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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这样一大群妇女儿童在家乡因生计无着，而会成为社会负担，身为国家高级将领的王其梅构想了一个战略性的大手笔：将王氏家族中的所有孤儿寡母，从王家坪连根拔出，由他出钱提供生活费用，全部安置在北京王其榘的家中托管。
经过简洁的部署后，对于一个家族来说不可谓不庞大的这一“移民工程”，于1953年6月1日前实施完毕。
当时被转移的这一干人众计有：
昌耀的七姑王其榛，四婶李学勤及其3个子女，昌耀的4个弟妹，一共9人。
而本来却应该是10人，或者8人。
所谓的应该是10人，与前面提到的昌耀那个“啼哭不止”的幺妹有关。她于1948年出生，就在其母亲吴先誉陷入绝境之时，把她送给了本地一葛姓夫妇，痛哭着请求葛家的农妇“给女婴留下一条活命的路”。这位女婴终于活了下来，既而随葛家改名为葛惠仙，并深得葛家夫妇的疼爱，故而在王家兄妹迁往北京前夕，王家人出面交涉意欲要回幺妹时，无奈葛氏夫妇情感上实在难以割舍而作罢，此后葛惠仙便一直留在了家乡。1980年前后，她先后同昌耀等其他兄长和姐姐取得了联系，2004年春节之后，还曾在北京的王昌煜家中小住了一段时间。葛惠仙现为桃源县三阳镇三阳村村民，2004年5月我与她通电话时，从语气上听得出，她的性格颇为开朗，而且眼下一切都还不错。
前面说的“或者8人”，是因为昌耀的二弟与其幺妹有着同样的经历，他于1950年被过继给了本家的一位堂叔，也同样被改了名字。然而，他却最终被要了回来，随同兄长们一同去了北京。如果他当时如同葛惠仙一样要不回来，那么这支“移民队伍”便应是8人。
由昌耀这两个最小的弟妹被相继送人和母亲的去世，我们更可以想见什么叫作“家破人亡”。然而，这个家庭的子女们随着伯父王其梅调度下的战略性转移，随之就在首都北京过上了少年儿童衣食无虑的日子。所以，王其梅此后在给昌耀的一封信中强调：不是我，而是新中国拯救和改造了这个家庭。显然，这是一个站在省级军政负责人的角度上，用新的国家政权观念做出的表述。
在这里，且将昌耀之下5个弟妹及其此后的人生走向，做一汇总性介绍：
大弟：王昌煜，中学毕业后在北京当工人直至退休，现居北京。
大妹：王昌淑，中学毕业后在北京当教师，2002年去世。
二妹：王瑞珍，中学毕业后在北京当工人，2003年去世。
二弟：王国君，原名王国焘，1950年过继给本家堂叔后改名；1967年在北京一中毕业后，支边到新疆乌鲁木齐工作；1991年病逝。
幺妹：葛惠仙，自小过继给家乡葛氏夫妇后，一直生活在桃源乡下至今。
而在1953年的这个时候，接纳了上述9口人众的王其榘及其家庭情况又是如何呢？
在昌耀的父辈中，五叔王其榘是唯一一位把文化之路走到底的人。他的名字，曾和桃源籍的文化名人翦伯赞连在一起。
王其榘曾是翦伯赞的学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从南京大学毕业后，进入南京博物院工作。不久，即被调往北京，做翦伯赞的私人秘书。此后，就是进入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研究员工作直至退休。
按当时的情况推想，初到北京不久的王其榘的住房，大致上也就是个仅有容身之地吧。而突然要一下子接纳9口人，应该是根本不可能的。关于此事，王昌煜曾向我特别介绍，他们到了北京后的住房，就是翦伯赞为五叔找的。此时，这套房子中一共生活着12人——包括王其榘及其夫人和儿子王念青一家3口。
王其榘的夫人和儿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也一直住在王家坪，并同昌耀的父母一样，享有从祖上继承下来的房产和地产。而正是这一点，也在王其榘的心理上，形成了一层与“地主阶级”相连带的阴影。王其榘此后一直负责对少年失怙的昌耀进行人生思想上教导的任务，而从他给昌耀的大量信件中看，与一个学者本有的敏锐与严谨同时显现的，还有这层阴影投递给他的敏感与谨慎，进而又以相反向度上的激进，随时表现出“划清界限”的姿态。
昌耀的4个弟妹，四婶的3个子女，加上五叔的儿子王念青，突然间集结在一起的8个毛头儿童，使王其榘的家中顿时成了一个大杂院。你吵了，他闹了，你欺侮他了，他要为他讨回公道了，儿童的世界似乎极少太平安宁。不单是这8个儿童，即便是脱下军装进入保定荣军学校的前志愿军战士王昌耀，在1954年暑假到了北京的五叔家里后，也与五叔的儿子王念青发生了激烈争执，继而连一个招呼都没打，便愤然离去。由此而使大为伤心的王其榘，对自己的儿子王念青一通雷霆震怒。
昌耀可以耍自己的小脾气，但五叔却大人不记小人过。就在1955年春节过后，五叔又给保定的昌耀写了一封信：“过年好吗？我们今年过得还不错，他们一直没有吵架。像这样的情形，我感觉里还是第一次……”这样的感慨，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没有吵架固然值得庆幸，但吵了架似乎也不错。因为这恰恰可以表明，昌耀的弟妹们在五叔的家中绝无寄人篱下的感觉，表明了五叔把所有的孩子都当作自己的孩子来教养的长辈气度。
而对于昌耀，五叔王其榘的态度则显然有别，在仍然把他当作侄子的同时，又在不自觉中把他当成一个同代人，一个已经达成了思想交锋的对手，从而经常以信件的形式，与昌耀做“当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式的谈话。然而，这种谈话在大多数时候不但并不融洽，甚至可以称得上别扭。比如此时在文学创作中已看见了新的洞天的昌耀，总有令自己激动的想法和打算，也自然渴望受到欣赏，获得鼓励，但在他哪怕是以抑制性的语气把这些想法告诉五叔时，敏锐的王其榘总能从中看到这个小文化人正在翘起的骄傲的小尾巴。随即便是敲打，便是泼出止热止烧的冷水，便是“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夹起尾巴做人”的循循善诱。
从最终的情况看，昌耀和五叔王其榘是王氏家族中，仅有的两个选择了文化道路去走的人，且在各自的领域都置身于国家范围内的前沿区域。但他们并不是一类人，五叔是一个始终以国家意识形态观照自己研究领域的“正确”学者，而昌耀则是一个以艺术为心灵对象的理想主义诗人。在这个时候，昌耀并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五叔的不时敲打之于他的意义，而五叔则从昌耀的书信中，对这个侄子的未来走向约略有了一丝不安。这自然都是后话。后话将在以后的章节中出现。
到了1954年，王其榘北京这个庞大的家庭逐渐开始“消肿”。先是这一年的4月，昌耀的七姑王其榛从这个家庭中迁出，前往自己在沈阳工作的女儿郭宛平处。郭宛平：20世纪50年代初在辽宁日报社工作，其丈夫为志愿军军官。数年之后，夫妇俩带着母亲又调到北京，郭宛平进入了北京日报社。再后来，全家又一起去了河南郑州。
接下来的1955年2月，昌耀的四婶李学勤又带着她的3个子女，迁往四川峨眉其丈夫处——此时，昌耀的四叔王其楝已从18军转业到了这个地方。
这样，只剩下昌耀的4个弟妹，在北京继续由五叔王其榘托管养育。
从以上的家族变故格局来看，13岁时自作主张选择了投笔从戎之路的昌耀，这一步走得是何等正确！那几乎是在一种不可思议因素的牵引中，使他与一个马上就要罹难的家庭脱开，进而在一个时代黑红两种社会阵营的截然分割中，成为红色的人，“最可爱的人”。
而从王氏家族的整个背景看，昌耀在他们这一支系中特殊的人生走向，几乎与伯父王其梅在上一代家庭中的人生走向完全一致，并且，这还是这个家族的两代人中，仅有的两个异端，或者是“骄子”。最终的事实是，他们两人都进入了中国当代史的史册。只不过，一个是中国革命史，一个是中国文学史。其实，就在昌耀入伍不久，伯父王其梅就已隐约感觉到了，叔侄两人在人生道路上的这种相似。所以，1956年1月，王其梅的夫人、昌耀的大伯母王先梅在给昌耀的一封信中，曾有这样的表述：“你大伯一直是喜欢你的。”
作为这一说法的佐证，在此可以举两个例子：其一，就在1951年初昌耀刚刚到了辽宁铁岭待命入朝作战时，在四川甘孜正率先遣部队进军西藏的王其梅，便在百忙中给昌耀写去了一封信，对他的参军入伍予以鼓励；其二，在1953年初昌耀从朝鲜战场上回国轮训期间，王其梅又送给了昌耀一件在当时来看是极其贵重甚至是奢侈的礼品——一块从印度走私进入西藏的瑞士手表。这其中对昌耀寄予的极重的心思和情感我们应不难想见。
所以，尽管家庭遭逢了如此大的变故，并且它也不可能不在昌耀的心理上留下阴影，但自己所置身的激沸的红色生活，作为红色将领的伯父在他心目中飘拂的红色旗帜，包括五叔的青年学者形象，以及两人对他的关心，这所有因素综合在一起，都足以覆盖这一阴影，并使昌耀有理由相信，在经过新时代新的分化组合之后，他又获得了一个光明敞亮的家庭氛围。所以，就在1953年即将离开朝鲜战场前夕，昌耀在给五叔王其榘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党就是我的母亲，部队就是我的家。”
也因此，进入河北荣军学校的昌耀，怀着一种饱满的人生激情。
就这样，13岁投笔从戎的他，17岁时成了这所荣军学校最年轻的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