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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还是一个盛产英雄、战斗英雄故事层出不穷的环境。而与此同时，38军的114师文工队，正活跃着以未央等人为首的一批文学青年，他们以志愿军英雄为素材的文学作品，经常出现在当时的《长江文艺》上——这是当时包括了湖南、湖北等省份的中南行政大区唯一的一份文艺刊物，自然也就成了这批湘楚子弟兵的一个重要文学阵地。在当时非常重视培养文学新人的大环境中，这些人都是当时《长江文艺》的通讯员，亦即此后文学刊物的重点作者。昌耀随后也成了这些通讯员中的一位。
1930年出生的未央，是湖南临澧人，与昌耀的桃源同属常德地区，尽管他只长昌耀6岁，但入伍之前在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已是某小报的专栏作家。此外，他还是1953年战争结束之际相继写出了《祖国，我回来了》《枪给我吧》等诗篇、志愿军战士中成长起来的最负盛名的诗人。而那些时日，昌耀与未央就住在同一宿舍，朝夕相处。
沸腾的战地生活和身边文学小环境的双重诱因，强烈地刺激着昌耀的写作欲望。当时的部队非常重视提高战士的文化素质，鼓励战士们写作。在入朝作战期间，昌耀就曾两度回国参加文化培训。就在这样的氛围中，昌耀开始了自己一生最初的写作。颇为有趣的是，写作之时，他总是喜欢向未央借用那支使其写出了文学大名的“咖啡色关勒铭”钢笔。而未央兄“总是为我百拿不厌”。
昌耀最初的写作起始于小说和战斗故事，“动辄洋洋洒洒数千言而仍舍不得煞尾”。其中一篇题名为《决斗》的战斗故事，就是取材于114师某英雄连坚守3.1416高地的事迹。把它与表现坚守松骨峰高地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相联系，我们不难体察到，这正是有关志愿军题材创作的最普遍的素材。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昌耀开始了投稿，在当时对诸多刊物信息并不十分了解的情况下，他所投稿的主要刊物是《长江文艺》《东北战士》和《人民文学》。这种投稿方向在体现了一定的针对性时，似乎还潜含着一种贸然性——给《人民文学》这一全国头牌刊物的投稿，无疑具有一种渴望奇迹和撞大运的心理。
昌耀在此后的回忆中称，他第一篇正式发表的作品是散文《人桥》，“时在1952年冬或1953年春，载于上海的《文化学习》”。从这一表述中可以看出，他此后并未能保留自己这篇第一次见诸刊物的作品。这对于昌耀来说，似乎是一个遗憾。但他自己的记忆又是否可靠呢？进一步地说，他诗文中有关自己经历的记忆是否全部准确无误？这引起了我的强烈好奇。在我对此文的查找屡屡受挫之后，2004年8月，我北京的朋友章晓明，竟奇迹般地把它查找了出来。这篇散文刊载于上海《文化学习》1953年第4本。而这本杂志，在当时是一个类似于工农兵学写作的大众文化刊物。现抄录如下：
有一次，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到了某地，从欢迎的行列里，跑出二十个少数民族的青年男女，在志愿军代表面前跪下了。他们手搭着手，交织成一座人桥，要志愿军代表走过去。
你想想，志愿军同志们哪能从祖国人民的身上踩过去呀！但是这群青年男女，每人都有一颗火辣辣的心，他们热爱咱们“最可爱的人”，非要志愿军同志们从人桥上走过去不可。
你也许要奇怪了，这是哪一国的礼节呀？我告诉你，这是我国一个少数民族对人最尊敬的礼节呢。
志愿军代表们看了这种情形，只好踏踏鞋上的泥土，轻轻地走了过去。他们的手臂是排得那样密啊！代表们步子迈得又宽，在走过去时免不了有没踩上的。
代表们走过去后，他们又围了上来，拉着志愿军同志的手说：“同志们没踩上咱们，让咱们摸摸同志们的手也是光荣的呀！”
你体会体会这是什么样的感情啊！想想以前，看看现在，新中国成立才短短三年，我们各民族已亲密团结得像一家人一样了。
这位大诗人平生的这第一篇作品，写得实在太一般。从它的文字水准和叙述语调的稚气来看，也的确就是出自一个中学生之手，并且还是出自那个时代的中学生之手。然而，再稍微仔细体会一下我们就会感觉到，它并不是一篇中学生式的作文，而是一种创作。因为这其中的确潜含着诸多有别于作文的“技巧”：其一，它回避了大家都热衷的战斗英雄故事的正面取材，选择了一个几乎让人难以置信的特殊素材；其二，具有特殊信息意义的是，这是一个发生在少数民族身上的故事，而这个罕见的冷门故事又与时尚的志愿军题材相关联；其三，它把这样一个小故事，最终却推向一个“重大”的社会政治主题：全国民族大团结。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刚刚三年之后，就显现出的全国民族大团结；其四，是“人桥”这个标题，从文字的角度上说，它是这篇文章唯一的亮点。其准确的概括性，潜含的悬念感以及诗意的别致，显现着与这篇通俗文字不协调的奇崛与老辣。而作者稚嫩懵懂中的这一意外“放电”，正是一个写作者最重要的创造力和根性之所在。
这篇短文还显示了另外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与昌耀自己所说的，他刚起步时“动辄洋洋洒洒数千言而不舍得煞尾”那种纵马撒野的写作完全相反，这篇短文从选材、裁剪、立意到拔高性的主题升华，可以说完全符合当时报刊作品发表的特殊规范（这种规范至今仍有余脉延续）。这一方面表明，他当时深受周围文学师兄们关于写作技巧的点拨之惠；另一方面，还显示了他写作时在选材等方面避热觅冷、避同求奇，以至后来在文字中“铤而走险”的最初端倪。
纵观昌耀的一生，朝鲜战场上的文艺兵生涯，对于他的确是重要的。它不但使昌耀天性中的写作冲动得到了诱发和释放，更为关键的，是它为昌耀的人生调控出了文学写作的方向，并在此确立了一个可供长期延伸的起点。而这个起点，又是在新旧时代的分水岭上，由新时代主流文学价值准则所统摄，在新的现实场景、新的艺术观念、新的文体风格，乃至他本人新的写作身份中展开的。因此，这使他刚刚开始的写作，不久就能够进入时代主流文学之中，进入主流报刊。反过来说，如果同一时期的他仍是桃源县立中学的一名学生，此时会有他的文学写作吗？即便有，又是否会在一开始，就进入上海的《文化学习》这类主流刊物呢？答案自然是不难想象的。
毫无疑问，这正是昌耀人生位置不断前移的结果。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为时3年的朝鲜战争随着谈判桌上“停战协议”的签署而宣告结束。当天晚上10时，停战协议正式生效。漫长的前沿对峙线突然一片静寂。片刻之后，双方的官兵从战壕中探出头来，然后一起欢呼。
但昌耀却没能等到这一时刻的到来。就在停战前一个多月的1953年6月初，他所乘坐的军车在朝鲜元山前线又一次遭到轰炸机的空袭。许多次在弹片纷飞中毫发未损的他，这一次未能再获幸运。随着急驶的军车在炸弹中突然瘫痪，他在一瞬间被强大的惯性抛起，头颅随之朝着一个坚硬的物体撞去……
等再睁开眼睛时，他已仆倒在朝鲜农民的菜园中。此时“天仍未亮，高射炮的弹火还在天边交织着火树。我的脸庞枕垫在潮湿的泥土。我知道我耳边的血流仍在更远的地方切开潮湿的土地……我终于活了下来”（《内心激情：光与影子的剪辑》，1986年）。经过简单的包扎处理之后，他随之被送回到了国内，进入长春18陆军医院治疗。关于这次伤情，原始的诊断记录为“脑颅颞骨凹陷骨折”。在昌耀此后所持的《革命残废人员证》中，其残废等级被核定为“三等乙级”。