟人。
而当年的这个时候，这群天资极高、趣味丰富、嘻嘻哈哈的精英们，可谓一派纯真烂漫。但每当大家热火朝天地争论或互不相让地逗趣时，“唯有坐在一边的诗人昌耀很少言语，他一天难得说一两句话，（心神）永远翱翔在他独自构造的诗的王国里。勤于思考，勤于耕读，小小年纪，为诗消得人憔悴！”——闫瑶莲在她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回忆当年的这位小老弟。他们最初就住隔壁，这边敲一下墙，那边就能听见。
然而，就在这一群天上地下、没大没小地神侃之时，“我们的程主任一进门，立时鸦雀无声。对这位严肃、认真、党性极强的领导，我们既敬重又畏惧，他发起火来，莫名其妙，叫人难以忍受。有一次我到伙房打水，穿一件绿色毛衣，是我爱人刚从北京买的。不知触动了他的哪一根神经……学习会上他大发雷霆，批评我：‘小资产阶级情调！’还说：‘你那老公也不怎么样！怎么就偏偏选上这种颜色的毛衣！’”
这大约恰切地表现了程秀山这位领导者性格和思想的极端性。在他的意识里，这件毛衣的颜色如果是红色的，似乎才不会有问题。而在某些时候，程秀山又袒露出他性格中可亲可爱的一面：有一次，昌耀刚领到工资后就让小偷给绺了，随之一副倒霉蛋的模样，程秀山知道后，马上写了个条子，让昌耀去领他的工资。
所以，程秀山去世后，韩秋夫以诗人的坦率在自己的追忆文章中，写过这样一句至今都让我记忆犹新的话：程秀山这位领导既能关心人，又特别能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