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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内地到达青海，甘肃省会兰州是必经之地。而从兰州到青海省会西宁之间的铁路，是1959年才建成通车的。也就是说，在1955年6月的这个时候，总面积72万多平方千米的青海省，尚没有一寸铁路。它当时的经济状况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文明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1955年6月底，19岁的王昌耀作为一名新招聘的国家干部，一个投身大西北开发建设的热血青年，一位对自己满怀诗人期许的诗坛新秀，到了青海省会西宁。然而，他并未进入省文联、文化局或歌舞团之类的文化艺术单位，而是被分配到了青海省贸易公司——那个专门与畜牧业和农副产品，诸如牛皮、羊毛、肉食、茶叶、酥油、花椒、大蒜、铁锨、犁铧等的采购与调拨打交道的单位。但就是这样一个单位，它所涉及的，却是青海百姓的生计和社会经济的命脉。而它的经营范围，则恰切地反映了青海当时的主体经济结构状况。
有关人士如果在记忆中强行搜索，那么，他们该会记得，从1955年7月开始，青海省贸易公司的办公楼内多了一位被大家叫作“小王”的秘书。当然，在贸易公司的干部花名册上，小王秘书的名字是王昌耀。
奔着诗人理想来到青海的昌耀，怎么会进入一个专门和数字报表之类的公文打交道，却与文学艺术风马牛不相及的部门呢？莫非真有一只上帝之手，有意安排这位湖南桃源王家坪大地主王明皆的长孙，必须体味一下其祖父算盘珠子中利润滚动的人生？
但这个职业在昌耀的一生中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倒是这段时光，加速了他在诗人道路上的进程。贸易公司秘书的工作，为昌耀提供了一个意外的便利条件——可以经常跟随领导下乡。在青海下乡的“乡”，一般为两种地理板块：一种是西宁的周边地区及青海东部农业区；另一种，则是以上地区之外广大的草原牧区。而对于诸如诗人、画家之类具有敏锐自然风情感受力的艺术家来说，这两种板块中的任何一种，都足以让他们惊奇、沉醉。
西宁周边的农业区，由贵德、循化、湟源、湟中、民和、乐都、大通、互助8个农业县组成，分别分布在由黄河、湟水河、大通河这3条河流贯穿的川水流域。而那些服饰不同、习俗各异的汉族、回族、藏族、来自北方草原上吐谷浑人的后裔土族、从中亚名城撒马尔罕迁徙而来的撒拉族等农耕者的村庄，就在这3条河流浇灌的田野和果园，升起它们疏落而温暖的炊烟。这里不仅是生产小麦、青稞、大豆、油菜、马铃薯的土地，也是出产葡萄、苹果、无皮核桃、长把梨、沙果，并以花椒、大蒜而闻名的土地。当然，这里的田野场院还盛产举世闻名的西北民歌“花儿”、酒歌“拉依”，以及藏族的锅庄舞、土族的安昭舞。
位于黄河岸边的贵德县，曾是我本人1973年到1975年之间，以知识青年的身份下乡插队的地方。2001年春季，当我从山东威海回到那个阔别了26年的县城时，满树满天雪白的梨花，将那座古朴的县城覆盖得鸦雀无声。那时节，清澈的黄河水宽敞而舒缓地流着，这段离源头不算遥远的河水，似乎还带着雪山冰岭那种冰质的清冽与纯净，以及恍然是经过草原洇染的色泽，在我的眼前呈现出令人惊异的翡翠般的绿色。一波涌流从水下碎玉般地鼓起，接着分解为无数个连环，无声地倏然滑过。大河两岸由颀长笔直的白杨、粗矮的黑刺、虬曲的垂柳组成的混交林带中，散落着零星的土屋和鸡羊。面对此情此景，我长久地不能出声。这应该就是现代都市人梦中的家园吧。如果是薄暮时分，当彤红的落日垂卧在混交丛林中的鸟巢之上，镀红阒寂的黄河大桥，作为一个孤独的外乡人，我们心头难忍的凄艳和温暖又能向谁诉说呢？
而就是黄河边上的这片川地，曾经是初到青海之后的昌耀，在两三年之内一个重要的诗歌地理场景，并与他人生的重大转折相关。这一区段的这条大河，更是长久地在他的诗歌中激流澎湃。
越过贵德县城进入河东乡的川口继续行驶约20千米，便是我下乡插队的东沟乡政府所在地的周屯村。一进入那条走廊般狭长的川口，我觉得自己恍然进入了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农历四月下旬，刚刚起身的麦苗在轻风的吹拂下，从川口一路连绵波动着涌向川谷尽头。依旧是梨花覆盖下的村庄和院落，梨花之下，则是几枝探出农家宅院低矮土墙的红杏，为这个空旷的世界平添了一份寂寞而灼红的热烈。汽车经过时，一丛麻雀从巨大的树冠上“轰”地飞起，在低空划过一个富有弹性的弧线后，又“南鸟恋旧枝”般地悄然落下，使整个川谷复归静寂。
其实我本不该有过多的惊奇，这样的景色应该是当年就有的，只是从这条川道中多次往返的我，偏偏错过了这个季节和这样的花期；或是渴望返回城市生活的我们，对这样的景色浑然不觉；更或者，是懵懂的我们尚没有感受它的能力。
在对自己的记忆进行了一番快速梳理之后，我感到这里的自然景象仿佛一直处在一个恒定的时空中，它的一切都似乎没有改变，甚至连人口的增减，都保持在一个恒定均衡的指数中。当年我们这些知青走了，此后却有一些藏传佛教僧侣来了；当年生产队时代平整梯田的红旗和喧沸没有了，藏传佛教寺庙的红墙和山头上的俄博却无声地拱起。在这个藏汉农耕者杂居的川地，我不无诧异地看着三五个红衣小僧侣，说笑着从田间小道走过，那种举手投足间洋溢的俗世生气，为这片山乡风景平添了一抹韵致。那时节，我突然有了一份疑惑：到底是这些红衣僧侣们尽是我们的去后之客呢，还是曾经的我们，尽是他们的去后之客，而他们，则是几十年后去复来？一切都在时代的背景上呈示着一种和谐，当年的我们与翻天覆地的时代在这片山乡保持着一种和谐；更早的和现今的这些红衣僧侣们，更是与这片山乡保持着一种原色性的和谐。
路边村头，有几位坐着闲聊的藏族妇女。我们从车上走下来准备向她们问事时，就一直被她们笑眯眯地盯着。“阿唠，你们好，这个村子是王屯吗？”“呀（藏语：是），你们要到王屯找谁？”“不，我们要去周屯，周屯还远吗？”“你们有汽车就不太远，一直往里走。”
我注意到一个妇女的身边放着两瓶酒：“你们还喝酒吗？小心醉了。”听出我的话里有开玩笑的意思，她们立时来了精神：“不是酒，是醋，专门给你买的。”说罢，将酒瓶往前一递：“来，吃醋。”“算了吧，我吃完了你们咋办？”“怕没有，我们不吃醋。昨晚我梦见你们家醋坛子打翻了，就专门买了两瓶，在这里等你。”说完，哗然一片放肆地大笑。
——这是我当年非常熟悉的一种对话方式。在当年生产队时代的这个时节，这条川谷所有村庄的藏族汉族妇女，都会以八九人不等的小组，在麦田中拔草——拔除麦田中拔不尽的燕麦：从麦苗出土不久即一遍一遍地轮番作业，一直拔到麦子吐穗为止。一组组一字儿排开的红头巾、绿头巾、花头巾的拔草的妇女们，由此成了这个季节最风流的风景。
屁股蛋子蹭着麦田一寸寸前移的妇女们，在单调的重复劳作中精力旺盛的青年妇女们，是多么寂寞啊！假如就在这个时候，有三两个青年男子从远处的河沟坡底一闪一闪地冒出来，走上附近的乡间公路，这边的麦田里经过短暂的窃窃私语后，那闻名于世的青海“花儿”，就会突然从一张红口白牙中飞出：
白杨树高者三丈三，
风刮着栽了个倒杆。
青苗地里的白牡丹，
过路的漫上个“少年”。
如果是一个人从这里路过，男人一般不敢应战，但这次是三个，他们没有必要示弱：
白脖子水鸭落水滩，
沙雁儿落到了碱滩。
拔草的阿姐们一垅坎，
哪个是我心里的牵连（青海方言：相好）？
这边顿时骚动起来了。少顷，加重了砝码的词儿再次“漫”开：
清油的灯盏羊油的蜡，
照里么不照的照下。
三个十八岁的憨娃娃，
姐姐心疼了者都要下。
那边于是顺着竿子往上爬：
狼老鸹抬的灵芝草，
赵子龙穿的白袍。
尕姐姐的怀里睡一遭，
死了者嫑埋了撂掉。
这边则不愠不火，甚至还开渠引流：
草滩上的个羊群风吹光，
丢下个羊娃儿孽障（青海方言：可怜）。
没奶吃了者怀里头来，
尕姐姐把孽障抱上。
那边顿时哑了火，吭哧半天再也憋不出个词儿来，只好做个鬼脸匆匆走人，麦田中于是翻了醋坛子般的一片浪笑……
时间啊，令人困惑的魔道，
我觉得儿时的一天漫长如绵绵几个世纪。
我觉得成人的暮秋似一次未尽快意的聚饮。
我仿佛觉得遥远的一切尚在昨日。
这是昌耀1989年在《哈拉库图》一诗中所发出的感慨，而他的感慨也是我的感慨，虽然那是我青春时代的记忆，但一切都恍如昨日。春天的这个时节，不但高处的梨花开了，杏花开了，农家庭院中的牡丹、大丽花、美人蕉也都柱头红红的，在低处酝酿着花事。而在这两者的中部空间，则是一大丛幻影般怒放的紫丁香，它蓬松热烈的枝冠上古雅寂寞的碎花，总让人心头有不知所措的骚动和惆怅。这时节的知青，便像发情的公鹅，在晚饭后登上黏土轧碾的屋顶平台，唱“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唱把“沈阳啊沈阳我的沈阳”改造成“西宁啊西宁我的西宁”的这首《知青之歌》，也唱“上去个高山者望平川，阿哥的白牡丹”。再然后，就是对着天上的星星发呆——这满天星斗中的哪一颗，对应自己的星座？
然而，我们所能听到的，则是不远处黑刺和灌木覆盖的河谷，生产队水磨那古老的回声。
啊，闭锁在中国大西北关山中的那种景象，该用怎样的语词来概括？数十年后，我在电视上见到了散落在青海的、一方西夏王朝部落首领的铜印，铜印侧面刊刻的文字翻译成汉语，叫作“寂壁乡山”。虽然我不清楚这几个字出现在这枚铜印上，有什么功能性的含义，但当第一眼看到这样一个奇特的文字组合，心头便蓦地一亮，脑海中哗然转现出青海山乡腹地，被红日照亮的山体的斜面。那些由丹砂和黄土混成的近于赤裸的山脉，当它们在晨曦或晚霞中，与其怀抱中的川地和人烟一齐被温暖的红光照亮，那种江山一揽中的阒寂辽阔之美，又怎能不摄人心魄？
我想这位西夏部族的首领应该是一位诗人——诸如《敕勒川》那种成为千古绝唱的诗篇，不正是出自西北的游牧民族吗？而他的这方铜印，应该是诸如书画家手中寄情抒怀的“闲章”。或者，他便是一位具有诗人情怀的部族首领，而跟随他的这方铜印，则是他之于自己美好家园责任与使命的提醒和铭记。
青海东部的广大农业区，在历史上曾经是西夏人的属地，而这个“寂壁乡山”中的“乡”或“乡村”，则应已脱离了“游牧”与“草原”的范畴，而与农耕者定居的“山乡”或“乡村”相关。
那么，这片大地上独特的山乡景致，在若干个世纪之前就早已有之了。并且，它自古就是一方易于激发人诗歌情怀的土地。
而从1955年初到青海，直至已作为“囚徒”转入祁连山腹地的1962年，除了个别的诗作外，昌耀的大部分诗歌，以及民间采风，尤其是他从事的另一项重要工作——青海民歌的收集与整理，都基本上是在这片地区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