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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秋，从朝鲜战场归来的昌耀，以一个伤残文艺兵的身份，进入设在保定的河北省荣军总校。保定，是当时河北省的省会。今天看来，昌耀似乎是在无意之中，充当了一次38军先遣兵的角色：十多年之后的1966年，朝鲜战争结束后驻扎在东北的38军，奉调进入保定，从此在距北京100多千米的这个地方，成为拱卫首都的精锐之师。而昌耀当年的一批战友，几十年后的今天正在保定的38军干休所安度晚年。这些人的手中，至今保存着一份《38军文工队战友名录》。在这份名录上，就有文工队战士王昌耀的名字。而昌耀本人，却在保定生活了不到两年。
战争结束了。战场上负伤的昌耀由此也结束了军旅生涯。这似乎是他人生位置不断前移的又一个脚注：此时的昌耀只有17岁，还不到正常情况下一个青年从军入伍的年龄。而他浴火流血的军旅生涯却已结束。这确乎让人恍然若梦：在他的人生履历中，真的有过那场战争？真的有过弹火划亮的时光？
保定是昌耀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驿站。荣军学校是当时有别于一般社会学校的特殊教育机构，是战后成千上万的退役复转官兵接受中等教育后，再次步入社会前的中转加力设置。官兵们虽然于此退役，但学校仍是军事化管理，学员们身着的，则是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而这样的身份，仍是一种荣誉性的特殊身份。
然而，就在这位17岁的少年以退伍军人领有荣耀的红色身份的背后，曾经盛极一时的王家坪王氏家族，却彻底走向衰败。而昌耀家庭的这一支系，几可称为“家破人亡”。
最初的颓势是从其父亲王其桂开始的。前面我已介绍了王其桂北平求学，而后奔赴延安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1939年又回故乡建立中共桃源特别支部，并出任支部书记等经历。这样的履历，也同样是红色的。而根据昌耀的五叔王其榘1957年前后给昌耀的一些信件中的讲述，王其桂接下来的履历则是这样的：
大约是1940年之后，王其桂又参加了一个抗日的国民党整编师，在其中从事文书工作。但仅仅一年之后的1941年，他又回到了桃源乡下，继而修建了那座“金城湾别宅”，过起了旧式知识分子乡间耕读的生活。
也就是在这之后不久，昌耀的大伯王其梅去信，根据自己这位大弟的性格旨趣，建议王其桂在乡下从事办学授课的教育事业。而王其桂于1949年在桃源县城的家中开设图书阅览室，想来应该与王其梅当初的这个建议有关。
从诸种迹象来看，王其桂的确不是一个职业革命者类型的人。作为一个曾经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受过熏陶，并且还创建了中共桃源县特别支部且任书记的知识分子，他的人生旨趣却似乎一直在“古代文人那种田园式的诗书耕读”和“一介书生感应时代脉动、渴望有所作为”这样两个区域间前后滑动。
这样，到了解放战争的1947年初，王其桂又前往豫东，进入豫皖苏边区的“豫东军分区”，在军分区作战科出任作战参谋。而这一时期，王其梅这位久经战争淬砺的职业革命家，正在担任豫皖苏五分区司令员、政委兼中共地委书记。那么，王其桂的这次人生选择，是如同当年赴北平求学一样，再次对其大哥的追随呢，还是听从了大哥的召唤遵命前往？我们已无法考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诸多的兄弟姐妹中，这一对兄弟的关系走得最近。
然而，在豫东军分区的作战科仅待了半年多时间，王其桂又于1947年暑假时节“逃”回老家，亦即所谓的“背叛革命”。
王其桂为何会如此呢？在此后的交代材料中，他是这样解释的：“自己是地主，地主不能革地主的命。”
而昌耀的大弟王昌煜2004年2月就此事专门对我的解释则是：父亲（王其桂）到了豫东军分区后任作战参谋，去得晚却职务高，别人看不起，认为是沾了大伯王其梅的光。父亲一气之下便跑回老家，因此就成了叛逃革命。
1950年6月，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全国农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这一运动的主要宗旨，就是“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家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而没收过程中的主要运动形式，就是由原先没有土地的农民组织成“农民协会”，对于“地主剥削阶级”进行无情批斗。首当其冲的王其桂被批斗得七窍生烟，遂于1951年初跑到了北京的五弟王其榘处避难。
身为中央直属机关干部的王其榘，政治头脑无疑是极为清醒的，他自然知道这件事情的轻重。于是，兄弟间便有了一场痛苦而严肃的长谈。王其榘的意见非常明确，逃避绝对不是办法，况且你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脱离革命的“历史问题”——还未清理，而这件事，是无论如何也蒙混不过去的。所以目前唯一的出路，就是主动去公安机关自首，以期获得宽大处理，从而也使这一潜伏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而王其榘的这个意见，则无疑代表了此时担任西藏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主任，并正在为进军拉萨做先遣准备，而奔波于北京和西藏之间的大哥王其梅的意见。对王氏家族成员的所有问题，作为这个家族老大的王其梅，此时都在进行着遥控处理。
就在这种情况下，王其桂于1951年初到了北京不久，便前往北京公安局自首。随之，被判了两年刑期，送往天津芦台清河农场执行劳动改造。
至此，王其桂成了新中国红色政权的专政对象。
接下来的情况是，1953年，王其桂的两年刑期已满，遂以就业人员的身份，被安排在天津的这个清河农场，并获得了公民权。1955年，又被调往黑龙江省密山县兴凯湖农场垦荒。起初是在测量队，继而又改调做统计工作。
父亲王其桂忍受不了批斗从桃源逃到北京后，接下来，就由昌耀的母亲吴先誉来替代。连男人都承受不了的压力施加在一个女人身上，又会是怎样的呢？尤其是在男人逃走后，对一个女人双重压力的施加。在无休止的抄家、批斗进而是关押中，吴先誉这位温和而富有教养的女人终于精神崩溃，遂以但求一死的心念，从家中的二楼朝外拼力一跃……但她并未能立时解脱，既而以致残的绝望之躯拖延到1951年的秋风秋雨中，才彻底告别人世。终年整40岁。
当昌耀在稍后的时间从舅父的来信中得知这一消息，立时“哇”的一声号啕大哭。当时的他已从朝鲜战场上出生入死过一回，首次回到38军的辽宁铁岭留守处轮训。
在写于1993年的《一天》中，昌耀透露了有关母亲当时的一些信息：“似乎母亲已被农会关押在故乡的板仓了，／幺妹子啼哭不止。母亲吁请农妇积个善德／给女婴留一条活命的路。／三十年后我听到了这一情节。”
也就是说，他是在距母亲身亡的30年后，也就是1981年前后，才从其他亲人口中知道了一些详尽的细节。比如母亲曾被“农会”关押在板仓；再比如，母亲在绝望之时，将昌耀最小的妹妹托付给了故乡的一个农妇——此事我将在后面做进一步的介绍。
父亲给劳改了，母亲又自杀身亡，昌耀之下的5个弟妹顿时没了爹娘。1951年，这5个弟妹中年龄最大的王昌煜，也只有11岁。
而王家坪王氏家族中，只剩下妇女儿童的昌耀的其他亲属，也同样陷入了生活无着的困境。
这便是中国那部不朽的名著《红楼梦》早已描述过的世事的盛衰兴替。王家坪王氏城堡当年的豪门气象，此时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