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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生活开始了。经历了战争硝烟洗礼的昌耀，在松弛的和平环境中必然显示出强势的生命能量反弹。而这种反弹此时只有一个方向，这就是将战争中开始的通讯故事式的写作，提升为文学艺术性的创作，进而把这种创作，确立为自己的人生目标。
女作家张爱玲曾有名言曰：出名要趁早呀！
那么，立志，更应趁着年少啊。
作家的人生将是怎样的人生？他们是写出作品后，被无数的民众阅读、学习的那种人。他们代表着书、知识、思想、真理。当然，还代表着非凡、荣耀。
这无疑是一个令昌耀激动的志向，而关于这个志向的确立，他不能轻飘飘地去告诉周围的人，但压抑不住的激动，又让他不能任何人都不告诉。就在这种情况下，他寄出了两张明信片。一张是寄给已在西藏昌都，做率领18军进军拉萨准备的伯父王其梅的。他在简略地谈了自己的入校情况后，节制地说出了自己下一步的打算——“想从事文学创作”。另一张是寄给近在北京的五叔王其榘的，进一步称自己愿主攻俄语，打算将来做些翻译工作。因此，现在“忙得连放屁的工夫都没有”——在极端重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并严于律己的五叔眼里，昌耀的这个“屁”，暴露了小知识分子的轻浮。
而轻浮有时是从良好的自我感觉中气化出来的。昌耀此时的确进入了一种亢奋状态，首先是校图书馆的藏书，提供了一个使他惊奇并眼界大开的天地。他在这里读到了郭沫若的《女神》、莱蒙托夫诗选、希克梅特诗选、聂鲁达的诗文集、勃洛克的《十二个》等一大批中外诗集。这是他继1949年前后在父亲的图书阅览室，读到大量文学期刊和“五四”以来中国作家的作品后，又一次大规模的阅读。不同的是，这一次的阅读则偏重于诗歌，并且还有一个特点，偏重于外国诗歌，偏重于苏俄社会主义阵营体系中经典诗人的诗歌。这其中除了莱蒙托夫和勃洛克自身就是苏俄诗人外，另外的希克梅特和聂鲁达，又都分别是与苏联精神关系密切的土耳其和智利的共产党员。而聂鲁达当时更是著名的国际和平主义者。
有迹象表明，这一时期的大规模诗歌阅读，从两个基点上确立了昌耀一生的诗歌创作基座。其一是显性的，它为昌耀延伸出一条与世界现代诗歌写作现场相连接的路径，并初步昭示了其腹地的纵深景观。这样，从诗歌理念、物像取譬、构词方式等艺术形态上，都将使他的诗歌获得一种陌生、新鲜元素的注入，由此而与同时代的诗歌写作者仅只从古典文学中建立传统，或者根本没有传统，只从同时代流行作品中仿制的那种写作，显示出了区别。其二则是隐性的，上述诗人的作品，从人民性、大地情感、自然热爱、社会平等自由等内涵上，为昌耀确立了一种诗人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情结。这是昌耀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支点，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昌耀此后诸如《哈拉库图人与钢铁》《划呀，划呀，父亲们！》《毛泽东》《一天》等社会意识形态上的诗歌思想踪迹，就无法理解他在《一个中国诗人在俄罗斯》中，那种几乎是用了一生的跋涉，终于回到“精神故乡”的大欢畅、大欣悦。
在看到这一切之后，我们就会明白，此时的昌耀为什么想主攻俄语。当然，上述诗人对于昌耀的重要影响，并不是立竿见影式地产生作用，它有一个必然的潜伏期，必须经过消化、发酵的过程，逐渐显示“底肥”般的持久作用。
昌耀此时亢奋状态的根源还在于：朝鲜战场上丰厚的生活素材积累和情感积储，战争时期初步获得的写作经验在和平环境中更高的目标预期，以及“最可爱的人”的特殊写作身份，等等。这三种因素如同三股汇合的激流，以涌耸的波浪把昌耀拱出日常状态。
而亢奋状态最直接的宣泄方式便是诗歌。“我的诗创作始于1953年秋冬之际，时在河北省荣军学校……那是一个值得回味的时期，我的生活兴致极高，蓬勃的青春渴望着爱情。渴望着云游与奇迹。我总是有写诗的欲念。凡所经历、凡所见闻、凡所畅想处多显示为某种诗的暗示。我当初那一卷一卷的诗稿就是蜷在宿舍床铺如此轻松草就，一觉睡醒总有所获，其得来之易于今看来几可称为是对诗神的亵渎。”这是昌耀在1987年的《艰难之思》中的一段回忆。
由此可见，这几乎是一种寝食难安、昏天黑地的高烧状态中的写作。也难怪他在河北荣军学校期间，最终未能实现于俄语方向上有所作为的宏愿。
但这“蜷在宿舍床铺如此轻松草就”的“一卷一卷的诗稿”，其“成品率”又是如何？进一步地说，昌耀在河北荣军学校期间的文学表现到底如何？此前由于资料所限，我对此并不完全了解，接下来就是2021年4月的此刻，我对这部评传进行修订时，根据河北某高校李文钢博士《昌耀与〈河北文艺〉——昌耀早期佚稿发现记》一文中的资料，对相关信息的增补。
说来难以想象，仅1954年4月到1955年3月这一年时间，《河北文艺》就分别在五期刊物上，接连发表了昌耀的诗作。如此的刊发密度，显然就是给予一颗诗坛新星的待遇。
首先是1954年4月号的《河北文艺》，推出了他以朝鲜战争为题材的组诗《你为什么这般倔强——献给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这是昌耀的诗作第一次见诸报刊，并且是组诗的规模。这组诗作共4首，每一首都不算短，共约100来行，发表时竟占了4个页码。4首诗作分别为《歌声》《你为什么这般倔强》《小溪边》《朝鲜妈妈舞蹈》。现全文转录第一首诗作
如下：
1950年冬，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在艰苦的境地，此诗为描写当时朝鲜人民军女战士在风雪中奔赴前线的情景。
她们的歌声像阵阵猛敲的战鼓，
像原野上烈火的呼啸，
像鸭绿江水的奔泻，
也像暴风雨前的雷鸣。
她们的脚冻得红肿，
她们的衣服还是夏日的军装，
风雪无情地扑打着她们的脸，
啊，她们真是钢铁塑成。
她们带着怒火前进！
她们蹚过冰河前进！
穿过熊熊燃烧的祖国村落前进！
踏着战友的血迹前进！
穿过妇人的眼泪和孩子的哭声前进！
北风盖不住她们的歌声，
零下五十度的严寒冻不住她们的歌声。
这歌声是一把火炬，
点燃了世界人民愤怒的心。
这歌声似风暴震动大地，
要让罪恶的侵略者在海中呻吟。
她们歌唱，
她们挺进。
朋友们哪，
她们心中埋藏了多么难解的仇恨。
比之一年前在上海《文化学习》上发表的散文《人桥》，这首诗在整体形态上简直就是突飞猛进。它通篇使用的排比修辞，不但与急行军的节奏相吻合，而且形成了一种排山倒海的前压气势。而每一段的排比格式，上下行对应语词递进性的变化，则在对于整齐统一感的强调中，尽可能地减少了单调。虽然，整首诗歌所使用的，大都是那个时代这类题材常用的流行语词，但这其中诸如“穿过妇人的眼泪和孩子的哭声前进”“她们心中埋藏了多么难解的仇恨”等，这些将通俗的鲜活语词揳入书面语词的艺术手段，还是让人眼睛一亮。
这些诗歌手段，此后成了昌耀一种重要的艺术方式。在这首诗作的近30年后，当我们在他《划呀，划呀，父亲们！》那首诗歌中，读到“我们的婆母还是要腌制过冬的咸菜。／我们的姑娘们还是要烫一个流行的发式”“今夕何夕？／会有那么多临盆的孩子？／我最不忍闻孩子的啼哭了”这样的诗句，便会确凿地感觉到这种艺术手段的遥远回声。
而这种排比修辞手段，在他此后的诗歌中更是大量出现，比如《慈航》一诗中“在不朽的荒原。在荒原不朽的暗夜。／在暗夜浮动的旋梯——／那烦躁不安闪烁而过的红狐……／那……／那……／那……”，直至“那鹿麂、／那磷光”，原本用来制造整齐和气势的这种修辞手段，在他穷尽变异之能的演绎推进中，一时竟让人眼花缭乱。
此外，这首诗作在标题之下书写一段题记的形式，此后在很长的时间内，也成为昌耀的一种标志性方式。比如《林中试笛》《高车》《水色朦胧的黄河晨渡》，直到1979年他复出后的《大山的囚徒》《边关：24部灯》等。
当然，我们在这里又一次看到了昌耀在选材和角度上的避同求异——他在由男人们担当主角的残酷的战争场景中，却选取了朝鲜人民军女战士风雪中奔赴前线的这样一个特写镜头。
关于这组诗作，值得特别一提的，还有《河北文艺》在这一期的《编后》中，对于昌耀的重点推介：
本期发表的作品中，昌耀同志的《你为什么这般倔强》诗四首和文火同志的特写《永远前进》，是值得向读者推荐的。昌耀同志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功臣，并在朝鲜战场上光荣地负过伤。他以亲身参加抗美援朝的火热斗争而获得的真实、深刻的感受，以澎湃热情的诗句，歌颂了朝鲜人民的刚毅英雄气概，热爱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伟大国际主义精神和气壮山河的革命乐观主义。正当我们血肉相连的邻邦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来访问我们的时候，谨发表这几首诗，作为向我们友人的献礼。
一个小小的业余作者，一个小小业余作者的诗歌处女秀，甫一起步就是如此的规模，如此的风光！他不在这样的激励中亢奋地走下去，简直就没了道理。
接下来，就是他的诗作在《河北文艺》上的接连出现：
1954年6月号：《姑娘死的年轻——悼一位英勇的朝鲜女教师》。
1954年8月号：《年轻的姊妹》。
1954年12月号：《冬夜》。
1955年3月号：《不，不准》（散文诗）。
再接下来，则是这颗新星在河北文艺界受到的关注。
1955年1月，《河北文艺》召开了一个“省级和保定市有关部门部分同志关于检查《河北文艺》的座谈会”，便有人在发言中提到昌耀的创作。省文化局剧目组的李庆番在发言中谈道：“《河北文艺》还注意发现和培养了几个作者，如林琦、昌耀、胡生智等同志，都写出了不坏的作品。”河北省委宣传部的刘穀也在发言中谈道：“《河北文艺》在复刊后1—11月号上确曾刊登过一些较好的作品。如：……昌耀的诗等。这些作品已在群众中收到较好的反应。遗憾的是，《河北文艺》对于上述这些作品并没有抓紧组织评介，以扩大作品的影响并帮助作者认识其现存的缺点。”（见《河北文艺》1955年第2期）
但事情还不只是如此。也是在这期间，他的两首诗作又出现在了1954年12月号的上海《文艺月报》上。《文艺月报》不同于《文化学习》的那种大众文化性质，它是由上海文联主办的著名文艺刊物，也是《上海文学》的前身，1959年改名为《上海文学》。这似乎可以视作昌耀已经步入了他设想中的“文学创作”轨道，并正在稳扎稳打前行的一个标志。
刊发在《文艺月报》上的这两首诗作，仍是朝鲜战争题材，分别为《祖国，我不回来了》和《放出的尖刀》。从《祖国，我不回来了》的标题看，昌耀已把避同求异乃至求奇的方式，当成了自己的写作法宝，进而在强化到极致时，呈现为“逆向思维”形态。对于这种方式，中国新诗史上大名鼎鼎的诗人、写出了诸多经典历史剧的郭沫若，称为“做翻案文章”，并称他自己在历史剧的写作中，就“喜欢做翻案文章”。我们很快将会看到，昌耀在此后给其五叔的一封信中，表示自己“愿以郭老为榜样”，但并不是就这一创作方式而言。
显然，昌耀这首《祖国，我不回来了》，是以他的诗兄未央那首著名的《祖国，我回来了》为前提，而在标题上所做的“翻案文章”。未央这首写于1953年的诗作，是朝鲜战争题材的诗歌名篇，它所书写的，是作者从朝鲜战场乘车踏上鸭绿江大桥时，既对回到祖国的迫不及待，又心系战场渴望和平的心愿。
全诗比较长，共计9段66行。第一段和最后一段如下：
车过鸭绿江，
好像飞一样。
祖国，我回来了，
祖国，我的亲娘！
我看见你正在
向你远离膝下的儿子招手。
车过鸭绿江，
好像飞一样。
祖国，我回来了，
祖国，我的亲娘！
但当我的欢喜的眼泪
滴在你怀里的时候，
我的心儿
却又飞到了朝鲜前方！
昌耀这首《祖国，我不回来了》很短，仅3段12行：
英雄屹立在纪念塔上
枪尖正指着南方
风吹向他指的地方
云涌向他指的地方
英雄永立英雄塔上
塔旁的花儿凋了又长
祖国对他望了又望
——英雄呀，回来吧
英雄立在塔上昂头挺枪
也不回头看看亲娘
——祖国，我不回来了
我要给朝鲜人民看守成熟的庄稼
显然，除了标题外，它与未央的那首名作并无多少关联。其书写对象虽仍是志愿军战士，但却是永远留在了朝鲜国土上的志愿军战士雕像。所以，从意象的这一属性看，作者并非要刻意地“反向操作”，而是的确如此的“我不回来了”。整首诗作虽谈不上特别精彩，但诸如“风吹向他指的地方／云涌向他指的地方”这类描述，却也意味十足。尤其是它的选材、角度和立意，则堪称这一题材领域的独特发现。
也正是因此，这首诗作很快就给昌耀带来了一个意外惊喜——中国青年出版社发来信函，决定将它选入由该社主编的《青年文学创作者丛书·诗选》中。以当时的出版业并不发达等因素而言，这类诗选在当时国内的影响，要远远大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种版本的“年度最佳诗选”。作品能进入这种诗选，不但标志着其艺术质量上的档次，还意味着其作者将在全国范围内，进入被重点关注的行列。所以，这件事做起来便特别的郑重其事，其中具有“时代特色”的重要程序之一，便是需要作者在涉及各项个人数据的表格中填表，并经所在单位审定盖章，然后完成入选。
在狂热的诗歌写作中亢奋的昌耀，亢奋地填了表，亢奋地等待着。然而，从他眼前飞起的亢奋之鸟却扑了空。事情缘起于诗人公木的一篇文章。著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词作者、时任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副所长的公木，此时以权威的身份，撰写了一篇类似于“年度诗歌巡礼”的文章，其中特意提到《祖国，我不回来了》这首诗作，并对其做出了“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割裂”的点评。一个18岁的文学新人的诗作，能进入一个政治艺术权威的视野，并获得被“点评”的关照，倒也算得上一桩幸事。这正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成千上万的诗歌民众所期待的作品反响。尤其是来自名家、权威的点评——哪怕是批评，是骂。
然而，它对于当时的昌耀来说，却并不美妙。这应该是昌耀的诗作第一次受到来自政治角度的批评。但当时国家的政治氛围是清朗的，这个批评除了使昌耀因诗作落选而感到一丝沮丧外，并未留下其他阴影。而对于这个批评，昌耀则认为这绝对是公木误读的结果，他不但对此不服，并始终耿耿于怀，以至耿耿于怀了37年。他说，“1991年夏我在桂林全国诗歌座谈会期间曾向公木先生提及这一失之偏颇的权威意见”，然而，“听者（只是）颔首微笑而已”（《一份“业务自传”》，1995年12月29日）。
这可真是一切为时间所造化，一切又为时间所风化。此时的公木先生已是81岁的老人，也许早已不记得自己当年的那篇文章了。但依据自己此后所经历的无数的政治人生风波，以及自己并不顺畅的人生，他相信昌耀所言不虚。然而，毕竟已是往事如烟啊！所以，他这里的颔首微笑，除了出自一个文化老人的温和反应，是否还有对昌耀凡事较真的执拗，表示了诗人对诗人的欣赏？
但昌耀与《河北文艺》的关系，并不只限于写作，还有让人想不到的特殊表现。
早在此前的1954年12月，《河北文艺》还召开过一个“驻保定市的读者、演出者、作者座谈会”，昌耀作为代表参会，并在会上发言。在《河北文艺》随后（1955年第1期）刊发的“会议纪要”中，便有了这样一段记录：
青年诗作者河北荣军总校王昌耀指出《河北文艺》编辑工作缺乏一贯的坚持性。他说，如以前的几期刊物都有《编后》，对我们阅读很有帮助，很受欢迎，但后来不知为什么又没有了。“民间文学”登了几篇，后来也没有了。又如“人民战士在农村”，编辑在按语中说以后还要连续发表，但以后一篇也不见了。这都说明编辑部的坚持性不够。
由此可以看出，昌耀对刊物的阅读非常仔细，他本人似乎也是少年老成。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新人，他的发言非但毫不拘束，再从编辑业务的角度看，这个意见也既中肯又内行。随后，编辑部便欣然采纳了他的意见，在1955年第4期的刊物上，又恢复了《编后》的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